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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2018年01月04日 14:49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张倩红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关键词】德国历史史学界纳粹大屠杀反思罪行战后两次世界大战历史学【作者简介】张倩红,郑州大学教授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与《德国的浩劫》几乎同时出版的是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聚焦于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该书开始把希特勒及其同谋视为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从而揭开了战后德国史学家反思纳粹罪行的序幕。两年后,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出版了《欧洲与德国问题》一书,强调普通德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 12年的纳粹时代是德国历史的断裂。

关键词:史学家;纳粹;世界大战;德国历史;民族主义;学派;奥斯威辛;客观性;学界;欧洲

作者简介:

  【摘  要】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

  【关 键 词】德国历史 史学界 纳粹大屠杀 反思 罪行 战后 两次世界大战 历史学

  【作者简介】张倩红,郑州大学教授

  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去”,承认纳粹德国的史学史就是民族主义史观被政治与权力所扭曲的历史,奥斯威辛是历史学家必须背负的“十字架”。由于纳粹大屠杀在战后成了德国战争罪行的代表符号,也成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羁绊,因此,德国(尤其是西德)历史学家以反思大屠杀为切人点,开展直面战争罪责的讨论,建构起健康的历史意识,从而推动了“正常化”、“民主化”诉求在德国的回归,历史学家在重建战后德国历史意识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社会情怀与时代关切。

  一、“沉默文化”下小心谨慎的大屠杀叙述

  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德国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多数学者代表“沉默文化”,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另一些史学家则开始用“浩劫”、“悲剧”等字眼来解释纳粹时代,认为“罪责问题”已成为“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而最早发出

  这一声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drich Meineche)。1946年,83岁高龄的梅尼克撰写《德国的浩劫》一书,针对国家理性、权力与道德、纳粹主义的出现以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反思。梅尼克认为,祸害国家与民族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而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群众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导致的不道德因素”,使自由传统及人道主义陷入了黑暗的深渊。与《德国的浩劫》几乎同时出版的是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聚焦于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责

  问题,该书开始把希特勒及其同谋视为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从而揭开了战后德国史学家反思纳粹罪行的序幕。

  两年后,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出版了《欧洲与德国问题》一书,强调普通德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12年的纳粹时代是德国历史的断裂。他把德国“集权专制”归结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乌合之众”,认为纳粹主义并非德意志历史传统的产物,而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群氓政治病变的结果,呼吁重塑德国的“历史形象”。显然,无论是梅尼克还是里特尔都极力把纳粹主义解释为一种欧洲现象而非特有的德国现象。总体而言,战后初期传统历史学家对于大屠杀的表述十分谨慎,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竭力回避。这是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欧美社会还是犹太世界,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大屠杀的内疚与沉默”成了普遍的现象。执政的阿登纳政府虽然同意赔偿犹太人,但对大屠杀的态度同样较为消极推诿。在这种“沉默文化”的社会语境下,许多传统派历史学家都把大屠杀归结为纳粹官僚机器的恶行,坚持认为德国民众对大屠杀并不知情,也没有直接的责任,这种历史观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开始批判这种冷酷的沉默。1959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mo)发出了“德国人压制了过去,就是在背叛未来”的呼吁。同时,德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反犹情绪也极大地唤醒了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他们开始改变传统的历史认知,挑战历史主义学派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叙事模式,批评其过度的政治化倾向与民族价值观将“反民主传统合法化”,主张把欧洲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的理念用于历史研究。这些社会史学家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被冠为“怀疑的一代”、“意见精英”,在他们取得大学教席并主导史学界之后,大屠杀叙述得到了更多的表达空间。

  二、批判史学家与大屠杀历史的解读

  从20世纪6O年代开始,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定位史学的功能,他们不再一味肯定民族的过去,而是对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结构、民族传统以及社会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其代表人物有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汉斯一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尤尔根·科卡(J~rgen Kocka)等,因他们主要来自比勒菲尔德大学而被称为“比勒菲尔德学派”。与老一代相比,年轻史学家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容易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呈现出冲突、分化与组合的局面,激烈的争论过后,传统的历史主义学派渐失阵地,新一代历史学家更多地成为历史学界的中坚。他们所倡导的新史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转向:第一,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对世界历史的关切使得史学家脱离了对个别文化和国家的关切”①,这强化了历史学的当下意识与批判性功能;第二,以历史的、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德国民族国家及其过去,让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史等史学传统转向社会史、经济史,抛弃经验史学家的唯心主义传统,建立“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他们反对“断裂历史”,认为德国必须改变对过去的认识,而大屠杀正是“过去之认识”的核心,铁血政策与奥斯威辛同样是德国的遗产。

  德国新一代历史学家的转向得益于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1963-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其他针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活动使大屠杀的事实越来越公开。1968年,曾经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出任德国联邦总理,两年后他做出感动世界的“勃兰特之跪”以示谢罪,从而使德国政府以其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沉默文化”逐渐被打破,历史学家开始把纳粹主义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而大屠杀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新历史学家采取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从德国的特殊性出发来思考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所谓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指近代德国一直沿着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及北美工业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而地缘环境、军国主义、民族性格、政治制度,尤其是民族主义导致了民主性与现代化的缺失。新一代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特殊道路并非民族主义学派所标榜的“德意志的特殊成就”,而是悲剧性的民族遗产,这条畸形的“特殊道路”是“奥斯威辛的种子”、“大屠杀的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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