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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叔叔在红星垦殖场
2018年04月21日 08: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九九 字号

内容摘要:胡子叔叔就是这样一个为实现伟大事业不懈奋斗、坚定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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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王震(胡子叔叔)这个名字,广为人知的是他在南泥湾、新疆农垦的故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一个远在江西省东乡县的一个小小的红星垦殖场之间的故事,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农场在王震的心目中竟然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王震向毛主席提出想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毛主席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搞点科学试验也好。”(人民出版社《王震传》543页)

  与当年请战南泥湾、南下、保卫延安、进军新疆、建设新疆、铁道兵修建黎堪铁路和鹰厦铁路、开发北大荒等一样,毛主席的命令还没有发出,王震就主动请缨,这次也一样。

  科学实验是什么?怎么搞?王震“胸中早有一根棍棍”。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紧紧抓住了农民和农村问题。解决吃饭问题不容易,南泥湾、土改、人民公社、四清都是解决吃饭问题……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与解决吃饭问题有关。中国共产党在曲折艰难中寻找着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道路。胡子叔叔也为此尽心竭力、探路前行。

  临行前胡子叔叔向总理报告,请求带上王兴,得到总理批准。就这样,胡子叔叔带着公务员小栗、炊事员老陈和王兴在10月中旬来到他精心选定的江西抚州东乡红星垦殖场。1970年4月我也跟到了红星垦殖场。

  这时的红星垦殖场已经不是1958年胡子叔叔视察过、十年以来一直支持关心的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把红色沙漠变粮仓”的农垦战线的旗帜了。他熟悉的场长老红军唐继章已经被打成叛徒,成为“唯生产力论”的走资派,关进牛棚。场里被搞的你斗我、我斗你的打派仗,干部群众懵了头。

  王震一到红星,找来农民出身的革委会副主任徐文甫,徐文甫汇报说:“生产年年下降,工资发不出,负债50万。”胡子叔叔听了沉痛地说:“领导不抓生产,犯罪啊!”

  革委会主任通知王震参加“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会。胡子叔叔坚决地说:“今天什么会也不开!通知中层干部和科技小组的同志都到总场汇报生产,谈困难。别人说我光抓生产,不抓革命,把那些造反派头头也叫来! ”听完汇报后,王震同志开始讲话。他语气沉重地说:“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别人养活我们!老师、学生、城市居民、全国老百姓一年一人几尺布票,每月几两油、一斤肉、30几斤粮食,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会场鸦雀无声。他情绪激动起来,声调越来越高:“大家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老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准乱来。从今天起,白天搞生产,晚上抓革命,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劳动,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

  解决吃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生产力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科学技术问题。

  王妈妈曾开玩笑说:“你胡子叔叔不当官可不行,官大小不要紧,小队长就行。”此时,胡子叔叔就是只带小栗、老陈、王兴三个人的小队长,但却干得风生水起。

  他是有备而来,他要在这方寸之地,下一盘大棋。

  胡子叔叔紧锣密鼓地运筹着。1969年10月到红星,1970年开春,他就多方联系,先后从湖南、湖北、上海、山东、北京和江西等地请来几十位农业专家、技术干部、生产能手:有搞农学、园艺蔬菜、和遗传的;有搞植保、和农业机械的;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能手、种棉巧匠,还有种玉米高梁的“状元”。这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中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技术干部潘湘民、湖南农学院的教师田自强、苏国栋,还有种田能手……被打倒的老场长唐继章等同志也解放了出来,很快组成了以王老为组长,卢汉生和田自强为副组长的三结合科研小组和科学试验示范小组。这是一套完整的、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三结合的队伍,也是战斗的总参谋部。

  根据红星的实际,他制订了一个以创高产为目标,以改造红壤为核心,围绕良种的引进和培育、作物的栽培和保护、轮耕套种、深耕改土和农、牧、工、副综合开发,发展生态农业,继而向抚州地区以及全省全国扩展的计划。

  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胡子叔叔在一本笔记本上写着“红壤,在世界上占陆地面积的38%,在中国占陆地面积的22.7%,在江西占陆地面积的64%,而红星垦殖场,几乎全是红壤土地。改造好红土壤,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大贡献。”为此,他亲自搞了一块红壤科研试验地,在红壤中增加大量的有机肥料,而养猪、养牛、积肥,既可发展生产,又可把粪肥投入到红壤中去,形成良性循环。他提出,猪场上荒山,后来又提出3亩地一头牛的计划,积肥改良红壤,争得粮食高产。红星垦殖场红壤改良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得到了推广。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创举!

  毛主席号召要“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胡子叔叔说,中国人要吃猪肉,改良土壤要猪粪尿。一头肥猪,可有猪肉,猪粪;猪肉,猪皮,猪毛……要出口换外汇。看到一位解放军的战士,发明了“糖化饲料养猪新技术”的信息,王老立即把这项技术引进红星。这项新技术要把大量的秸秆切碎、粉碎,那是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

  胡子叔叔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在王老的直接指挥和具体支持下,红星农机厂很快研制生产出饲料粉碎机,把原来当作柴火烧的玉米杆、高粱杆、红薯藤、瓜藤、稻草等全部都切碎作糖化饲料。这项养猪生产技术,不仅仅是红星的突破,而且对今天农业秸秆稻草的循环利用、保护环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兴在粉碎机的研制生产中发挥了作用。

  在红星垦场改良红壤的同时,胡子叔叔早就谋划着养牛这件大事。他已在规划符合国情的、以现代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奶牛场。引进、繁殖优良品种是养牛的第一步,我在红星参加了当初被人耻笑的、把种公牛的精液通过液氮罐冷冻为精粒的工作。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貌似简单的工作,在中国发展养牛的伟大事业中,竟然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

  红星垦殖场牛场的发展过程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个牛场的建设和养牛过程,发挥和调动了人力、物力、财力等一切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了一滴水、一棵草、一泡尿、一堆屎的作用。这个创新,在今天看来也是完美的、便于复制的循环经济的典型模式。养牛场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从养牛到生产各种乳制品的循环经济的现代化大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在工业生产中尚不广泛,但是王老已经把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的专家请进了牛舍。

  我记得1969年10月,红星垦殖场粮食产量平均亩产不到400斤,但是到1971年,水稻单亩产已经超过800斤。王老任组长的科学小组种的实验田,水稻亩产一年由400多斤跃到813斤,寺前有块实验田已经达到2300斤。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王老在红星所做的这几件事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但是他深知任重道远,这条道路还很长,还要继续干下去!

  他是心中带着一张蓝图到红星的。这个蓝图就是毛主席所画出的宏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农业的蓝图(胡子叔叔熟读毛主席的《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并要求大家一起学)。他要利用这个机会,解剖一只麻雀,探索一条把这个蓝图绘制在祖国大地上的方法和途径。

  他在红星的试验,就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思想。他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哲学著作, 展开“抓革命促生产”的讨论,深刻理解毛主席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业学大寨”、“农业八字宪法”、 “五字”( 农、林、牧、副、渔)、“十二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方针和指示。

  为了发展农牧业生产,他还派人去新疆学习。当年,他把江南的经验带到南泥湾,今天他说要“把新疆的经验带到江南”。

  从1969年10月中旬到1971年9月,胡子叔叔在红星农场(红星农场在中国地图上小到连一个点都算不上)虽然只有两年多,但他在这里的实践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事业的独特贡献。1971年底红星垦殖场年终结算表明,在王震同志的全面指导下,经过全场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红星垦殖场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摘下了多年大额亏损的“帽子”,实现了扭亏为盈的目标,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星垦殖场是那样的小,与南泥湾、新疆、北大荒、海南岛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胡子叔叔85年生命长河中,红星虽然只占三年,可在他心中却占据了23年,直至他生命的尽头。他不仅制定规划,而且亲自指挥参加每一个“战斗”。他一如战争时代那样身先士卒,天蒙蒙亮,就带着小栗、老陈、吴宪双,头戴草笠,肩扛锄头,走在田垄上,不时地把路上的牛粪扔回田里。有时他会发脾气训斥践踏秧苗的小学生,有时会批评机耕道宽占了耕地。他管红星垦殖场的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株稻,每一头牛,甚至每一堆粪。

  1972年7月25日,胡子叔叔说:“我到你们那里(红星)蹲点三年,做点调查研究,搞些科学试验,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还有几个三年?我觉得很光荣。今后,红星垦殖场仍然是我调查、学习和联系群众的一个点。”

  1973年3月3日,他说:“根据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我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做点调查研究,搞点试验。你(指唐继章同志)要回去向省、地、县委讲清楚,我在你们那里搞点试验,不要今天一个名堂,明天变一个。红星在国务院已经挂了号。主席和总理为全国人民吃饭操心,我们不做好工作怎么行呢? ”

  1982年4月,他说:“红星垦殖场,我还是要管的,我当农垦部长的时候,虽然也去过农场,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场蹲过三年,南泥湾也不过一两年,时间很短。”

  1983年8月,他说:“江西的垦殖场情况怎么样?今后准备怎么搞?听说有点情况。老唐(指唐玉秘书),你给省委几个领导写个信,就说红星农场我要管到底,瞎指挥也要让我搞一点。”

  1989年10月16日,他说:“‘文革’时,我在江西省红星垦殖场三年,回京还是作为一个点,管这个场。”

  胡子叔叔善于用战略思想指导战斗行动、用战斗行动落实战略思想。在南泥湾,他用开荒生产落实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新疆,他走出一条实现“屯垦戍边”的路子,由此推广到北大荒、海南、云南。而红星则是凝聚和升华了他从南泥湾一路走来的经验和精神。他要用自己的战斗行动,落实毛主席农业工业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战略思想。所以说红星的重要性不输于南泥湾、新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王兴回红星。红星已经是一个以规模养牛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小城镇:农业方面,农、林、牧、副、渔、茶、果、菜;工业则有食品厂、豆制品场、酿酒场、农业机械厂……学校,医院,公园,礼堂……工农兵学商住有所居,房前屋后,核桃、板栗、樟树、油桐、苦楝,茅竹,鸡鸭满院跑;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少有所学,人人有工作,喜乐融融。

  这是共产党人日夜向往的共产主义新农村人民生活的缩影,是经历了艰苦地与天斗与人斗得来的。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

  红星的同志精心保留了王老从1971年到1992年9月的信件、讲话文章约5万字,弥足珍贵。只有胡子叔叔自己的文字能够准确告诉我们,毛主席命令王震做了什么“科学实验”?王老又是如何完成这一神圣的“科学实验”的?也回答了人们所不理解的、江西东乡邓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垦殖场对王老为什么那样重要。

  研究红星有非常重要重大的意义。这个重大意义,胡子叔叔非常清楚。因此他才如此重视红星。他多次对红星的干部说:“我在农场住了三年,对你们全体职工和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故乡的深厚感情。”

  他在给红星职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到:

江西省红星企业集团全体干部、职工及家属同志们:

  欣闻江西红星企业集团成立,我特致以热烈祝贺之忱。

  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时刻惦念着我的第二故乡——红星,感谢我在红星期间你们对我的照顾。我衷心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王震 1992年9月28日

  胡子叔叔就是这样一个为实现伟大事业不懈奋斗、坚定的共产党人!

  (此文是2018年4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纪念王震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张延忠(张九九),国家人事部党组原成员、司长,张鼎承同志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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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九九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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