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海昏侯墓和妇好墓的考古成果双双进京，引发了观展热潮。考古发掘将久远的过去鲜活地呈现于眼前，因而考古学在诞生后的200年里颠覆性地刷新着人们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如果说海昏侯和妇好两展是集一时一墓之精绝，那么眼下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则集纳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0家文博机构的360组件出土文物，尝试以“美的发展”为视角，以中国历史发展为序列，以出土文物为物证，揭示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兼容并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诠释美学现象背后蕴含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史前时期： 美萌芽，龙初见

　　美——有意味的形式，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史前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对规律性的形式要求如色彩、光滑、均匀等产生了朦胧的理解和偏好。

　　看展览，大家对史前部分往往一带而过。这也难怪，不就是些小石头、碎陶片嘛，有什么艺术可言吗？

　　要知道，这些不甚起眼的石头，恰恰体现了那些美最初的萌芽——既然是萌芽，当然幼稚而粗粝，不仔细或者不懂行可是看不出门道的。展出的几件出土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头，学名叫打制细石器，距今约1.2万至1.5万年了，是用于切割、加工兽皮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这些颜色明艳的玉髓、玛瑙可不是俯拾皆是的本地石材；再看那形如利牙的，线条流畅、加工细致，就连边缘打磨的痕迹都很有韵律感。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古人类对石器材料的选择和加工已超出了实用、方便的单一目的，对石器的“形式意味”有了特殊要求，这就是设计和装饰艺术的萌芽。

　　到了新石器时代，对丰收和人口繁衍的企盼、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催生了巫术和原始宗教。史前人类以“美”器礼神，以共同信奉的符号团结各部族，推动了艺术审美快速发展。彩陶艺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文化代表性，起源于河南省的仰韶文化使彩陶艺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影响半个中国，推动了华夏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展览中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盆，装饰着仰韶文化的代表性花纹，复合了垂弧纹、弧边三角纹、窄带纹、圆点纹等多种几何图案，明快和谐的黑白两色，随意中蕴含着规律。看似抽象的纹饰却可以让人想象到鸟飞于天、鱼翔于水、花开于野……折射出质朴自然的世界观。这是原始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且纹饰中蕴含着浓郁的巫术与原始宗教的意味，并不仅仅是装饰。

　　玉，石之美者也。史前人类对石器长达二百多万年的依赖之情，在新石器时代转化为对美石——玉的推崇，玉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作为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典型，玉猪龙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凝望这件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看它浑圆的身体造型，寥寥数笔看似草率的刻画，你是否觉得它其实很像是虫？其实，确有观点认为蜷体龙取材于蚕、蝉等从幼虫到成虫的变化过程，龙“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的神通就是从虫类演绎而来。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在我国南北多处出现，虽然形态各异，但表现出强烈的共同文化特征，成为我国史前时期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夏商周： 文明基因深埋于礼乐文化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成型阶段。原始社会全民性的巫术礼仪，此时被权贵阶层垄断为统治法规——礼乐制度，青铜、玉，乃至原始瓷等贵重材质被制作成礼器用以标志权贵的等级身份。礼乐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植根于礼乐文化的孔孟儒学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理。

　　也许你早有疑问，博物馆里各式各样叫不上名字的青铜器，为什么许多都是酒器？那是因为，古人认为酒是人神沟通的重要工具，故而酒器是重要的铜礼器。湖北省随州市羊子山西周噩国墓地出土的噩侯铜方罍便极具礼乐文化代表性。

　　铜罍是大型盛酒器。此罍高达62厘米，从盖至足通体遍饰动物纹：器盖捉手为双鸟首，口沿饰夔纹，肩部饰夔龙纹并接铸一吐舌兽首，侧面接铸兽首衔环耳，扉棱做凤鸟形；盖面、腹部的主体纹饰为兽面纹（或称神面纹），细致的眉毛、高浮雕耳廓均甚罕见；圈足饰一首双身龙纹，表现的是龙的正面和两个侧面。圈足下拴有一铜铃，体现了礼与音相和的思想。

　　夏商周青铜礼器装饰的动物纹源自对神灵的敬畏，其中兽面纹为核心母题，是在多种动物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和想象，呈现出神秘、狞厉之美。青铜礼器以雄健庄重的线条、狰狞抽象的动物纹寄予了先民对原始力量的崇拜与权力神授的象征，体现了夏商周艺术既脱胎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感性，又寄托着礼乐思想的理性精神，表面的凶悍背后是文明童年期的稚拙烙印。

　　细看那些古老遥远的青铜器，可以看到审美的渐变。

　　商周时的青铜纹装饰更为拘谨，更为讲究对称，更为繁密拥挤，动物的形态也更为概括，多种动物的身体被分解，打乱拼接。而到了周朝，随着礼制的确立与完善，原始的图腾崇拜不再是主流，更加追求简约与和谐；新工艺、新理念与鲜明的地域性使青铜礼器的纹饰更有装饰美。比如这件西周早期的噩侯铜方罍，一方面用细致的兽面纹辅以夸张的扉棱和辅助纹饰尽显张扬，另一方面兽面纹省略了两侧身躯，整器没有地纹，将宗周礼器的简约之风和南土浪漫气质融为一体。而它旁边的那件形似大型蜗牛的铜觥（也是盛酒器），前段为立体圆雕兽首，器身和觥盖饰兽面和凤鸟纹，主体纹饰之间没有补白的云雷纹，体现了周代审美观渐趋简洁，与商人喜好三层花繁缛纹饰的意趣已大不同。

　　礼乐文化当然离不开“金石之乐”。编钟在商周时期是高级贵族的专享礼器。中国古代的扁体双音钟，敲击钟口正面和侧面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阶，寥寥几件编钟就能演奏完整旋律，代表了商周时期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最高水平。

　　展览中有一套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曾侯墓的编钟，由四件甬钟和一件镈钟组成，是目前所见西周早期单座墓葬出土铜钟数量最多者，刷新了学界对西周早期音律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认识。甬钟和镈钟的区别在于：前者口部弯弧，后者口部平直；甬钟乐声清脆短促，适宜演奏连贯旋律；镈钟乐声低沉悠长，用于乐曲开头或结尾处“一槌定音”。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前的调研发现各地有很多精美的文物都没有走出过本省博物馆，甚至是库房，随州叶家山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便是第一次走出湖北。

　　尚玉传统在商周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峰，玉器成为别贵贱、辨尊卑的礼器。东周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琢玉工具得到了改进，玉器的造型和纹饰不断创新，透雕工艺有了显著进步，不仅大量玉器具有透雕图案，也使器物整体造型有了更多的流畅曲线。湖北荆州出土的一件龙鸟鱼形玉佩将龙、鸟、鱼等动物形象重构组合为新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战国时期南方楚文化浪漫诡奇的特质。比起前面看到的玉猪龙的质朴、简约，这时期的玉雕构图精美、刻画细腻，已经是我们这些门外汉也能玩味的艺术品了。它同时也体现了东周时期自然主义逐渐代替神秘的宗教氛围，人们开始更自由地通过造型艺术表达对世界的观察，生活化、写实主义成为艺术风尚的主旋律。

　　及至春秋战国，更轻、更耐腐蚀、更易装饰美化的漆器取代了青铜器占据的统治地位，迎来了中国漆器史上的高峰。展厅里的这几件漆器绝对令人惊艳——

　　造型独特的漆木羽人，长着尖嘴、长尾和钩爪，健壮的腿上还可依稀分辨出鳞羽，高站在凤鸟头顶，立于象征母性崇拜的蟾蜍底座之上。长久以来隐身于《楚辞》《山海经》的羽人就这样飞到了我们面前。

　　鸟形漆木匜杯，器盖浮雕一鸟衔蛇、另两条蛇左右相蟠的生动场面，蛇身相互缠绕交错，蛇头从鸟的羽翅间穿出，以视觉的中心对称平衡的构图方式，结合动态优美的曲线，形成静中有动的形态，表现了制作者严谨的空间造型意识。

　　还有凤鸟莲花纹漆木豆、漆案双头四角镇墓兽、以虎为座以凤鸟为架的悬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