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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信息·价值·作用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几个理论问题
2020年01月23日 09:36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 作者:曹兵武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让文物活起来,将遗产用起来,是新时期强烈的社会呼声,也标志文物工作和文化遗产事业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进入了主动性保护、预防性保护和综合性保护利用的新阶段。为此,需要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定义、价值与作用予以重新思考和评估,对保护与利用一些具体范畴与相互关系予以重新界定,甚至需要探索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系统理论予以支撑。

  关 键 词:文化遗产价值体系 保护利用 遗产信息 文化模因 文化传承

  作者简介: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研究”资助课题(课题编号17@ZH018),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17-JBKY-19)阶段性研究成果。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化遗产事业的强烈呼声。从理论上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三种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营养,进行继承创新:一是传统文化,它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持续发展;二是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它们不仅给予中华文化巨大的冲击和启迪,也是中华民族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论指引与思想力量;三是立足现实、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文化,这是由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因此,文物保护利用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而关于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作用等若干理论问题,也亟需予以探讨。

  一、古玩—文物—遗产:认知递进与实践升级

  文物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物”)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国人对其认知与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古玩—文物—遗产”几个不断递进的发展阶段[1]。举个例子,一件物品,比如一个实用的杯子能成为文物,不仅包含功能方面的转变,也包括人们对其价值认知和物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转换。但是,如果说古玩主要还是基于个人喜好的收藏、把玩和研究,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文物则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国家开始正式介入对古物古迹的管理之后的新概念和社会事业的拓展,当然其内涵也由文玩清供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考古、历史和古生物等遗存。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不仅是物的种类、内涵的扩大,也包括物人关系的外延与拓展。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古物保存法》,并经过其后几十年的发展,最终于1982年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文物保护法》。这里的古物与文物尽管有一字之差,表现的却是由借鉴西学时的科学中立态度向民族与历史情感的一种妥协。因此,文物概念包含着一种强烈的精英科学价值观和国家意识、文化认同的视角在内。至于文化遗产,则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首先予以明确界定的,我国自1985年加入公约并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后,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相关理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2005年国务院公布每年六月第二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后,我国进入全民关注和参与遗产事业的新时代。因此,文化遗产概念标志着物人关系的大众化,标示着祖先遗存不仅应经过精英传导到大众而被普遍的认知,更应该在大众的心理和社会实践层面被认知、接受和传承,融入历史本身的进步与发展。

  由此看来,“古玩—文物—遗产”这三个概念与其对应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相关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物”本体内涵层面的物理性扩展,也体现了相关信息与价值的发现、积累与增值,以及遗产与人关系的全面变化——遗产作为历史与祖先的馈赠,不仅可以成为个人的珍爱,也具有传统认可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三大价值,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也是建构新型群体认同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如果把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开始申报世界遗产、本世纪初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视为遗产理念的觉醒期,那么当下“让文物活起来”和“用起来”的提出,则标志着文化遗产进入一个新的深入发展期。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这个新阶段,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已不仅仅是过去通常认为的政府与行业研究者的职业职责,而应该是政府领导、行业专家指导、公众全面参与的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一项事业和社会实践。与文化遗产阶段相适应,需要探索包括政府、各行业机构、研究者、公民及其他相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适应现代社会多元主体、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保护模式;需要探索管理性保护、规划性保护、科技与工程性保护、日常维护等多种保护实践的结合;需要探索利用型保护、发展中保护的活态与动态保护理念——当下遗产的保护利用已经成为一项整合科技、法规、政策、社会实践的系统性工程,因此,也需要探索更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遗产理论与方法[2][3],尽可能遏制遗产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性因素[4],以实现遗产本体的延年益寿,遗产信息保存的真实、完整和系统性,以及遗产价值的充分呈现。这个新阶段还要求我们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背景,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为目的,重新构筑人与遗产及环境的关系,通过理论创新和科学实践,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和实践体系。

  在这方面,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基因和信息理论与技术对遗产保护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基因控制着个体乃至细胞层面生物的繁衍演化,而人作为生物与文化双重适应的特别动物,文化也是人类的群体性适应手段和进化手段。个体的DNA借助细胞分裂复制增生与合成等实现其生命历程,群体的文化则借助学习、传承和创新,助推人与人之间和整体性社会的发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物化载体,其保护、传承和创新(变异)与个体的基因遗传、展现和变异、演化具有某种共通性,为人的超时空文化传播与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包含着类似文化DNA或者文化模因式的具体介质[5][6]。这种理论方法与思维方式对文化遗产与文物的保护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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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曹兵武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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