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宁可先生已于2014年2月18日仙逝，笔者仅以拙文聊表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意。据笔者所知，宁可先生所著有关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的已出版成果主要有(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序)：《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56页；《史学理论与方法》，与汪征鲁合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续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4页；《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等。宁可先生所参与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实践工作主要有：1960年，首次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前身)开设“历史科学概论”课程；1962-1964年，参加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科学概论》，黎澍主编，同时参编的还有胡绳武、李时岳；1978年以后，每学年为全系研究生开设一个学期的“史学理论研讨”课程，直至2003年75岁高龄因病停开。在宁可先生的长期主持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已发展成为具有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的二级学科。关于这些工作与经历可参见宁可先生的回忆录《流年碎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276页。目前已发表的有关宁可先生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邹兆辰《宁可先生与史学理论》，载《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龙学文《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拙文《从治史经验到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试评宁可先生著〈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391页等。另外，本文的撰写还大量参考了笔者从1994-2003年追随宁可先生学习和做助教期间的课堂笔记和录音资料，其中已发表的部分以刊行版本为据，未刊部分则另加以注明。

　　业师宁可先生(1928-2014)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治学广博，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①仅就其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也开始得相当早。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35岁时就积极投身于当时史学界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中，成为历史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②本文旨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着重从厘清学科范围、建构学科体系和回答重要理论问题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对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在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有所推进提供些许启示。

　　一 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

　　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对本学科性质和建构问题的争论和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集中反映了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过程，尤其能够直射出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在西方产生于19世纪后期，是历史学专业化和职业化需求的产物，其代表作有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1868年)、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和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年)等，他们系统地总结了西方传统史学的学科体系、任务、本质和方法论原则，以及历史知识的基础与形式。这一类成果中的部分内容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所吸收，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次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高潮期，出现了一批史学理论性质的专著和论文，体现了中国史学由历史层面转而进入史学层面的发展趋势。这其中大多数著作的内容是围绕历史观、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结构、史学史和史学方法展开的。③

　　中国史学界出现的第二次“史学理论热”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之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再次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如宁可先生回忆中所述：“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④这期间史学界一方面开始全面反省学科自身的发展道路，包括总结中国史学的丰厚遗产，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诸多成果；另一方面，又逐步纠正了长期存在的思想偏差，明晰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真正确立起史学理论相对专门化的学科范围与界限，奠定了其学科的基本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宁可先生早在1984年发表的《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一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⑤，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率先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尽管当时的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建立史学理论学科的热望和趋势，“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建设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不是搞得很清楚”⑥。结合当时已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宁可先生将史学理论的相关讨论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内容：第一类为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具体包括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基本规律(历史动力、社会经济形态、历史评价标准等)，有关客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矛盾性与相互作用等)，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一特定时代或国家的具体应用和理解(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农民战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经济结构、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第二类为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学术史问题，具体包括探讨历史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有关史学史和史学思潮的研究，以及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评论等。

　　上述所有这些内容大体构成了所谓广义的史学理论大厦，其中第一类旨在依据客观历史的运动特点形成对历史的普遍性考察，是力求通过客观历史的现象、表层发掘其内容中深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可称之为“历史理论”，历史唯物论即是一种历史理论。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客观历史发展的趋势、结构与运动规律等，是一种对客观历史本体的认识(本体论)⑦。

　　在此基础之上，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民族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关系，以及历史学科内部具体历史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即便如此，史学理论也不应是上述诸方面的一个大拼盘或是一个庞大而无所不包的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史学理论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理应具备其专属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并可以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因此，狭义的史学理论应仅指有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即上述第二类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又可称之为“史学学”；它应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具体历史研究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形成理论和方法，对具体历史研究的任务、方向、重点、广度、深度、高度、方法、科学水平、现实作用等起着指导作用”。

　　站在今天史学理论学科勃兴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毋庸讳言这一将史学理论广狭二义的区分，以及进一步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对当代中国史学逐步建立起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及其学科定位具有较为深远的学术影响，也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认同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