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跨学科 >> 学科前沿
濒危语言,理智与情感之间
2015年10月16日 10:00 来源:文汇报 作者:黄春宇 字号

内容摘要: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关键词:濒危语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情感

作者简介: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不久前,在甘肃省会宁县闭幕的第1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上,教育部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70%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只能听懂的单向交流,相当于全国仍有约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短短的一则消息拨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人们在就推广通用语言的话题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开始惦记各自家乡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

  “当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再活在人们的嘴上,一个比我自己死去更深的寒冷传遍全身,因为这是所有我这类人的集体死亡。”澳大利亚诗人戴维·马洛夫(DavidMalouf)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民族语言濒危所带来的惶恐与沮丧。语言的死亡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但与残酷的生物界一样,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语言注定要遵循一套共同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国外的语言学家在上世纪末便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最近更新的数据超过了7000种),将有三分之二的数量在21世纪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确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9年又确立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一大批以抢救濒危语言为诉求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股思潮很快从西方传到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古代欧洲)、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蒙古族后代)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与濒危语言打了几十年交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想引进国外出现的濒危语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但一开始有些人不赞成,公开表态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因为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没人敢反对,我们只能换个说法来开展濒危语言的研究——空白语言调查、新发现语言调查。”孙宏开回忆道,将濒危语言真正提到台面上是在2000年,其背景是国家民委收到了很多呼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提案,随后委托《民族语文》杂志社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来研究这个专题。据说,最初还是不让叫濒危语言,用语言生态问题取而代之,过了两年,上面的领导也主动提起了濒危语言的概念。“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如何鉴定一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9项评估指标:(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绝对人口,(3)语言使用者相对人口,(4)语言使用域的走向,(5)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7)官方语言态度和政策,(8)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9)现有记录材料的种类和质量。前6项考察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分为安全、不安全、确有危险、很危险、极度危险、灭绝六个不同等级。“经过这些年的识别工作,中国语言的种类一直在增加,最近的数据是136种。”孙宏开表示,真正充满活力的、划分在安全级别的语言不多,约有七八种,处于极度危险的数量相当,已经灭绝的有两三种。他提到了自己写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曾被翻译成4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那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壮语、彝语等,而属于濒危语言、灭绝语言的两组数据似有偏差。列入“濒危组”的成员近20位,包括阿侬语、赫哲语、塔塔尔语、图瓦语、仙岛语、泰耶语等;“灭绝组”则有满语、木佬语、哈卡斯语、羿语、巴则海语等8种语言,其表现为——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绝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语言;母语已经无人使用,仅仅保存在个别老年人的记忆里或者文献里;仅有个别人知道母语,但已经没有人再来用它作为交流和交际思想的工具。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博婧)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未标题-3.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