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其精神追求和道德精髓，说到底都以提升人的素质，塑造理想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为旨归。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期早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使其基本骨架、内在气质和俊彦风貌，在《论语》多视角的反复刻画中脱颖而出并惊艳四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此等等。“君子”一词在《论语》里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由此足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百般钟爱和悉心打造。冯友兰曾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就是为人的生存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他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反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比照中予以贬责和否定，比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创立了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轨迹的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就是认为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上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还断言，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

　　这种观点并非简单地仅从语言逻辑归类上定义儒学，或说儒学是尊崇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或说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墨家的一种学说等等，而是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确信文化教养能够提升人的品质，改善社会风气。儒学的价值就是培育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儒学是君子之学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如何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