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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走进历史现场
2014年03月07日 09: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阿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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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阅读以往的历史记录,同时进行实地田野考察,这是更深入地理解当时历史的一种重要手段。徽州地区不仅保存了大量公私文献与契约文书,同时也是目前明清古村落、古建筑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明清方志、族谱中的村落图,轮廓至今仍然依稀可见。这也使得徽州可能成为研究者走进历史现场的绝佳区域。

  近代以来,不少中国古代史新学科的产生都与古文书的发现有着密切关系,徽学也不例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叶显恩、章有义、周绍泉、栾成显等人利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赋役制度的系列成果问世,徽学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受到学术界重视。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出版后,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外学术界关注,徽学开始走向世界。

  徽州文书发现促成徽学产生

  随着徽学研究影响的扩大,围绕“徽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围,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纷纷发表看法。特别是2000年前后,《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刊发多篇理论性文章,探讨“徽学”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徽学就是徽州学,或曰徽州文化,指出徽学就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徽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甚至有学者将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列为三大地方显学。不过,以上定义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中国很多区域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但并没有都建立起以地域命名的学科。

  2000年,《历史研究》刊发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绍泉的《徽州文书与徽学》一文。文章指出,徽学之所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根本原因是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利用。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与敦煌学等一样,徽学也是取用新材料以研求问题,为当今学术研究的“预流”。徽学研究将会给宋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变化。周绍泉关于“徽学”的基本看法后来逐渐成为徽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贵州清水江地区也发现大量民间契约文书,出现了“清水江学”的提法。徽学、清水江学虽然都是以行政或地理区域命名,但这些学科成长的前提,都是这些地区保留下来的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契约文书成为更广大的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因此,这些学科已经超出地域社会与地方文化研究的范围,成为整体中国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科学的资料整理是创新的前提

  时至今日,徽学已成为明清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大型资料集与各种研究论著不断问世。不过,徽学发展到今日,也面临一个持续发展与创新的问题。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史料的丰富性。这些史料既有文书,亦有编纂物;既有公籍,亦有私籍。将其统称为“民间文献”或“民间文书”是不恰当的。这些不同性质的史料,由于形成过程不同、保存目的不同,史料价值亦有差异。因此,如何对资料进行科学分类,就成为徽学研究实现创新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出土的史料与传世文书研究中,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明清档案等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比较成熟。例如,简牍研究者根据出土简牍的性质,将简牍分为“简帛典籍”和“简牍文书”两大类,提出“简牍集成”和“册书复原”的概念与研究方法。这一分类方法充分考虑到简牍的内容与存在形态,将“文书”与“典籍”区分开来,确立了简牍整理的基本原则。徽学可以借鉴这些新出史料整理的经验,遵循古文书学、文献学的方法,将徽州古文书与徽州的族谱、地书、文集及宗教科仪之类的民间文献区分开来,按照文本的性质进行分类。在分类过程中,既要考虑内容,也要考虑这些文本的收藏与保存形态,以确保史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进而确立徽学资料整理的新规范。

  同时,在整理徽州文书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它的内容,也要关注它的材料、形状、字形、花押、印章信息等外在物质形态。这些内容既是徽学研究的对象,同时对于正确认识文书的内容也具有重要意义。

  走进历史现场

  阅读以往的历史记录,同时进行实地田野考察,这是更深入地理解当时历史的一种重要手段。徽州地区不仅保存了大量公私文献与契约文书,同时也是目前明清古村落、古建筑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明清方志、族谱中的村落图,轮廓至今仍然依稀可见。这也使得徽州可能成为研究者走进历史现场的绝佳区域。

  一张看似平常的土地买卖文书,在徽州地区被赋予了更多含义。无论是卖主,还是买主,以及中人、代书人等相关人士的信息很可能散见在徽州的族谱、方志、文集之中,其中提到的田地山塘形状或许至今仍保持原貌,围绕这张文书的社会背景、自然地理情况就一下子清晰起来。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经意间可能发现某些文书与某个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有关。例如,《万历七年(1579)七月祁门郑月等立抄缴契》的代书人是明代著名民间戏曲家、《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作者郑之珍,这张文书成为郑之珍难得一见的书法真迹。又如,《天启六年(1626)汪阿程同伯卖田赤契》就是绰号“鼓上蚤”的明末东林义士汪文言的妻子因为“缺少钦赃银,无处措办”而不得不出卖田地的文书。这些珍稀文书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助于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些历史名人。

  徽州地区保存下来丰富的古文书、族谱、方志、文集等史料,为学术研究的综合实态分析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也是徽学研究的魅力所在。近年来,随着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不断深入,徽州地域社会与地方文化研究也是成果卓著。许多珍稀文献点校出版,徽州商人与徽州宗族研究日益深入,有关徽州村落、徽派建筑、徽州艺术的研究也成为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不同类型的电视专题片层出不穷。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徽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徽学学科实现创新提供了条件。徽学研究者更要抓住机遇,全面推动徽学研究进入新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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