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空间生产理论是空间理论在不断整合美学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阐释下成为直接促动当代“空间转向”的重要理论资源。法兰克福学派较早运用马克思生产实践论方法探寻空间的社会历史性，使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摆脱抽象超验的形而上学倾向。而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引入到空间研究的领域，提出“空间生产”的著名理论，使空间的理论思考达到了辩证统一的生存—实践论哲学高度。解决了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所面对的悖论难题，空间理论因而成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批判理论。

　　关 键 词：空间理论；空间生产；表征实践；文化空间

　　作者简介：谢纳，文学博士，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兴起于当代的“空间转向”改变了以“时间性”为主要关切对象的传统理论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从“时间性”向“空间性”位移的空间理论发展态势。空间理论在不断整合美学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建构起以表征实践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生产理论视域看，空间并非物理学意义上或地理学意义上的纯粹客体，它是“人化的自然”的产物，势必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文化空间生产是指以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表征实践方式，建构空间文化意义的过程。因此，“文化表征”与“空间生产”的关系，不仅是阐释空间理论的关键议题，也是建构艺术空间理论的重要议题。

　　一、空间转向与表征空间生产

　　大致上说，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主要经历了从形而上学化到社会历史化、从空间本体论到空间生产论的转变过程。其中，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论对空间理论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说，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阐释，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论成为直接促动当代“空间转向”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西方思想传统看，空间始终是一个先验而玄妙的问题，更多地属于形而上学本体论或认识论所讨论的议题，因而导致与人类生存空间或生活空间越来越疏离。传统空间理论始终关注超验的本体、先验的理性或抽象的构成，保持着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正如黑格尔在论及空间哲学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空间本身究竟是实在的，还只是事物的属性，这在过去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首要问题。”[1]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几何学空间成为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根据，构筑了纯粹理性得以建立的根基，因此可以说，西方理性主义乃是奠基在空间几何学之上的一种思想传统。

　　作为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空间问题越来越先验化、抽象化、理性化。与之不同，马克思则从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空间问题，这是因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马克思曾以机械唯物主义为例，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是怎样把空间抽象化、理性化、科学化和绝对化的。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3]。形而上学空间理论的最大问题是，空间越来越失去了人性的、感性的光辉，成为冰冷的与人无关的抽象之物，成为一种敌视人的学说。

　　一向标举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较早运用马克思生产实践论方法探寻空间的社会历史性，使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摆脱抽象超验的形而上学倾向。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开始尝试以一种空间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批评，开启了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指导、以都市空间意象为对象、以资本主义批判为旨归的空间批评路径。本雅明以资本主义都市空间为分析批判对象，开启了一种注重社会历史维度的“空间批评”。《拱廊研究计划》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本雅明“空间批评”的主要特征。因为，城市化的运行逻辑实质上也就是资本化的运行逻辑，它在彻底改变人类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空间。拱廊街是指装有玻璃穹顶的大型商场，它伴随资本主义商业的兴盛发达而建设，成为十九世纪巴黎大都市的标志性建筑，构成都市中一道亮丽繁华的商业景观。通过拱廊街研究计划，本雅明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运用到资本主义都市景观的分析之中，开启了都市景观的空间批评模式。在本雅明看来，充斥于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是充满矛盾流变的“意象空间”，这些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意象空间充填在时间中，切割了线性时间的连续性，造成“时间的碎片”。因而，“只有在空间意象中才能把握和分析以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4]。格雷戈利说：“本雅明试图打断这种通过叙事行为使历史均质的进程，他对其无休止地把差异压制在重复之下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本雅明对时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空间化’，用文本实践取代了叙事编码式的历史。它打破了历史编纂学的链条，在这根链条上，各种环节要素仿佛磁铁一样紧紧地吸附在一起。”[5]本雅明试图将人们从线性的历史决定论中拯救出来，并提出永恒救赎的时间概念。永恒救赎的时间既是永恒的，也是片刻的，永恒与片刻凝聚于空间。追逐线性的历史进步时间，会使人们遗忘当下的现实生活空间，而面向当下即是面向空间，因为，当下的时间弥散于感觉经验的空间之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是“空间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1974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一书出版，以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空间问题，使空间理论具有了社会、历史与实践的崭新内涵，因而被誉为“在人类空间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特别是空间想象力方面，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6]。

　　从实践观点看，空间是生产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人类的生产实践决定了空间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空间实现了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成为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辩证空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超越了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先验与经验的二元论传统形而上学立场，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引入到空间研究的领域，提出“空间生产”的著名理论，使空间的理论思考达到了辩证统一的生存—实践论哲学高度。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为一体，并认为“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7]。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8]。列斐伏尔之所以将空间问题与社会生活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因为他摆脱了传统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倾向，将空间问题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以实践论的视角重新阐释空间问题，从而凸显了空间问题的社会历史维度，使空间理论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新版序言中指出：“把空间概括为某种社会产物，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种具有新意的与意想不到的提问方式，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空间已经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它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难道说不是这样吗？难道说它们仍然‘悬浮在半空’，是一种供学术研究的抽象物吗？”[9]在感性实践的生存境遇中，空间恢复其实践性的品格，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超验本体和自然科学的纯粹客体。因此，探讨空间的本质及其特性，应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悬想，立足于生存—实践哲学的立场，防止空间问题成为神秘不解的玄学。列斐伏尔认为离开实践论视域，空间就会成为某种悬浮于空中的抽象之物，成为形而上学研究的纯粹客体，空间因此变得神秘难解和晦暗不明。空间生产实践论的出场，才真正解决了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所面对的悖论难题，使空间的理解获得了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空间理论因而成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批判理论。

　　二、表征实践与文化空间生产

　　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开始，空间问题得以摆脱先验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列斐伏尔以马克思实践生产理论为基础，将空间理解为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提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这一概念表明：空间不是一种物理或地理的事实性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表征实践的产物，因而对于空间性的理解离不开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为更为具体地阐释“空间生产”的理论，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重合一的空间辩证法，将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辩证地融合为一体。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表征涉及概念化的空间，……它在任何社会或任何生产方式中都是主导性空间。它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10]。因此，所谓具有表征性的空间就是一种象征想象的空间，一种体验的空间，一种符号化的空间。

　　文化空间生产是指运用文化的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空间文化表征意义的过程。因而，探寻“表征”与“空间”的关系，既是理解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艺术与空间关系进而建构艺术空间理论的重要议题。“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十分重要。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将表征理解为赋予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一种以文化表象为特征的意指实践。所谓表征是指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这一文化实践方式通常也被称为“表征的实践”，即“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11]。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空洞容器，而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伴随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文化景观取代纯粹的自然景观，构成人类地理空间的普遍过程和事实，这就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传统地理学在遮蔽空间的社会历史性同时，也使空间的人文维度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由于传统地理学只强调空间的自然地理属性，使空间的意义流失于冰冷刻板的客观地形地貌之中。在实践的基础上，所有的自然景观都是文化景观或人文景观。从“表征性”的角度看，文学艺术作品所再现的风景环境、景观场域等并不能等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或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经由生产实践、文化表征实践，艺术所呈现的空间场所，已经是一种“人化的自然”或“人化的景观”，其中表达着主体的思想感情，蕴寓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及象征意义，使之成为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空间。

　　从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上看，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同样渗透着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不能被理解为客观的物理空间的再现，也不能被理解为客观的地理空间的再现。作为文化表征实践，文学艺术所呈现的空间总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生产。19世纪法国艺术理论家泰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化艺术发展的三个要素，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及文学艺术风格；环境制约着人，环境决定着人，人是环境的产物，要实证性地考察人及其精神文化的特征，就必须勘察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因此，空间环境描写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前提背景。受泰纳的影响，19世纪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均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在环境描写中展现环境与人物的复杂关系，探究人性构成的动因。如果说自然主义侧重于探求自然环境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决定性作用，那么现实主义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本性的决定性作用。现实主义善于描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并将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作为创作追求。为此，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称为“生活场景”系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不仅是《人间喜剧》得以展开的背景，更是人性生成的土壤根基。其后，左拉在自然主义小说创作中，也十分重视环境描写，他提出“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处于他所生长和生活的土壤的种种影响之下，这就是何以某种气候，某个国家，某个界限，某种生活条件，往往都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2]。左拉效仿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对社会环境进行了生理学的解剖分析，构思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长篇小说，全面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将人性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强调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使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描写进入文本书写的范畴，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文学表征的社会历史空间。

　　文学表征空间是通过语言文字媒介而生产建构社会历史意义空间的过程。语言作为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是一种具有意指性的文化意义系统，是一种具有表征性的文化实践系统。语言在赋予文化以意义的同时，也赋予空间以文化的意义，并由此建构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公共空间场所的命名，也是文化表征赋予空间意义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城市公园的建立始于租界公园。租界公园作为殖民主义的空间场所，成为歧视中国人的空间象征符号，铭刻着民族国家的耻辱。然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各大城市纷纷兴建起具有纪念意义主题公园。祛除了殖民主义色彩的公园，被重新灌注以民族振兴的文化意义，成为教育引导民众、激发民族精神的表征性政治空间。在这场民族化、政治化的空间意义生产过程中，以孙中山命名的公园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城市，仅民国时期建成的中山公园达249座。抗战胜利后，沈阳的千代田公园、长春儿玉公园、苏州公园、台湾台中公园等也纷纷改名为“中山公园”。“显然，中山公园不仅是民族主义象征符号，也是民族主义集会、举行仪式的活动场所，民族主义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因此，“中山公园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空间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3]作为公共领域一部分的公园因“中山”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具有了明确的民族主义内涵，中山公园成为表达民族主义话语的表征空间。再如，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十年时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重建，其作为封建王朝建筑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中国的民族文化象征，其使用功能及象征意义均发生重大转换。文学艺术在这一空间意义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运用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段，重建了空间的表征性，赋予天安门广场以现代性的文化内涵。其中，郭沫若的《颂北京》一诗从天安门城楼建筑的雄伟气势入手，在抚今追昔中引入革命历史和国家荣耀。

　　“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雄雄纠纠，磅磅礴礴；轰轰烈烈，炜炜煌煌。国风浩浩，文彩泱泱；革命壮烈，历史悠长。凤城如海，绿化汪洋；丰碑屹立，极建中央。红旗灿烂，迎风飘扬；五星闪烁，万丈光芒。天安门上，党声皇皇；多快好省，挺起脊梁。全民团结，济济翔翔；流金铄石，举国腾骧。和平共处，有纪有纲；东风永畅，天地低昂。”[14]

　　作为场所空间和文学空间的表征，郭沫若的诗并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简单描摹、场景再现，它在展示举国腾骧、红旗灿烂的盛况中赋予天安门广场以全新的符号意义，对于重新建构天安门的空间象征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在空间的意义发生和转换过程中，文学艺术空间表征是赋予空间以意义或生产空间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之一。

　　概言之，空间问题构成了一个复杂繁复的谱系，而置于其中的文化艺术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因此，如何处理文化表征与空间生产这一崭新的当代议题，如何处理“文化表征”与“空间生产”的关系，不仅是阐释空间理论的关键议题，也是建构艺术空间理论的重要议题。空间理论将在不断整合美学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建构起以文化表征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空间生产理论。

　　原文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钱广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18、63页.

　　[4]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5][6][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4、9页.

　　[7][8][10]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by Donald Nicholso-Stmith,Oxford Ok and 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1,pp.190,190,38-39.

　　[9][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引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一辑，第180页.

　　[11][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3页.

　　[12][法]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42页.

　　[13]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王笛：《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