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跨学科
跨学科视角下的协同信息行为研究:合作、平衡与博弈
2020年11月10日 15:30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 作者:张云开 马捷 字号
2020年11月10日 15:30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 作者:张云开 马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目的/意义]随着信息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研究者逐渐摆脱了以单用户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开始重视信息行为中存在的协同信息行为。然而单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往往会在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时逐渐暴露出解释力的局限性,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有助于对研究对象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方法/过程]文章通过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运筹学的视角,对协同信息行为的动机、产生的社会困境以及其中存在的博弈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协同信息行为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全面的理解。[结果/结论]跨学科视角可以为协同信息行为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全面的理解,帮助研究者全面审视协同信息行为从产生到结束的全部过程。

  关键词:跨学科视角;协同信息行为;社会困境;博弈

  作者简介:张云开,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捷,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信息生态视角下智慧城市信息协同结构与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ATQ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引言

  信息行为作为情报学近些年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而在近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逐渐摆脱了以单用户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开始重视信息行为中存在的协同信息行为,协同信息行为相关研究在情报学界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讨论。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单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在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时逐渐暴露出解释力的局限性,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有助于对研究对象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

  2 协同信息行为相关研究

  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是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开端,Taylor[1]于1968年开展的协同信息检索研究被视为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起源。随后,针对信息搜寻过程中存在的协同行为,研究者们试图回答在不同情境下,人们的协同信息搜寻行为具有哪些特征、过程如何、是否存在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重点在于群体如何进行信息活动,如实现自己的信息需求、为搜索活动做准备、收集信息、理解信息、分享由此产生的见解以及在工作和休闲活动中使用信息。

  协同信息行为相关的定义,最早是由协同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而来,而定义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Fidel等[2]最早将协同信息搜寻行为定义为工作团队成员为解决任何信息问题而产生的行为。后续不同的研究者也随着研究重点的变换而对协同信息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解,如Hansen与J?rvelin[3]认为协同信息行为是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信息访问活动,该活动显性或隐性地涉及人直接与其他人进行交互或间接通过文本(例如,文档、注释、数字)与其他人交互。Paul与Morris[4]在网络协同信息行为的研究中将协同检索行为定义为群体协同搜寻的相关场景。这一时期的研究与早期研究的区别在于,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所涉及的人是否与协同信息搜寻系统或任务情境下的工作存在交互。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仍然认为协同是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协同信息搜寻行为与协同信息行为并无差别,并未认真探讨协同与信息搜寻行为之间的关系。

  Foster[5]认为在当前的大多数协同信息行为研究中,协同行为本身并没有成为研究的重点,协同行为常常发生在更广泛的任务情境中,而不应仅仅局限于信息搜寻行为。Foster将协同信息行为定义为使个人能够在寻找、搜索和检索信息的过程中进行协作的系统与实践。这一定义与之前其他相关定义的区别在于不再将个人信息行为与协同信息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协同信息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个人信息行为。Hertzum[6]认同了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协同信息搜寻行为的特征是信息搜寻活动(可以由单个参与者或多个参与者协同完成)和协作基础活动(必须是协作的)的组合。Shah和Marchionini[7]则在其研究中正式探讨了协同与信息搜寻行为之间的关系,他将协同信息搜寻行为分为“为信息搜寻而协同”与“为信息协同而搜寻”两个方式,前者强调参与者共同执行信息搜寻活动而后者强调参与者则在信息搜寻的前后过程进行协同。叶艳和代君[8]通过对科研人员的跨学科合著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协同信息行为模式包括人—系统式跨学科协同模式、主—从式跨学科协同模式、主—主式跨学科协同模式。严炜炜[9]对科研人员协同信息行为模式进行了归纳,并指出科研合作中的协同信息行为包括协同信息获取、协同知识转移、协同信息加工与处理以及协同知识创造。Tao和Tombros[10]在关于协同意义构建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协同意义构建过程主要包括构建任务(识别差距和构建结构)、搜索信息(探索性搜索结构和聚焦搜索数据)、共享信息和信息聚合(更新知识表示)。

  上述研究表明,协同行为并不仅仅发生于信息搜寻过程中,而广泛存在于整个信息行为过程中,Hansen和Widén[11]所提出的搜索模式和认知学习之间的概念框架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一概念模型中,Hansen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分别是组织层面(A)、协同层面(B)与信息使用层面(C)。左边的包含四个人的圆圈所代表的是工作情境下的组织或者团队,在组织层面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息需求与目标,而在团队层面他们也有着共同的信息需求与目标。团队中的成员不仅与组织内部的成员进行协同,同样也会与团队外部的其他人进行协同。在协同层面来说,团队中的成员拥有共同的信息需求与目标,但是同时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信息需求与目标。个人信息需求与团队的信息需求之间会存在重叠的区域,当重叠区域足够大时,会成为团队的良性激励,而重叠区域比较小则会成为个人与团队之间的阻碍。信息使用层面则表现了使用信息客体及创造信息客体所涉及的行为,包括对信息的不同类型的解释(如阅读或听等)以及在不同的方式和情况下使用信息。最后,还可以聚合多个信息组成新的信息,并将其提炼成为知识供团队使用。

  图1 搜索模式和认知学习之间的概念框架

  综合上述协同信息行为相关研究,协同信息行为拥有以下特征:(1)协同信息行为的主体并非是传统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单用户,而是多用户。(2)协同信息行为不仅发生在信息搜寻过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其他情境之中。(3)协同信息行为中的个体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息需求与目标,同时也存在自身的信息需求与目标。

  协同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协同信息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协同信息行为是否一定能够获得协同效应?如何看待协同信息行为中的成员关系?面对这些问题,跨学科视角可以为协同信息行为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全面的理解,帮助研究者全面审视协同信息行为从产生到结束的全部过程。

  3 期望与取向:认知视角下的协同信息行为动机研究

  信息需求是协同信息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合作是协同信息行为的关键,从认知角度来讲,协同信息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项合作认知行为,在协同过程中,协同成员不仅共享信息,同样也共享他们对于信息意义的构建。当前关于协同信息行为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人们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仍然很少涉及。为何人们会选择合作?其中的原因有哪些?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的探索。

  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也许会对回答上述问题有所助益,而理性行为理论[12]和计划行为理论[13]为构建协同信息行为因素模型提供了可能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区分了信念(belief)、态度(attitude)和行为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认为信念支配态度,态度支配行为意图,如图2~图3所示。

  图2 理性行为理论框架

  3.1 结果期望与效能期望

  协同理论认为,通过协同作用,组织集成并不是组织要素的简单数量相加,而是通过人的主动集成行为,使组织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能够协同地工作,从而使组织要素彼此耦合,赢得全新的整体放大效应。Shah等[14,15]以实验的方法验证了协同信息搜寻行为中所存在的协同效应,人们协同合作以提升信息检索的效率。协同信息行为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作为“结果期望”是人们选择合作的动机之一,同样也是信息协同行为产生的原因之一。

  图3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Bandura[16]认为行为的出现不是由于结果因素,而是由于人认识了行为与结果因素之间的依赖关系后对下一步结果的期望。而人们除了“结果期望”之外,同样也存在着“效能期望”,而效能期望同样是人们选择合作的动机之一。Bandura所提出的自我效能感则可以很好地解释“效能期望”。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在行动前对自身完成该活动有效性的一种主观评估,而评估的结果则会对后续行为产生影响。这一表述有着三层含义:(1)自我效能感是对与自己能否达到某一标准的预期,发生在产生行动之前。(2)自我效能感是针对某一具体活动的能力直觉。(3)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个体在面对新的任务时,会对自己能否完成该任务进行评估,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往往会倾向于放弃此次任务,而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则会积极地面对挑战。当面对超出自身能力的任务,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可能去寻求他人的帮助来共同完成目标,因此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也更容易产生信息协同行为。

  3.2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则为协同信息行为中合作的产生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理论支持:社会价值取向,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对于结果分配的特定偏好[17],它所体现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差异,在面对相同的情境下,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所采取的行为并不相同且具有连续性。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者对于社会价值取向进行分类,其中应用范围最广的是Deutsch[18]在其研究中所采用的分类。他将社会价值取向分为了竞争型、合作型与自我型三种类型,竞争型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个体追求自我相对于他人的利益最大化;合作型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个体更关注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自我型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个体则只重视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合作型的社会价值取向被称为亲社会取向,而竞争型与自我型的社会价值取向则被称为亲自我取向。

  相关研究发现,在面对多种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局面中,亲社会取向比亲自我取向对于合作体现出了更多的倾向性[19]。社会价值取向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亲社会取向的人往往认为人们具有不同的合作性与竞争性,而在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更愿意预期对方是合作的。亲自我取向的人则在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采取竞争的方式,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人与自己是同质且倾向于竞争的。合作在信息协同行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合作倾向性更高的亲社会取向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协同信息行为,而在整个信息协同过程中,亲社会取向的个体会更愿意和他人进行交流与合作。

  认知心理学认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当前的认识活动有决定作用,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是研究人类行为最基础且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该理论通过信念、态度以及行为意图等概念,解释了个人认知如何主观化为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态度、信念和态度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意图转化为个人行为。协同信息行为的关键是合作,结果期望、效能期望与社会价值取向均对协同信息行为人的合作倾向产生影响,促成协同信息行为动机的产生。

  4 低效的平衡:社会学视角下的协同信息行为社会困境

  虽然协同信息行为相比个人信息行为有许多的优势,但选择与他人合作并非就意味着一定可以获得协同效应,达到共赢的状态。社会困境则是在协同信息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社会困境产生于行动者寻求协同工作之时,指的是每个行动者狭隘的利己主义并不能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做出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困境中的个体所做出的个人层面最优选择往往会为集体带来糟糕的处境,即使每一个处于社会困境的个体都明白自己并非处于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做出改变现有选择的行为,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个体会通过单方面改变自身行为而获取收益。

  社会困境和协同行为的研究是社会学与经济理论、政治学交叉的产物,早期的研究者包括Neumann和Morgenstern[20]、Olson[21]以及Hardin[22]。这种跨学科的努力也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观点,促进了演化博弈论的发展。

  与信息行为密切相关的社会困境有两类:搭便车问题和公地悲剧。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让协同信息行为人陷入不稳定均衡之中。在“搭便车问题”中,行为人被诱导着不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而在“公地悲剧”中,行为人被诱导着消费一种商品,却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使用是如何损害这种商品的。

  4.1 搭便车问题

  搭便车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行为者希望享受集体利益却不愿意提供创造或维持集体利益所需的资源。这些开创性的陈述来自理性行动者模型[21]、群体团结理论[23]以及规范执行的扩展[24]。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Olson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中提出[21],Olson指出在共同体或一个特定集体的行动过程中,任何个体和追求效益的组织都意愿从公共资源中获取功利性价值,但却不希望为社会和他者供给产品,也不希望担负其他组织为生产公共物品所付出的成本。搭便车问题被视为任何集体利益提供团体普遍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自愿捐款和非正式团体的情况下。在网络群体中,情况往往如此,因此研究这些环境下集体物品的提供,有望为这个普遍问题带来新的见解。

  协同信息行为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高校协同科研团体中的搭便车问题。高校协同科研团体是指在同一科研目标下由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创新合作组织。而作为团队公共资源的科研成果,则需要团队各成员为了共同的科研目标而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难以对团队成员的科研贡献进行量化,因此在科研团队中一些成员会因为其他成员较少的贡献而做出相对更多的付出。搭便车现象的增加导致了科研团队整体效率的下降,而那些科研贡献较多的成员也会因为提防其他成员搭便车而对交流合作持谨慎态度。因此在上述协同信息行为中,每个人都因为不想让他人搭便车而减少自己对团队的贡献,从而导致整个科研团队难以获得最大的协同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团队将处于一个低效的平衡当中: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倾向于选择做出最小的贡献而期待他人做更多的贡献。

  4.2 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这一概念由英国学者Hardin[22]于1968年提出,他研究中假设了以下场景:在一个公共牧场中有着一定数量的牧民,如果其中的一个牧民希望增加自身的收入的话,那么他需要扩充自己的羊群数量,但更多的羊群势必会消耗更多的牧草。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自己羊群的数量会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因为公共牧场消耗的代价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而增加羊群的收益则是自己独享。当大多数牧民都做出这样的选择之时,“公地悲剧”便发生了,过度放牧导致公共牧场环境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无法在此放牧,牧民们相继破产。

  公地悲剧指的是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消费导致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这一情形[25]。当公共资源足够庞大时,没有任何人感受到自我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而集体中的个体并不会因为对公共资源过度消耗的风险而减少自己对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行为[26]。公地悲剧主要强调的是不同消耗资源的方式会干扰他人使用该资源的能力。

  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人们自身的信息接受能力,因此相较体量庞大的信息资源,个体的注意力反而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而大量发布信息,而自己同样被淹没在了浩瀚的信息海洋之中,无法有效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便是信息时代的公地悲剧,人们一方面为达成自身的目标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但却因为庞杂的信息量而难以完成目标。个体有限的注意力被持续的重复浏览、相关信息筛选以及无意义信息剔除所消耗,而另一方面,各种虚假和低质量信息又不断地被发布出来,以实现个体的私人利益。传播学者施拉姆所提出的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向我们指出,用户对于信息以及传播媒介的使用行为取决于内容的易得程度以及回报的丰厚程度。网络信息检索因为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高效率而打败了传统的信息获取行为成为现代人类的第一选择,当网络信息检索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信息本身所拥有的价值之时,网络信息检索丧失了它的最大优势,人们重新跌入信息检索低效的泥沼之中,而这便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公地悲剧”所向我们描述的未来。

  除了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消费导致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的“公地悲剧”这一现象,协同信息行为中同样存在着“反公地悲剧”现象值得研究者们的注意。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Heller[27]提出,他指出尽管公地悲剧让人们开始重视起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所带来的恶果,但却忽视了资源未能被充分利用的可能性。“反公地悲剧”是“公地悲剧”完美的镜像,一个集体中每个人都拥有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每个人都没有公共资源的有效使用权,因此公共资源不能被有效使用而导致浪费。

  反公地悲剧在协同信息行为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便是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国务院于2007年4月5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为目标。该条例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政府部门数据共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直至今日,我国政府的数据共享仍然不能说到达了一个理想的状态。政府数据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有权阻止其他政府部门或者个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因此导致政府数据难以得到有效利用,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孤岛”,数据难以得到有效的共享。因为这些“信息孤岛”的存在,导致政府各部门存在许多低效率的重复性工作。而出于对政府信息资源的安全考虑,政府各部门往往在信息协同过程中选择不共享自身的信息资源,使得整个政府难以达到理想的协同状态,无法获得有效的协同效应。因此整个政府处于这样一个低效的平衡当中:每个部门都倾向于不共享自身的信息资源。

  并非所有的协同信息行为都会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达成协同效应的主要阻碍。作为社会学的典型研究对象,社会困境是在协同信息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是个体所做出的个人层面最优选择却往往会使集体处于糟糕的处境,在协同信息行为过程之中行为人往往会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之中,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无法达到二者之间的最优平衡。

  5 个人与集体:运筹学视角下的协同信息行为中的博弈

  如何摆脱社会困境中低效的平衡?上述两种困境都可以用战略互动博弈来模拟,其中囚徒困境是最常见的模型。囚徒困境与联盟博弈理论,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正式化为一组取决于当事人行为收益的支付矩阵。协同行为困境的基线预测表明在没有改变收益结构的情况下,不可靠均衡将占有主导地位。识别和解释这类机制的运作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的情境,处于社会困境中的个体的博弈策略会因为机制不同而有所区别。当行为人知道他们在未来有更多互动的可能时,就更可能采取贡献、合作与信任的态度[28](如重复博弈所带来的“未来的阴影”)。而这之所以会有效,则是因为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名誉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未来的阴影”成为协同信息行为中信任产生的重要机制[29]。在群体成员关系中,社会关系下基于角色或群体从属关系的身份认同可以促进贡献。社会关系,即个人之间的联系,是人们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重要原因[30]。同样,对于那些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成员提供奖励,是维持贡献的重要基础。而在缺乏上述机制的有效管制下,集体中的合作与贡献将难以维持且更容易转为背叛,变为更加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忽视集体利益。

  数百万人每天在网络虚拟社区中共同协作,将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与交流相互联系起来。这些社区将互动转化为集体财产的能力取决于其鼓励贡献和抑制背叛的机制。相较于传统的负面声誉系统,人们在网络上通过消耗时间和成本来获得“良好声誉”,网络身份所带来的短暂、正面的声誉系统在克服协同行动困境中要更加有效[31]。虚拟环境下对集体财产的贡献是由系统促进的,这些系统允许参与者在技术、体量和其他道德层面进行良好竞争。然而,由于这些系统可以围绕任何性能限制标准出现,因此它们可能就像鼓励良性贡献一样鼓励有害行为(比如搭便车)。而对于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者而言,管理人员需要制定评价状况的标准,以便这些标准加强小组的贡献需求。

  运筹学视角下的协同信息行为研究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正式化为一组取决于当事人行为收益的支付矩阵。通过对个体博弈策略的分析,为摆脱协同信息困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社会困境中的博弈研究应注重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如何有效区分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同情境下的行为人是否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什么样的机制会让参与者更倾向于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6 结语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协同信息行为并非仅仅发生于信息搜寻过程中,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信息行为中。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重点在于群体如何进行信息活动,如实现自己的信息需求、为搜索活动做准备、收集信息、理解信息、分享由此产生的见解以及在工作和休闲活动中使用信息。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协同信息行为研究仍然存在大量的空白需要后续研究者来填补。

  认知心理学认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当前的认识活动有决定作用,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是研究人类行为最基础且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该理论通过信念、态度以及行为意图等概念,解释了个人认知如何主观化为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态度、信念和态度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意图转化为个人行为。尽管存在着忽视对诸如对威胁、恐惧以及消极或积极上的情绪感受等局限性,但对于协同信息行为而言,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都显示出了较强的解释力,结果期望、效能期望与社会价值取向能够很好地说明协同信息行为的产生动机。

  作为社会学的典型研究对象,社会困境是在协同信息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是个体所做出的个人层面最优选择往往会为集体带来糟糕的处境,在协同信息行为过程之中行为人往往会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之中,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无法达到二者之间的最优平衡。

  运筹学视角下的协同信息行为困境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正式化为一组取决于当事人行为收益的支付矩阵。通过对个体博弈策略的分析,能够为摆脱协同信息困境提供相应的策略。

  在情报学领域中,关于人类信息实践以及有关各类情境(工作情境及日常生活情境)下的信息实践早已被纳入情报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因此与任何其他学科相比,对于协同信息行为研究情报学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然而与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关于协同信息行为情报学同样也存在着解释力的局限。跨学科视角可以为协同信息行为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全面的理解,帮助研究者全面审视协同信息行为从产生到结束的全部过程。

  参考文献

  [1]Taylor R S. Question-negotiation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 libraries[J]. College&Research Libraries, 1968, 29(3):178-194.

  [2]Fidel R, Bruce H.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CIR)[J].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2000, 1(January):235-247.

  [3]Hansen P, J?rvelin K.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 an information-intensive domain[J]. Information Processing&Management, 2005, 41(5):1101-1119.

  [4]Paul S A, Morris M R. CoSense:enhancing sensemaking for collaborative web search[C].Proceedings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09, Boston:44-54.

  [5]Foster J.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retrieval[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 2006, 40(1):329-356.

  [6]Hertzum M.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the combined activity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collaborative grounding[J].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08, 44(2):957-962.

  [7]Shah C, Marchionini G. Awareness in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 2014, 61(11):1970-1986.

  [8]叶艳,代君.跨学科协同信息行为模式及特征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7(4):68-73.

  [9]严炜炜.科研合作中的信息需求结构与协同信息行为[J].情报科学,2016,34(12):11-16.

  [10]Tao Y, Tombros A. How collaborators make sense of tasks together: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behavior in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seeking task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7:68(3):609-622.

  [11]Hansen P, Widén G. The embeddedness of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in information cultur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7,43(4):554-566.

  [12]Martin Fishbein,Icek Ajzen.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J].Philosophy&Rhetoric, 1975, 41(4):842-844.

  [13]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179-211.

  [14]González-Ibá?ez R, Haseki M, Shah C. Time and space in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the clash of effectiveness and uniqueness[J].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 2012, 49(1):1-10.

  [15]Shah C. Evaluating the synergic effect of collaboration in information seeking[C]. SIGIR’11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2011:913-922.

  [16]Bandura A, Freeman W H, Lightsey R. Self-efficacy:the exercise of control[J].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1999,13(2):158-166.

  [17]Van Lange P A, Otten W, De Bruin E M, et al.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individualistic, and competitive orientations:theory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4):733-746.

  [18]Deutschi M. The effect of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upon trust and suspicion[J]. Human Relations, 1960, 13(2):123-139.

  [19]Van Lange P A M. A social dilemma analysis of commuting preferences:the roles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s and trust[J].JournalofAppliedSocialPsychology,1998,28(9):796-820.

  [20]Neumann J V, Morgenstern O.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Behaviour[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44.

  [21]Mancur Olson J, Zeckhauser R. Collective good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Alliance Efficiency[M]//Issues in Defense Economics,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orch,Inc,1967:25-63.

  [22]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9, 162(5364):1243-1248.

  [23]Hechter M.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Association,1989,83(1):323.

  [24]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993.

  [25]Ostrom E, Alemán E C.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Review,1993,86(1):279-249.

  [26]Yamagishi T, Cook K S. Generalized exchange and social dilemmas[J].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 1993,56(4):235-248.

  [27]Heller M A.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J]. Harvard Law Review, 1998,111(3):621-688.

  [28]Murnighan J K, Roth A E. Expecting continued play i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 a test of several models[J]. Journal of ConflictResolution,1983,27(2):279-300.

  [29]Kollock P. The production of trust in online markets[J]. AdvancesinGroupProcesses,1999(16):99-123.

  [30]Mcadam D, Paulsen R.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99(3):640-667.

  [31]Friedman E J, Resnick P. The social cost of cheap pseudonyms[J]. Journal of Economics&Management Strategy, 2010, 10(2):173-199.

作者简介

姓名:张云开 马捷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