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人类主义作为一股新兴的文化思潮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人类主义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后人类主义之“后”，既非意味着时间上的先后，也不意味着彻底的否定与对立。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是后人类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关于现代技术的追问，为辩证看待技术与主体性的双重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既能促进人的主体性解放；另一方面，技术也可能与资本结合从而形成对主体性新的压抑。后人类主义既对当代人文科学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促使其获得自我激活的新机遇，使人文学者突破传统理论视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与领域。后人类主义理论诞生于西方，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与阐释力，我们应该充分立足中国语境和本土问题，才能对当代中国问题形成有效阐释。

　　关 键 词：后人类主义；现代技术；人文科学；挑战；重构

　　作者简介：颜桂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文艺学的空间转向问题”(2019M651442)。

　　“后人类主义”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2017年，世界围棋史上最年轻的五冠王柯洁面对AlphaGo遭遇“三连杀”；2018年11月26日，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的实验室诞生了两位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这两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或许，这是人类社会走向“后人类”的标志性事件。诸多迹象已然表明，后人类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现代技术发展的变革，而且可能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次革命，至少人文社会科学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复杂关系将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与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后人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启发性成果，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凯瑟琳·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雪莉·特尔克的《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罗伯特·皮博瑞尔的《后人类境况》、阿尔科尔·罗姗娜·斯通的《机械主义时代末期的欲望与技术之战》、唐娜·哈洛维的《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罗德尼·布鲁克斯的《没有表征的智力：人造智能》、朱迪·哈伯斯塔姆与艾拉·利文斯顿合著的《后人类身体》、奈尔·白德明顿编著的《后人类主义》、凯瑟琳·亚当斯和琳恩·汤普森的《探索后人类世界：与数字对象对话》、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等等。这一系列成果集中地讨论了后人类主义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与表征问题，人类与现代技术高度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生存境况、人的主体性问题、生命治理形式、乌托邦以及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命题，在这一框架中获得了重新阐释的契机。后人类主义理论也逐渐进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视野并引起热烈讨论。对西方后人类主义主要理论家重要著述的译介与理论阐释，表明当前大陆学界已经意识到后人类主义理论的导入有可能开启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域——人文科学与后人类主义理论的结合或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要开掘后人类主义这一理论富矿，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厘清三个重要问题：何为“后人类”？“后人类”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关系为何？“后人类”对当代人文科学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后人类主义：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何为“后人类”？后人类是一个危言耸听的学术概念，抑或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人类遇到后人类，这种遭遇是更好还是更糟？后人类与反人类、非人类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又存在何种关联与区别？在后人类时代，我们的主体性如何，我们是否还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如果后人类的智能机器并不与人类争夺水源、粮食和能源这些人类重要的生存资源，那么，人类恐惧什么？后人类时代技术当道，人类的生命治理形式将发生怎样变化？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是探索后人类理论的知识场域及其价值无法绕过的重要问题。后人类主义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上它都并非界限分明，犹如“后现代主义”之命名，后人类主义之“后”，既非意味着时间上的先后，也不意味着彻底的否定与对立；而“主义”的后缀，也并不意味着它具有本质化的涵义。事实上，后人类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对话关系”：一方面，后人类主义挑战了人文主义预设的一系列先决条件，形成了对人文主义的解构和反思；另一方面，后人类主义也包含着某种形态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一种新的思想范式。①

　　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他享誉盛名的《作为行动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文化》一文中先见之明地预言了“后人类”的到来，明确提出了“后人类主义”(posthunaism)这一概念：“现今后人类一词的定义尚存在较多歧义，毕竟‘后人类’尚属新词，大抵而言，我们可以将‘后人类’视为人类自我厌弃的一种新口号。然而，后人类主义却具有相当的潜力，必将影响当代文化且可能由一时之风尚发展成为久远的潮流……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愿望及其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剧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人类主义进行自我转化，成为某种我们只能无助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我们就必须理解500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了，而只怕必须见证此种人类主义转化为后人类主义的必然到来。”②在哈桑看来，“后人类”已不只是一时的时尚，而是掀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它开创一种新的历史潮流。这样的观念陆续得到其他学者的声援与推进，凯瑟琳·海勒就将“后人类”视为是资讯之上观，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亦即人类成为接近人工智能的资讯处理实体。雪莉·特尔克、朱迪·哈伯斯塔姆、亚瑟·克罗克、罗西·布拉伊多蒂等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后人类时代已经降临。凯瑟琳·海勒甚至乐观地认为，美国百分之十的人口已经算是赛博格(Cyborg)③。显然，海勒的这一看法对“后人类”报以了极高的期待，甚或是一种乌托邦的美梦。

　　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海勒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她对“后人类”的理解：“首先，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因此，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就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其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就像一个不断发展升迁的新贵，试图把一个次要的节目夸大为整个演出。而在笛卡尔认为自我是思考的心灵之前，漫长的西方传统都把意识/观念当人格(人类身份)的中心。再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④显然，后人类社会中，我们的命运与智能机器休戚相关。尽管她所强调的是后人类的人机关系，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后人类主义已拓展了多元越界的场域。

　　是什么造成了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跨越？在海勒看来，“后人类”所强调的是观念而非具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后人类将具体形式(身体)建构成思想/信息的具体证明，是对自由传统的继承而不是抛弃。”这样一种形式的后人类，“尽可能地体现各种信息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线的权力或者无形的永恒；承认并且宣扬：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⑤。当然，从“人类”进入“后人类”的转变绝非“彻底的转化”或者“突变”。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人类与“后人类”共存于一个随着历史语境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后人类作为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场域而存在。后人类的“后”显然包含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后人类时代的降临，人类与智能机器将进入一种共生的关系，人类甚或可能被机器所取代，面对这样的境况，恐怖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后人类的降临也带来了欢乐，唤起了令人振奋的前景，诸如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永生的幻想几乎要变成现实了。同时，生物技术的极大突破既让人惊喜，又忧心忡忡。事实上，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反人类”。因为后人类并非必然是反人类的，它也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⑥某种意义上，“后人类”为反思当代人类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域、方法与资源。

　　“后人类”是一个新概念，对这一概念的命名与理解尚存在较多分歧，但是它所包容涵盖的范畴也表明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一书的“导论”中宣称：“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⑦布拉伊多蒂认为，我们应当“把后人类困境视为一个机遇，借以推动对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自我表现的新形式的探寻。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⑧。凯瑟琳·海勒也认为，“后人类”促使我们“摆脱某些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方式来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⑨。尽管哈桑对后人类时代的来临深感忧虑，但是布拉伊多蒂和海勒已然信心满满地对“后人类”摇旗呐喊助威。我们有理由对其寄予期待，况且“后人类”已经展现出了它的丰富可能性与活力，朝向多方疆域奔进。

　　二、后人类主义：对现代技术的追问

　　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是“后人类”最为显著的特征。那么，技术如何成为事件？应该如何看待后人类时代与现代技术二者的关系？技术的高度发展对人的主体性是形成了解放，抑或是造成了压抑？

　　我们追问技术，是为了揭示我们与技术之间复杂的关系。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追问技术构筑了一条思想道路”⑩。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而技术之本质并不完全是技术因素。正如他以树为例，认为那个贯穿并且支配着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树，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树木中间找到的树。由于工具性被看作是技术的基本特征，如若我们步步追问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根本上是什么，我们就会达到“解蔽”。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了。技术乃是一种解蔽的方式。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会由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域，亦即真-理(Wahr-heit)之领域”(1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解蔽贯穿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12)。而技术时代的人类则以一种特别显眼的方式被促逼入解蔽之中。然而，“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知名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集置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带着一种可能性，即：人类或许已经不得逗留于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之中，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13)。事实上，这已经关涉到技术伦理的问题，20世纪以来技术发展高歌猛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淫威已然昭示了“人祸猛于天灾”的道理。金惠敏曾探讨了海森伯以主体性视角观察现代技术的后果：“伊甸园”或“失乐园”？技术发展的缓急与人类困境的关系？从技术发展论到技术成为一种灾难？(14)“美丽新世界”不再美丽，电影《西部世界》中的杀戮与仿生人的自主意识，使得技术伦理问题成为了当前的重要议题。

　　人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医学进步证明了现代技术至关重要。我们正不知不觉地跨入“后人类”的大门，然而“我们对于要向何处去并不十分清楚，甚至无法解释我们遇到的和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些事件让我们极其恐惧和害怕，有些则让我们感到惊喜”(15)。AlphaGo与李世石、柯洁的人机围棋大战，既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令人惊喜的一面，同时也展示了其恐怖的一面。当代社会的技术力量已经无可估量，这也从某种意义上映射了马尔库塞所揭示的：“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也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16)。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科技异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做了系统性批判，他明确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利用技术而不是利用恐怖”有效统治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极权社会，科技“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转台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人们受其奴役和统治的程度似乎就更加深重。“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心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马尔库塞精到地批判道：“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存在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17)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之间的技术争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批判了本雅明、阿多诺、默克海默、布洛赫以及马尔库塞等人的“隐秘希望”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复活已经毁灭的自然”。他认为，“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的表述掩盖了问题的困难”，“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马克思·韦伯曾经希望使用社会的合理化来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我认为，无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马尔库塞，都没有令人满意地、成功地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18)因此，哈贝马斯试图用另一种坐标系重新阐发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进而讨论马尔库塞关于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的论点。事实上，该文即是哈贝马斯针对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这一结论进行辩论所作的。哈贝马斯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讨论了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关系，明确提出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他反对马尔库塞将科技进步所起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所起的社会功能。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科技在今天不仅成了第一位生产力，而且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反对马尔库塞“因为技术变成了统治的得力工具，所以技术的特征是政治的”说法。他着重考察了“来自上面的合理化”过程，以及科技本身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代替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意义”。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和科学具有替代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一点是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而取得的：这就是韦伯合理化概念中模棱两可性的出发点。这种模棱两可性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启蒙辩证法揭示出来的；马尔库塞突出了启蒙辩证法的意义，把它变成了技术和科学本身成了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命题”(19)。哈贝马斯开发了一个较为温和的批判性版本，他的方法意味着技术在其适当的范围内是中立的，但在这个范围之外，它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病态。

　　在关于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上，哈贝马斯主张技术自主性或技术中立性。与之相对的是，马尔库塞十分明确地主张技术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技术，是一种生产方式，是代表机器时代的工具、设备与发明物的总体，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一种控制与支配的工具”。技术受历史条件所制约和影响，不存在独立的技术。他在《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当代技术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并延续(或者)改变社会关系的模式，体现着统一思想和行为，并成为控制和统治的工具”。而在文化领域，“技术产生了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可以调整个体，使其遵循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因此技术提供了社会控制和主宰的强大的工具”。(20)不言而喻，马尔库塞批判的正是技术中立的价值观点。正如安德鲁·芬伯格所指出，虽然哈贝马斯的论点仍有说服力，但他对现代性的辩护似乎对其合理性的主张让步太多了，正是由于这一致命的错误，使得哈贝马斯背离了马尔库塞。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是对的，他提出了一种结合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观点的方法，在他看来，基于这些思想家得出的批评传统是互补的，他们双方即使是在这次冲突中已然毫发无损，因此，综合是可能的。芬伯格宣称：“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回荡在无数的层面：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如果我们继续把社会和技术领域看成是独立的，那么我们基本上否定了我们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否定了我们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追问技术使我们确信，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技术，更好地管理技术，这是至关重要的。”(21)

　　在后人类世界之中，人的身体可以随着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变形、改造，甚至变成机械人、赛博格，那么，身体还是人不可撼动的底限吗？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手机的使用即是当代社会生活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手机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部通话的工具，它也是重要的信息平台，还是随手可用的摄影设备，甚至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支付工具。或许，很多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一旦出门忘了带手机，总感觉缺失了什么。哈贝马斯指出，在扩张自身欲望的情况下，人类将会因生化人的出现而分裂为两类：接受过改造的超人，和未改造过的“纯正人类”。然而，到底改造了多少才算是生化人呢？接受了人工心脏手术，或把全身都替换为机械，有没有本质上的分别？那么，“人”的概念是否因此而含混、摇摆？诸如《生化危机》《西部世界》等一系列的影视作品已然将生化人、仿生人的问题促逼着我们正视。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身体的建构与解构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的、超越的讨论场域。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声称：“技术”作为“新神话出现了”。(22)在他看来：“当现代性作为意识形态的事业结束时，作为一种技术实践的现代主义与我们走得更近了”，“技术现代主义，它的意义，它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与此相关的问题，即技术的控制，这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23)诚然，关于技术与人的主体性关系，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看到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可能促进人的主体性解放；另一方面，技术可能与资本结合，也可能对人的主体性形成新的压抑。“技艺本身既能够助长专制主义，也可以促进自由，既能够招致匮乏，也可以带来富足；既能够延长劳作时间，也可以废除劳作。”(24)对后人类的技术审思，或许马尔库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辩证视角——“既避开了本质上将技术视为一种解放与进步工具的技术专家的赞美，也规避了纯粹将技术看成一种支配工具的技术恐惧者的谴责”。(25)

　　马克思对技术的辩证观念迄今依然深刻：技术创新是人类摆脱繁重劳动的保障，然而，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中，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奴役大众的手段。技术并不必然带来确定的结果。在后人类的技术王国中，我们应该清醒地保持对技术的追问，才能有效“构筑一条思想的道路”？

　　三、后人类对当代人文科学的挑战与重构

　　从信息技术到人工智能，从基因工程到器官移植，从纳米技术到脑机界面，技术已全面重塑后人类世界。或许，传统的人文知识观念已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刻。后人类似乎既让我们兴奋，但又让我们焦虑不安，同时激发了诸多备受争议的文化表征形式的出现。后人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地位的必要性，思考重塑人之主体性的重要性，以及需要研发出符合我们时代复杂性的伦理关系与价值观。沿着技术追问所构筑的思想道路前行，我们有必要继续探寻：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位置？后人类主义对我们当今人文科学产生什么影响？后人类时代理论何为？

　　福柯在《词与物》结尾写道：人这一形象显露出来，“并非一个古老的焦虑的释放，并不是向千年关切之明晰意识的过渡，并不是进入长期来停留在新年和哲学内的某物之客观性之中，它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假如那些排列会像出现时那样消失，“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6)在尼采提出“上帝之死”后，福柯的“人之死”的说法振聋发聩。福柯指出，人的概念并非是先验存在的，而是由历史与社会建构的。“人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和最恒常的问题”，人是其中的一个近期的构思，“这是现在关涉到人本身的存在的历史，因为人认识到自己不仅在自己周围‘有’其‘大写的历史’，而且人本身，就其特有的历史性而言，就是一种人类生命的历史、一种经济学的历史、一种语言的历史据以得以勾勒的那个东西。”(27)对于后人类而言，福柯的这一观点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当前关于后人类的学说建构存在着多元复杂性，有悲观的恐慌，有乐观的欢呼，也有相对辩证的观点。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都在某种意义上直面后人类时代“作为人的意义”，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动态关系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关于人类的想象。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预示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充其量，这种概念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类，即，有财富、权力和闲暇将他们自身概念化成通过个人力量和选择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的那一小部分人。真正致命的不是这样的后人类，而是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28)。后人类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它也并非必然是反人类的。或许，后人类所开启的视域为我们反思人类与现代技术、智能机器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毋庸置疑，后人类时代的降临对当代人文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各种挑战。首先，后人类主义使生命伦理学遭遇人性挑战。后人类主义认为现代技术对人身体的改良势不可挡，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彻底变革人类的身体与心智，彻底变革未来社会与经济。在福山看来，生物技术对人的控制是极其危险的，它有可能改变人类的本性，从而把我们引入“后人类”的历史时代。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也宣称，未来基于大数据和高度智能算法的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而统治世界。(29)显然，后人类主义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思考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的二元论不同，后人类主义强调人与“非人”、人与机器嵌合的共生关系。后人类的基因改造技术、人机嵌合使人成为了“非人”或“超人”，这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重新定义“人”的概念以及生命伦理。

　　其次，后人类主义挑战了我们传统历史观、感知方式和存在形态。后人类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即是现代技术改变了全球时空结构，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的理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犹如德里达所说的“幽灵”。“新的通讯技术打破了一个人内在与外在的传统界限。我们不再是一个人穴居在家里，与人隔绝。”由诸多电子产品电视、电话、手机、电子邮件以及互联网构成的新的电子空间，已经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当代的生活空间与社会结构。“新技术把令人不安的‘他者’带入了家庭内部的私密空间，它们对传统的、统一的自我观念构成了一种威胁，因为自我原本植根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土壤，执着于单一的民族文化，并坚定地维护自我免受异己文化的侵袭。”(30)显然，用电脑上网的人身上体现出了那种既独处又与他人在一起的奇特组合。而且，后人类主义的高度技术也深刻改变了各类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现代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同时也隐蔽地改变了我们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惯习。

　　总而言之，对人性和伦理道德的挑战，对历史观、感知方式和存在形态的改变是后人类崛起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那么，这些变化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所主宰的后人类世界格局中，人文科学如何发现自己的位置？人文科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当人在文化中，既把自己构建为必定被思考的，又构建为将被认识的时候，人文科学出现了。”(31)福柯认为，人文科学包含在认识论的三面体中，在这些知识的空隙之中，人文学科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人文学科向所有其他的知识呈现了一种永久的危险：的确，加入各自停留在自己的维度内，那么，演绎科学、经验科学、哲学反思都不会冒险‘转入’人文科学，都不会冒险充塞着人文科学的不纯洁。”他指出，“人文科学所在的认识论构型的复杂性，人文科学与三个方向的恒常关系：这三个方向向人文科学提供了空间”(32)。事实上，后人类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同时也推动了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浪潮，使人文科学在后人类主义时代进一步获得了自我激活的新机遇，这是又一次思想更新的过程。

　　在我看来，后人类主义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后人类为当代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视野，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人文科学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二，后人类的发展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时代要求，表现了当代人文学界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性与强大适应能力。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革，确确实实地改变了各类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形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方式。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带来新知识和社会变革可能性的新技术。然而，如果人们仅仅将现代高度发展的技术当作唯一的选择，而忽略了其他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与选择性，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可以说是盲目的，是历史的贫困。诚然，在后人类主义世界之中，后人类时代的人文学科依然有责任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中承担起对人类生存丰富倾向与处理当代世界问题的能力与勇气。本雅明赞许布莱希特推荐的“面向现有机制的双重倾向”——运用它们，同时又转变它们——他指出，这并不是精神复兴的话题，而是“技术革新”。(33)在此意义上，我们现今思考后人类时代人文科学的可能，与其说是追求人文科学如何面对、摆脱当前社会问题的挑战，不如说是人文科学如何进行自我的“问题化”与“革新”的可能。

　　当然，后人类主义理论诞生并盛行于西方，自有其历史语境与哲学历史渊源，尤其深植于西方“主体/客体”二元论哲学脉络，因此具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色彩与强大的阐释效能。然而，以“天人合一”为传统观念的中国，显然与西方“主体/客体”二元论有着较大差异，那么当后人类主义理论旅行至中国，它对阐释当代中国问题有何意义？诚然，在译介与运用后人类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立足中国语境充分考虑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与复杂性。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范式，其本身具有灵活性，而且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在运转着，这对我们理解与阐释当代中国迅猛崛起的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后人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人类主义的使命在于将各种思想精神资源调动起来，为我们以更加周密的方式思考现代技术提供资源与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与生活的构成。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借助后人类主义理论和当代技术条件进一步思考与阐释当代中国问题。

　　①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

　　②Ihab Hassan Source.Prometheus as Performer: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The Georgia Review,1977:31,pp.843-844.

　　③“赛博格”，高度概括来说，就是人和人造物组成的结合紧密的统一功能体。在今天，赛博格可以描述为用医学、生物学、仿生学等技术对有机体进行控制，并与其不分彼此、构成和谐稳定的系统。它在科幻作品中常常表现为各种近似人类的生化人或者机械人，比如《机械战警》中的机械义肢。

　　④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⑤《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前引书第7页。

　　⑥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⑦《后人类》，前引书第2页。

　　⑧《后人类》，前引书第17页。

　　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前引书第385页。

　　⑩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11)《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前引书第10-11页。

　　(12)《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前引书第12页。

　　(13)《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前引书第28页。

　　(14)金惠敏：《技术与感性——在麦克卢汉、海森伯和庄子之间的互文性阐释》，《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15)《后人类》，前引书第290页。

　　(1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7)《单向度的人》，前引书第9页。

　　(18)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9)《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前引书第73页。

　　(20)吉姆·麦奎根：《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1)Andrew Feenberg.Questioning Techn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1.

　　(22)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85页。

　　(23)《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前引书第584-585页。

　　(24)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高海青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

　　(25)《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前引书第7-8页。

　　(26)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

　　(27)《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引书第483页。

　　(28)《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前引书第388页。

　　(29)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57页。

　　(30)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31)《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引书第450页。

　　(32)《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引书第454-455页。

　　(33)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