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波伏娃提出对“女性”概念的哲学思考之后, 后女性主义的当代杰出代表巴特勒和克里斯蒂娃从各自的方向对此概念进行了后现代式的再加工, 巴特勒彻底解构了“女性”概念, 把女性融入到了权利的生产中, 而克里斯蒂娃却在女性的主体性身份消解之后又走上了超越性别重建主体的道路。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 是因为她们持有迥异的身体观、语言观和政治诉求。

　　关键词：巴特勒；克里斯蒂娃；解构；重构；女性

　　作者简介：郭滢,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

　　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性别差异的问题, 只是一味地争取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社会身份。直到第二代女性主义者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才真正开启了关于女人究竟是什么的哲学思考。她第一次在学理上把形而上学的女性概念一分为二, 将在文化中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别 (gender) 从生物学上的生理性别 (sex) 中剥离出来。她提出的名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 (P.309) 表明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 即人是社会的产物, 正是后天的社会文明造成了今天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他者身份。具体而言, 她的思考分三步走。首先, 她将性别身份分成两部分:一半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 她承认这部分是先天的本体性存在;而另一半则是后天赋予和培养出来的社会性别, 这才是她的讨论对象。她关心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女人是如何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女人。第二步, 她认为生理性别不可改变, 但社会性别却具有流动性和建构性, 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不能用两性间的生理性别差异来解释现实中女性的从属地位, 这就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即命运”的命题。女性的他者地位是一种由父权统治下的各种社会境况带来的“人造的命运”。根据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逻辑, 女人未能分享到历史上技术文明进步带来的好处, 她们始终停留在重复性的家务劳动和生育等动物性的活动水平上, 没有参与创造性的生产活动, 结果就被超越了自己本性而能够作为一种自由存在的男性所支配和压迫。最后, 她相信女性能够超越现有的边缘性状态, 主动追求自由的存在, 成为自由的主体。我们可以把她对女性的哲思概括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性别差异是什么 (what) ;二是为何女性会沦为受压迫的“第二性” (why) ;三是进而如何改变这种屈辱的地位 (how) 。

　　站在今天的立场看, 波伏娃对以上三个问题提供的具体答案其实并不重要, 她的价值在于在集体向后现代转向的时代她最先开辟了一条对女性性别身份进行重新审查的道路, 随后的女性主义者于是获得了两种研究的可能:一是继续解构女性, 直至彻底消解女性概念;二是自由地重建起新的女性形象。正是基于她的拓荒之功, 她被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母亲”。

　　一、巴特勒对“女性”概念的彻底解构

　　美国酷儿理论的开创者巴特勒 (Judith Butler) 踏着波伏娃开辟的第一种可能性拾级而上。她在社会性别被波伏娃解构掉之后磨刀霍霍地对准了被波伏娃判定为不可化约的生物性别。她认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间的对立不成立, 即自然与文化的性差别不成立。根本不存在先验的前文化或前话语的生物性别, 生物性别其实同社会性别一样是由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所生产出来的, 所以稳定不变的、超历史的生物性别只存在于理论中,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然身体或身体性别差异一开始就在权力关系中被利用。于是她否定了波伏娃的前提条件。她的述行性理论将女人理解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身体上的铭写行为的结果, 女性概念中没有任何内在本质, 恰恰是象征界中一整套持续的权力运行机制凭借语言的述行力量构成了所谓的女性身份。述行之前没有主体的性别身份,在述行过程中“女人被引导去行动,去操演指派给她们的角色或剧本,她们在按规定进行操演,从而建构起她们的主体身份”[2]。她的基本立场是与其说“女人”是一个自然现象,还不如说“女人”是一种行动。

　　她的理论依据首先来自拉康。拉康的基本原则就是能指拥有对所指的统治权。换言之,事物总是在某种结构中获得意义的,不存在先于能指(或语言结构)的所指(或事物)。就主体形成而言,这种能指结构具体指的是语言文化所构成的象征秩序结构。只有在进入这个结构之后主体才拥有了主体性。这个观点对巴特勒的启发有二:第一,将语言严格界定为理性的象征语言,只有在这种语言中性别才被理解,才具有意义。于是被波伏娃设定在社会文化结构之外且不受这种结构影响的自然性别差异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第二,完全不受语言文化等大他者影响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也不存在,婴儿在未习得语言之前就已经沉浸在大他者的语言影响之中了。总之, 从人之初社会性别就和自然性别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没有可以界划的空间。

　　巴特勒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其实是福柯。她不仅利用福柯谱系学的方法论考证了从古希腊直至现代的话语中女人概念的形成条件和过程,她还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为阐释女性卑下地位的形成找到了依据。福柯指出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权力的镌刻,身体在规训中被塑造成一种权力的载体,通过它某种意志决定着自身的文化意义。因此身体的物质外观,也就是女性主义论者所关心的生物性别,总是处于一种文化规范的塑造之中。虽然福柯关注的重点是权力的生产,并没有留意在权力中被塑造和压制的女性,但是他的权力观和后女性主义却相遇在巴特勒的身体政治学理论之中。巴特勒认为不存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身体, 两性间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产物, 而权力狡猾之处就在于它将这种权力运作悄悄地隐藏起来,性别间的差异似乎变成了一种先验的东西,呈现出一种似自然性。

　　波伏娃只是揭示了女人一半的秘密,而巴特勒更是釜底抽薪式地将女人完全解构成了权力的产物。但是巴特勒真的解构掉生理性别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她实际上先用一个“物质性”的概念偷偷取代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虽然巴特勒本人从未给“物质性”概念以明确的说明,但依笔者的理解,这种物质性指的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或社会性的性别特征,而是在社会文化权力关系中带有社会性别成分的混合型性差异。接着她顺理成章地断定这种“物质性”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占霸权地位的权力话语重申的产物。于是她把主体身体置于话语的统治之中,关心的是身体的物质性是如何被各种具有规范化效力的话语惯例所操控的。如此造成了三点失误。首先,她不是解构女性,而是为女性重新套上了语言结构的枷锁。因为决定个体主体存在的权力话语是先于主体存在的,是已有的各种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的各种话语。可见她没有解构生理性别,而只是否定了话语中有任何自由的身体主体。其次,巴特勒否定话语中的主体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自然性别的不存在。她以被她批判的父权制下的理性象征语言为标准来判定事物的存在与否。因此她否认前文化语言的身体的自然差异的理由就在于这种差异溢出了象征语言的结构。但成问题的是自然差异的这种溢出并不意味着它的不存在。最后,虽然她抬高话语的决定权并没有达到否定身体的预期效果,但是实际上却贬低了不具有可理解性的身体的物质性,抹除了身体在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在她那里身体不具有颠覆父权制的革命力量。“她讨论物质性, 但是实际上她最终悬置了物质性, 让话语彻底地统治了身体。”[3]总之,这种对物质性的贬低和悬置并不等同于生理性别的消解。

　　再退一步, 即便说巴特勒确实成功地解构了女性概念, 但这必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主体被巴特勒拆解掉了, 女性政治还将如何继续?后女性主义的合法性又何在?她致力于对主体性的解构却忽视了对女性新主体的重构, 这必将陷入女性主义政治的僵局, 建设后现代激进民主政治的工作最终会沦为一种买椟还珠式的努力。

　　二、克里斯蒂娃对“女性”概念的重构

　　前已提及, 波伏娃客观上还提供了另一种研究的可能性, 即探索重建新的女性主体。法国著名后现代女性论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下文简称克娃) 接过了这根接力棒。她的女性论的特点是将她早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一路带进了她的女性论中, 因此她的女性论具有鲜明的语言学特色。她在语言学上有两点创新:一是她将结构主义的静态的、自我封闭的和同一性的语言结构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异质性的语言意指过程;二是她将这种意指过程的运作分解为符号 (the semiotic) 和象征 (the symbolic) 两种意指模式不断冲突的结果。

　　意指实践中的象征模式来自她对拉康式语言观的部分继承, 指的是从索绪尔到拉康再到巴特勒等一直坚守的在意识层面具有可理解性的象征语言, 这种模式遵循了以父权为中心的象征界中的各种制度化的语法规则和社会规范。婴儿只有在经历俄狄浦斯阶段之后通过后天习得才能掌握这种象征语言的生产模式。

　　她的创新处在于她扩大了语言概念的外延, 将异质的符号模式引入象征语言中。这种符号指的是婴儿先天具有的一种由肛门和口唇引起的基本身体欲望冲动。这种欲动———以恣意妄为、混乱无序、随意越界为特征, 以和母婴一体的身体甚至和整个宇宙能量休戚相关的生命本能为动力———成为了克氏“诗性语言”的意指生产的一部分。该部分来自感性的身体经验, 虽不可还原成理性思维, 却具有某种可接近性。在前俄狄浦斯阶段, 符号先于象征出现, 是象征形成的前提, 是象征结构之前和之外的东西。在进入象征界后, 符号并未消隐, 而是作为象征所不能捕捉或同化的剩余物而对象征进行着破坏与颠覆, 同时象征也制约和控制着符号生产。正是它们之间的张力使得语言成为一种包含了灵与肉、文化与自然的意指过程。她还特别强调意义不能单独还原成符号, 符号模式生产出来的意义必须被置于象征秩序中在象征模式的合作之下才能被理解。在迈入女性主义理论圈时她就将这种诗性语言观带进了她对主体 (不仅仅限于女性) 是什么的重新定义之中。语言的多元性就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性, 因为主体必然是言说中的主体。

　　她的基本立场是两性本处于一个共同体中, 互以对方为存在前提, 性别差异是性别主体性确认的唯一途径, 故她拒绝单独给“女人” (或是男人) 下定义。她说“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4] (P.98) 。她从独创的语言意指实践的角度考察性别差异, 放弃了女性论中流行的关于生理和社会性别的争议, 而是根据诗性语言的符号-象征意指模式提出了一种双性同体的“气质说”。在她看来, 任何非异化的主体, 都兼具女性和男性这两种异质性气质。

　　男性气质, 亦称象征气质, 是主体进入象征界后习得的一种文化层面的气质, 和象征意指模式以及逻各斯父权紧密相连, 从象征语言的句法规则和社会准则中发展出来, 它帮助我们在象征界得以进行正常的人际间交流和从事文化社会经济活动。它是克娃对拉康的俄狄浦斯结构部分认同的产物, 因为她意识到如果这种结构被巴特勒这样的激进女性论者摧毁的话, “主体将无法构形”, 世界将“陷入心理和政治上的混乱之中”[5]。女性气质, 亦称符号气质, 是主体在进入俄狄浦斯阶段之前就具有的一种符号性气质, 它和符号意指模式相关联, 二者都是从母亲及其自身身体中混乱无序的力比多流动发展出来的, 形成于母婴共生的前俄狄浦斯结构。它使得我们具有情感、艺术创造力、生命力和想象力。

　　关于这种气质说需要澄清三点。其一, 克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气质”一词的。在传统女性论中气质指的是在社会文化中逐渐培养起来或期待主体在言说和行为举止方面应该拥有的某些特征, 如女性具有优雅、娇弱、温柔等气质, 而男性则具有勇敢、阳刚、坚韧等气质。而克娃是从语言学的意指实践出发, 她所谓的“气质”指的是两种和语言的意义生产密切相关的符号-象征气质, 和传统的男/女性气质无涉。所以语言学是打开克氏思想宝库的一把钥匙。其他女性论者对克娃的误读大都跟不理解她的语言观有关。

　　其二, 虽然她确实将一些不具有可理解性的概念, 如“符号”、“子宫间” (chora) 等称作是“女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与这些概念之间有本质联系, 而是因为她/它们有着某些共同的特质, 如异质性、边缘性、被压抑性、颠覆性等。最好的例证就是克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等书中曾多次指认众多的男性先锋派作家都是极具女性气质的作家。巴特勒正是在这方面误读了克娃, 她以为克娃是直接将自然的身体和女性看作是共通的, 表征前象征语言的母婴共生状态的“子宫间”即是母性的身体, 进而指责克娃强加了一种“必须的母性”, 用生育来定义女性, 因此将未生育和无法生育的女性排除在外。

　　最后需要澄清的地方是克娃采用的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而是一种多元混杂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强调文化因素的同时又不抹煞自然的因素。因此她的两种气质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在象征界中主体兼具这两种气质, 并且女性气质唯有置于男性气质的合作之下方能发挥作用, 反之亦然;而在进入象征界之前只存在自然层面的女性气质, 尚未顺利完成和母亲分离的婴儿仍然和母亲的身体在心理上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婴儿此时所处的符号态不仅是一切主体 (无论男女, 无论生育与否) 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更是被她看成是“一个未曾因语言系统及其象征的社会规范压抑而完全屈服、消失的动力基地”, 它的存在使得“主体意识获得了更新的动力乃至革命的力量, 这就为主体寻求自由和反抗预留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6]。因此她的政治主张不是简单地回到价值悬设中的符号态, 而是以过去为摹本开创一个无性别身份标签的新空间。

　　克娃的贡献在于她借助语言学的工具 (不是索绪尔式的经典结构主义, 而是她自己独门的符号分析学) 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统一模式, 终止了女性论所纠结的性别差异研究, 摆脱了波伏娃-巴特勒以来在生理与社会性别这两个概念上不断进行抽象化阐释的理论偏向, 转向了对多元差异的主体的重建, 她相信未来男女之间不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再存在争取性别平等或消除性别差异的斗争, 男人将走向女人, 女人也将走向男人, 个人间的差异将比男女间的差异更为重要。她最终推进了一种既不以女人为中心, 也不排除男人, 而是富有包容精神的政治话语的形成。

　　三、“女性”概念解构与重构之比较

　　巴特勒和克娃都是后现代女性论中学院化和精英化的最杰出代表, 有着相似的理论资源背景, 都关注女性主体臣服与解放的问题, 都倚重语言学的思想武器, 但是她们在女性论中分别沿着波伏娃开创的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了各自的观点。现以上文中提及的三个问题为线索, 我们一起厘清她们具体的分歧所在。

　　首先是女性是什么的问题。巴特勒是沿袭女性论的主流围绕性别差异的话题展开讨论的, 她在波伏娃对社会性别初步解构基础之上对自然差异 (是否成功, 另当别论) 进行了再解构, 她的述行理论认为话语造就了象征主体, 霸权话语决定了哪些个体可以成为主体, 而哪些将遭到排斥和压制。她的语言决定论倾向表明了她的答案是女性是权力话语述行的产物;而克娃貌似认同传统的异性恋文化基础, 但实际上她是彻底放弃了对性别差异 (无论是自然或社会性的) 的话题, 转而从意指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气质向度讨论主体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复杂生命体的创造活动。她的诗性语言观即她的主体观。语言中的符号模式和象征模式对应了主体内心世界所拥有的两种气质, 语言和主体都同处于符号和象征的冲突过程中。由于性别差异对她来说没有意义, 所以对待女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她的回答应该是主体皆是符号与象征气质的结合体。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从哲学上探讨造成女性沦为象征界中的他者的原因。巴特勒以物质性概念替代了自然性别概念, 进而论证了在西方哲学上一部物质性概念的确立史正是一部“女性被排除史”。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系中的二元对立, 如灵魂与身体、物质与意义等, 都不是真正的二元结构, 而是在排斥一元的基础之上建筑起另一元的独裁。因此, 女性并不是体系中的第二性, 而是为了使得两性二元对立体系得以成立而被排除在外之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康说“女人并不存在”。巴特勒进一步揭露出这种女性的被排除正是发生在物质性被权力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而对于克娃来说, 由于她避开了性别问题, 因此女性他者地位的问题转换成了原本正常的主体如何变成了与身体的符号性力量失联的异化主体的问题。她和巴特勒一样将问题的原因归咎于父权制下的象征社会, 她认为在这个充斥着各种空洞景观的社会中, 消费定义着我们之所是, 我们失去了内心的精神家园, 失去了和身体的联系, 我们的语言和身体也成为了异己的“陌生人”。越来越多的主体丧失了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所获得的符号性气质, 沦为了精神空间萎缩的问题人。

　　第三个是关于解放出路的问题。巴特勒坚持话语决定主体的观点, 因此她希望从话语入手, 在解构掉似自然的、强制性的性别身份之后接着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思那些被规范性权力话语所驱逐的真实生命获得承认的可能性”[6], 并用非主流话语的同性恋话语来颠覆父权异性恋强制性文化的话语霸权。而克娃虽然同样看重话语的重要性, 但她并不打算改造权力话语, 而是宣扬语言和身体的多元差异性, 强调诗性语言中异质于象征成分的符号成分和主体的符号气质本身所具有的颠覆性和革命性, 因此她认为只有从符号域中找回异化主体失去的符号气质才是解放的关键所在。

　　她们对上述三个问题之所以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原因在于在对待由波伏娃引发的是否存有不受权力侵蚀的女性身体的问题上, 她们的立场截然相反。巴特勒作为波伏娃的解构事业的继承者 (尽管她自己不会承认) 坚持话语先于身体的存在, 故认定任何自然性的身体存在都是一个神话, 并试图揭示出这种前文化的假设中含有一个不能成立的前提, 即身体的存在先于话语。所以她的工作正是要解构这种被波伏娃视为不可化约的自然性别;而克娃却选择保留这种自然性, 并从语言的角度将波伏娃的生理差异改写成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就业已形成的符号域。在进入象征界之前主体必须在符号阶段完成和母亲的分离, 建立起主客体边界意识, 并获得符号性意指模式和符号性女性气质。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中都没有父权话语的参与, 因为只有在完成这一切之后主体才获得进入象征界的通行证。所以承认有一个未受权力操控的身体性存在是克氏语言-主体观的前提条件。她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她同样承认在象征界中这种符号态要受到权力的压制, 要借助象征语言才能被理解和表达出来。换言之, 在象征界中身体不能和文化割裂, 生理性别不能从社会性别中抽离出来。在这一点上, 克娃和巴特勒并无分歧。相较而言, 巴特勒的视界小于克娃, 她只是看到了主体发展的一个画面, 即象征界所发生的情况;而克娃比巴特勒视野更为开阔, 因为她看见了在象征界之前的符号界所发生的故事。

　　再深挖下去, 之所以二人对待前权力的身体的态度大相径庭, 之所以二人的视界范围有差异, 之所以二人分别选择了解构和建构的道路, 其根源还在于她们的语言观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她们都受到拉康式语言学精神分析的熏陶, 都借助了语言学的工具才发展出各自的女性论, 但是巴特勒承袭了男性中心逻辑下的结构主义象征语言观。这种只以理性的可理解性为标准的语言观势必造成了视域的褊狭, 一方面使得巴特勒无法看见任何这种象征语言所无法理解但却可以用感性去接近的语言结构之外的东西 (包括自然的身体, 或前语言阶段, 或来自符号域的女性气质) , 因此她无法正确理解克娃的符号概念, 于是她用符号在象征界的表征偷换了符号概念, 这种曲解引发了她对来自符号界的革命的可能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又导致她无法看到在这种遵循同一性的理性语言内部存在着颠覆父权制的可能性, 她只能试图通过某种边缘性话语的造反来颠覆霸权话语。而克娃借助早期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为这种象征语言观增加了不可理解但却可以接近的符号性层面或界域, 因此她的诗性语言中不仅有可理解性的象征层面还有可接近的符号层面, 身体侵入并隐匿在语言内部, 在追求同一性的理性语言自身中进行着颠覆同一性的工作。可见在语言观上, 克式来自符号界的反抗要比巴特勒式在象征界内部对话语权的争夺战更高一筹。

　　如果再深究二人语言观的差异的源头的话, 还可以发现正是二人政治理想的诉求不同导致了她们在女性论和语言观上的分歧。作为酷儿理论和运动的开创者, 巴特勒的具体目标是颠覆强制性的异性恋体制, 让她所谓的“社会死者”[7]在象征界的主流话语中得到应有的平等地位。依据齐泽克对特殊性 (particularity) 和独特性 (singularity) 两个概念的区分[8], 巴特勒提出的是一种特殊性的诉求, 她以性别 (她所用的术语是物质性, 包含了自然和社会两种性别) 非先天自然性为由, 声张同性恋者的特殊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要求象征界的主流话语对她/他们的特殊性的承认。而克娃虽然以生活在男性父权制度下的妇女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东欧移民为代表的各种社会边缘人为解放对象, 但是她并不强调他们的特殊性, 而是彻底放弃 (或者是超越) 了传统的性别差异, 提出了可以共存于任何主体 (无论男女) 之中的两种非性别差异的气质, 这种双性同体的气质说无法用现有主流知识体系去归类或加以认识。无论圆满与否, 她确实是想从根基上动摇现有体制和女性论的主流框架。因此克娃的主张属于齐泽克所谈的独特性之列, 和巴特勒相比更具包容性和革命性。

　　对于女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也许按照拉康的症候理论来说, 这是象征能指链上的一个黑洞, 永远没有终极答案, 巴特勒和克娃的解/重构工作只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黑洞上缝合上各自的补丁而已, 但是作为二十世纪女性论的代表, 她们顺应她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为女性概念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她们的思想指向了未来, 一个有待于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论者去创造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法]波伏娃:《第二性》,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年。

　　[2]方亚中:《从巴特勒的性属操演看伊利加蕾的性别特征》,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2期。

　　[3]李昀:《差异的谋杀:反思英美后女性主义文学观》, 《国外文学》, 2008年第3期。

　　[4]Julia Kristeva, “Woman Is Never What We Say”, in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5]万益:《后解构的女性主体性:在“现”与“后”之间游走》,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年第1期。

　　[6]崔柯:《文本与主体革命——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2年第1期。

　　[7][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 郭劼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8]Slavoji6ek, “Philosophy Is Not a Dialogue”, in Alain Badiou&Slavoji6ek,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