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温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蒲州老街极具有形和无形的历史灵韵与意象记忆。但在全球化语境中, 它却日渐沦落为都市规划、遗存保护、环境整治等一系列利益博弈环节的争辩对象。为了接续文明脉络与避免空间虚化, 我们理当去竭力拓展蒲州老街作为一个文化记忆支点所应享有的深度空间叙述, 进而以诸种微小叙事来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充满话语意义的空间故事。有鉴于此, 我们意欲从遗产概念的话语延拓、地域记忆的空间叙述以及文明建构的地方营造等三个层面来探讨蒲州老街作为地方遗产所自带的异质性和独特性, 最终让它演变为一类可被瞬间识别的文化符号, 并在赋予民众当下性与开放性空间体验的同时生发出自身不可替代的文化逻辑与话语张力。

　　关键词：地方遗产；空间叙述；文化记忆；话语意义

　　作者简介：何永成，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话语批判与文化比较。

　　基金：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18jd11)。

　　温州老城古有三十六坊、七十二巷,而蒲州老街曾以其长度、繁荣冠绝温州五大老街区, 史上自发形成的鱼市商贸文化更是一度享誉江浙沿海。作为“千年古村落, 明清老街坊”, 蒲州老街既有海洋文化的遗存, 又有塘河文化的史迹, 也曾为“一代高僧”“词学大家”“抗英义士”“教育俊彦”“泾渭双邱”等一众文化群像的渊薮之地。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 蒲州老街也难逃沦为都市规划、遗存保护、环境整治等一系列利益博弈环节的争辩对象。恰如Appadurai所述,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深度历史性、不均质、甚至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1]。作为一个观照生活经验与群体认同的地域范畴, 蒲州老街极具有形和无形的历史灵韵与文化记忆, 诸如古戏台、旧庙宇、老殿观、大宗祠、古民居, 又如传说、信仰、习俗、民谚等。有鉴于此,其遗产价值不能只是停留于官方或民间的口头叙述抑或想像挪用,更不应只关注遗产的物质原真性及怀旧情怀等, 否则极易滑入西方“权威遗产话语”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AHD) 的认知泥沼。总之, 我们理当去竭力拓展蒲州老街作为一个文化记忆支点所应享有的深度空间叙述, 进而以诸种微小叙事来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充满话语意义的空间故事。

　　汉学家Victor Segalen曾说, “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没有东西永恒到可以逃脱时间那饥饿的牙齿。”[2]正因如此, 我们才开始逐渐改变传统认知所致使的只重时间向度的单维史观, 竭力祛除遮蔽空间当下性的要素, 进而构筑一类空间不再虚化的时空联合体。而回归到地方遗产保护, 就是要借特定空间叙述让地方遗存所指涉的征象、像符与象征达致和谐一体, 进而去透视“历史状态中的意义体系——思想、理论、体制、言辞、传统、是非等事实性的意义规定、意义状态”[3], 最终提升“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的地方遗产之话语意义。

　　在全球本土化时代, 地方文化遗产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阮仪山认为原真性原则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并可用以剖析当前文物古迹在修缮、重建与仿建过程中存在的一众问题[4]。吴宗杰指出从经传所载之“周道”可探寻运河遗产的本土意义, 并申明大运河遗产申报应是“以古为新”, 重新发现中华遗产道统源流的创新过程[5]。王舒俐曾通过梳理安阳殷墟遗址被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全过程来探讨文化遗产作为一类商品在国家营造下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地方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自身对空间与地方的特殊情感[6]。Kate Hennessy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渐趋紧迫, 但其复杂之处在于如何让地方文化遗产话语得到主动发声[7]。Kynan Gentry探讨了地方遗产在交由地方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并认为“地方”这一概念在型塑个体及社群对遗产地的情感投入上起着关键作用[8]。Vanessa Assumma曾从维护环境、社会与经济稳定性的视角来考量文化绘图功能, 并强调文化绘图作为一类创新性的知识传递工具, 完全能在地方遗产传承中起到提升域内资源与促进地方增长等作用[9]。

　　其实, 地方文化遗产不能只是一类此在性的存在, 在国家与民族亟盼文化复兴的当下, 更应与个体和社群建立起一种共在性的关联, 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便是适时建构其话语意义。时至2017年11月30日, 蒲州老街的居民动迁协议签署已然结束, 老街拆旧建新工程即将全面铺开。值此老街改头换面之际, 重新来审视其作为地方文化遗产所特有的话语意义便显得极为紧要。概括而言, 蒲州老街的话语意义建构理应涉及遗产概念的话语延拓、地域记忆的空间叙述以及文明建构的地方营造等三个方面。

　　一、遗产概念的话语延拓

　　遗产是“人们之间有关过去的谈论, 是关于他们遗忘、记忆、真实抑或想象的言说”[10]。在语境重置的时代氛围下, 近年来学界逐渐意识到遗产价值的表征旨在表达一种遗产的存在, 而并非一定要是物质的, 它只是借助遗产地这一载体来开辟一类社会交际实践, 进而实现信息源与受众之间的沟通以及遗产地与遗产话语意义之间的平衡。其实, 审视文化遗产不应只关切遗产的物质属性, 也应厘清遗产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关联意义。诚如Smith所述, 遗产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一种交流的行为, 一种在当下并为当下制造意义的行为”[11]。遗产不论物质抑或非物质均是互为影响的, 意识到这一点方可助力各界开发出一系列有益于遗产得到理解和可以持续发展的描述性工具。

　　而要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理应虑及以下两个层面:其一, 文化遗产要获得历时性的延续;其二、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样性需获得跨越代际的持续性延续和发展[12]。至于文化遗产的历时性延续, 因我国的文化遗存多为易腐烂的木结构建筑, 故而修复与重建已成必要之举。譬如, 位于蒲州老街上埠的五显庙便是始建于明洪武元年 (1368年) 的历史遗存, 清乾隆六十年 (1795年) 曾历经重建,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地民众又对其进行了重修。无独有偶, 位于老街中埠的玄坛殿也是见证了明洪武始建, 清康熙、乾隆年间两度重建的岁月沧桑。有鉴于此, 我们在存续文化遗产方面必须超越西方那种极度注重遗产物质原真性的保护原则, 进而去汲取《奈良宣言》 (1994年) 中所架设的相关规范, 也即强调从文化多样性角度去认识遗产, 并理解和处理文化遗产原真性问题;强调文化遗产价值和原真性的认证不能仅凭一种固定标准, 而应根据不同文化的特性, 根据遗产原始信息的可信度与真实性及文化环境进行多学科评价[13]。而至于文化多样性的代际持续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应属于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重要一环, 其关键在于集聚一切具有历史原真性的语言碎片对过去与当下进行意义桥接, 进而在实现古今互文的征途中让后辈感受文明的灵韵、熏沐道德的关怀。众所周知, 蒲州老街因渔而兴, 故而祈求出海平安便成为当地习俗, 域内现存的庙寺殿观宫祠等各式遗存也大多与之相关, 个中应运而生的一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焕发出经久不息的人文魅力, 诸如珠灯工艺、南戏传承以及陈十四民间信仰等。可以说, 对上述遗产开展纵深梳理必将有助于后人全面领略瓯越文化的历史嬗变。

　　其实, 对地方文化遗产而言, 其保护的目的不光在于保护物质遗存, 更多的是要去维护遗产所表征的话语意义, 激活并接续遗产地范围内那些跨越时空的、叠压的各类文化记忆与地域认知, 因为遗产本身便为一种蕴含和传递文化价值的载体。然而, 从晚清开始我国的国族认同便纠结于如何将中华文化置放于西方文明发展的位置[14]。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等一系列世界文化遗产组织的章程与指导原则便纷纷写入我国的遗产保护法规, 并且得到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也正是在此类遗产“治理艺术” (the art of governing) [15]的指引下, 我国制定了一套符合国际操作范式的遗产管理体系, 形成了分门别类, 并赋予不同等级次序的遗产衡量制度。个中世界级抑或国家级的遗产项目, 一般而言都会得到很好的维护与管理, 而那些地方性遗产则碍于地方财政状况或是社会重视程度有时便难免会陷入被漠视的尴尬境地。

　　此外, 统一的遗产标准又往往造就千城一面的遗产保护现状, 环顾国内各大历史文化景区, 更是不难发现满目皆为重建的印记、仿古的意蕴, 于是乎中华地域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与话语意义便在文化消费主义的掩饰下日渐式微, 而他者文化的遗产概念依然充斥着我国的国族论述。蒲州老街, 作为温州城市文化与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观照着城市文明的沧桑巨变, 诠释着生存家园的乡愁旧梦, 还能通过凸显地域历史的厚度与韧度来借古喻今, 进而建构起群体身份的认知维度。有鉴于此, 我们在挖掘其话语意义时必须要关切它作为地方遗产所自带的异质性和独特性, 最终让它生发出自身不可替代的文化逻辑与话语张力。

　　二、地域记忆的空间叙述

　　Rowlands曾断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之保存过去与记忆的时代焦虑中。”[16]也正是这种焦虑催生了我国当下如火如荼的文化遗产热, 为此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亟需一种能映衬国族特色的研究范式。在吴宗杰教授看来, 空间叙述实践就是一类科学合理的可供选择项。空间叙述是从某一地方和场所出发, 将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历史碎片集合在一起, 用古今会通、文理并置的方式, 编织成充满意义的空间“故事”[17]。其实, 地域记忆的空间叙述往往要借助特定的语言形式来开展一种动态的话语生产, 从而深度描绘出我国“崇古、法古”的传统遗产实践所蕴涵的理解与感知世界的方式。而以空间叙述来书写个体在空间经验中的微观感知势必会提升个体对遗产场址、聚居社群的认同。譬如, 蒲州老街上的太阴宫便和民间传说中的神性英雄陈十四息息相关, 据传陈十四当年法成归来在温州、平阳等地尽施除妖、扶危之善行, 时至今日其功德依然在浙南大地广为传颂。现时当地不少民俗活动皆藉由陈十四信仰而开展,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经由温州鼓词艺人世代传唱的《娘娘词》。可以说, 此类活动正是通过曲艺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来弘扬地域文化中除暴护幼、孝悌敬尊、慈爱无私等一众传统美德。

　　恰似Casey所述, “基于地方的认同感是透过象征连续性 (symbolic continuity) 与植入记忆 (embedded memories) 来给予地方意义的。在此过程中, 个体的自身经验、生活记忆以及对群落的集体记忆都在不断地被创造。”[18]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温州迄今依旧保持着山水斗城的格局, 历史老街更是四下遍布, 但不少正面临着明珠蒙尘般的尴尬, 个中蒲州老街可谓最显落寞的典型。有鉴于此, 但凡曾于蒲州老街生活、徜徉过的人, 都有义务去复兴老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景观, 进而凸显老街对完善温州城市记忆和传承瓯越精神血脉所应具有的历史使命。惟其如此, 地域记忆的空间当下性才不会自绝于世界经验的互生过程, 此也即避免Giddens所谓之“脱域” (disembedding) [19], 因为时空延伸加剧往往指涉社会关系从特定地域和语境中剥离出来, 进而造成空间虚化。而之所以要在地域记忆的空间叙述过程中力避“脱域”, 盖因“脱域”作为社会体系中一种特殊的规约性实践, 它不仅体现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上, 而且还存在于各类媒体实践中。

　　具体而言, 地域记忆的空间叙述可以借鉴我国古代史学实践中堪称经典的裁剪、拼接法, 或曰“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的话语范式, 并沿着“言-境-意”的意义生成次序, 将曾经发生于该地域的一切历史要素描绘成可供今人或后辈深度感知的一众故事, 进而创设出一类可被体验的当下空间, 此也即人文地理学视域中的“恋地情结” (Topophilia) , 意指人与空间之间构成的情感纽带, 包括感知、态度、价值与世界观[20]。在全球化的时代, 空间关系带来了世界经验的变化, 社会个体也因空间关系纷纷在知识谱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传统中生发出自身的话语位置。而回归到地方遗产的空间叙述, 我们必须要唤醒个体的空间意识, 并促使其回复到当下的生命居所, 进而通过勾勒一个个地方文化印记来建构起一种开放的人际交往框架。

　　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生命栖息地, 蒲州老街观照着瓯越大地璀璨的历史演变进程和家国社会典型的人文传承形态, 期间形成的饮食宴飨、祀神祭祖、宗教信仰、婚姻嫁娶、生老病死等习俗更是为研究地域文化提供了一手史料。据载古蒲州原为荒地,因沿江滩涂遍生蒲草而得名,宋时此地渐成村落。800年前蒲州下陡门水闸工程的兴建为蒲州带来了康宁,进而古蒲州逐渐演变成倚海渔村,此地民众亦借此形成了亦渔亦农亦商的谋生方式。古蒲州自西而东有上、中、下三个埠头,因渔船密集停靠而成为周边最大的渔业水产集散中心,期间蒲州的渔行生意也藉此风生水起,鼎盛时期曾多达二十多家。早在三百多年前,出于为出海亲人祈福,同时也为表达富足快乐之故,村民们集资修造了绚丽的“珠簖”。“珠簖”为蒲州之宝,乡间有“珠簖花有份,娶亲也好娶”一说。如今,挂珠灯和舞龙、唱戏已然成为当地的三大民俗。

　　此外,蒲州人还秉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理念,自宋代始便采摘附近海滩湿地上之蒲草以编售蒲鞋,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有人以此为生, 今日温州市区南门外的蒲鞋市即为史上售卖蒲鞋的交易市场。因商业发达,人口往来频繁,蒲州出现了各种集市,而后戏台也随之大量涌现。蒲州民间戏事常托言娱神祭祖,习惯把戏台盖在祠堂庙宇里。俗话说:“浙江庙台看温州,温州庙台看蒲州”。在不到2000米长的古街上就有龙首院、五显殿、法华寺、娘娘宫、太阴宫、玄坛殿、将军庙、诸葛祠堂、叶氏宗祠等二十多座庙宇、殿宫、祠堂, 其中有9座盖着戏台。为此,民间戏称“蒲州人不是住殿就是住寮”。

　　再者, 蒲州老街还散落有不少名人故居, 如蒲州老街588号乃抗英英雄叶学程故居。咸丰六年 (1856年) 十二月, 叶氏因带领民众抗英有功而被清廷颁授“四品同知衔”, 今其位于杨府山之墓地则被列为温州市文保单位。蒲州老街82号系邱清泉、邱清华故居, 邱清泉乃抗日名将, 邱清华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累官至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蒲州老街377号是兴建于清末的姜宅老屋, 姜宅又名昌兴堂, 系三合院式私宅, 堂内迄今尚存“鸿案齐眉”匾额。而68号古民居则为叶家大院, 其祖上曾是清朝进士。诚然, 空间叙述并非地方遗产实践的简化方式, 其宗旨在于让听众成为提升遗产功能的积极参与者, 进而在遗产价值的生成与消费过程中制造出各类意义, 尤其是要在遗产的代际传承中建构起一种复杂的互动网络, 最终不断赋予遗产新的文化价值与话语意义。

　　三、文明建构的地方营造

　　遗产文明建构的地方营造重在凸显遗产地的普世价值与国族价值, 因为遗产往往表征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一直以来, 成为世界上深具竞争力的大国堪称我国的国家论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中央正式宣布我国要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 并运用文化软实力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崛起。有鉴于此, 打造文化遗产地便业已成为我国各类文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打造遗产地即为重建文明空间。在改革开放愈发深入的当下, 各个地方基于国家的标准化认证体系展开了一系列竞争, 其中就包括遗产地的打造与开发, 此举倘若施行得当势必会建构起符合官方与民众期待的历史论述和文化意象, 进而上升为地方的身份名片。但如何做到遗产场址与民生建设和谐共生向来都是地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Tilley认为, “地方是一种共同的生活经验、象征与意义, 是构建个人和群体认同以及传记形成的重要部分。”[21]Johnstone则指出, “地方不只是中性的空间形式, 社会群体可透过不同的命名方式赋予地方空间文化与社会意义。”[22]而在Feuchtwang看来, 地方营造 (place making) 则是地方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透过行动与建构来对一个地方进行标记和中心化, 并借此使该地的空间特质产生记忆, 进而让居民获得历时更久的认同感[23]。其实, 民众对地方的认同与感知往往受制于更为宏阔的社会历史进程, 最终将在地方营造的循环关注中生成超越地域的文化影响。众所周知, 地方遗产的魅力不在其物质形式, 而在其精神辐射。而要提升地方遗产精神辐射力的关键在于搜罗该地在历史叙述中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遗存, 进而通过特定的空间载体将其与当下的社会需求和文化建设加以有效桥接, 最终厘清地方遗产的文化肌理, 使其成为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资源。基于上述理念, 蒲州老街的文明建构和地方营造无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而深入展开:爱国情怀, 商业诚信, 宗族源流, 地方礼制, 人文地理。

　　至于爱国情怀, 当地史籍不乏记载, 现择其一二罗列于下:“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 倭寇数千自楠溪出, 夺舟渡江至蒲州登岸, 屯据龙湾并分兵掠永嘉场, 王沛、王德率义兵拼力抵御, 斩倭寇16人、生擒14人、夺马10余匹。”[24]“蒲州渔户, 历年受夷匪滋扰不堪, 合村忿怒。以生员叶学程为首, 联杀夷匪四人而支解之, 夷人始俱。”[25]抗战期间, 出身邱家大屋的邱清泉骁勇善战, 在昆仑关战役和滇缅龙陵战役中屡建奇功。当前, 全国上下都在践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爱国”是对公民道德规范的一项基本要求。有鉴于此, 我们亟需拯救和保护老街的名人故居, 尤应以蒲州老街588号的叶学程故居及82号的邱清泉故居为主要物质载体, 进而对历史上发生于该地的爱国爱乡事件展开叙事化的“深度描绘” (deep mapping) [26], 最终将过往的一众相关图片、文字、实物、记忆等遗产碎片多层面、多模态地彰显出来。这样既可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又能对当前温州社会发展转型起到感召海内外温籍人士返乡投资建设的作用。

　　而谈及商业诚信, 首先就得挖掘史、志、牒、谱等地方文献中有关老街商肆文化的实录, 进而梳理史上商户诚信经营的传统, 最终从一个侧面为时下温州金融改革作出信用诠释。蒲州老街之商业辉煌始自明清时期, 彼时沿街商铺林立, 个中水产交易尤为繁荣。当时渔民们宁愿放低售价, 也要把捕获的鱼鲜卖到蒲州渔行, 盖因此地老板做生意讲信用、重规范。

　　对于宗族源流, 分布于老街周围的邱家大屋、叶氏大院、姜宅、诸葛宗祠等皆为有形的宗族文化缩影, 宗族文化可谓民族文化的基点, 对其加以发扬光大有益于增强身份认同、祛除亲情冷漠、促进社会和谐, 恰似《礼记》所载, “尊祖、敬宗、收族”本为国人世传之伦理认知。宗谱、家谱抑或族谱均为中华民族历史中除却方志与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 中华传统礼制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及后世大儒的探索和践履, 历经几千年的积淀与建构终致臻熟。而梳理蒲州老街地方礼制中诸如宽厚、平和、诚敬、谦让、慈爱、孝悌等一系列正面要素, 对道德失范、礼仪缺位的社会现实极具警示之效。

　　而人文地理则涉及人文景观与地域文化。老街东首始建于明洪武九年 (1376年) 的玄坛殿及其殿前的古戏台最具遗产保护价值, 因为它不仅观照着本土信仰, 还标志着温州戏曲文化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 温州南戏是中国百戏之祖,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老街中段的太阴宫则承载着风靡浙闽的陈十四民间信仰文化。此外, 蒲州乃温瑞塘河北向出水处, 支流百数的塘河水网成就了内河航运及两岸农业, 因而复兴塘河文化势在必行。再者, 挂珠灯、唱社戏和舞龙的老街民俗文化也亟待发扬光大。

　　四、结语

　　现今, 置身于城市改造洪流的蒲州老街已日渐淹没于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 倘不加保护, 其人文价值与历史灵韵恐将消逝于人们的记忆, 而一个被割断文明脉络、徒留喧嚣外壳的地域总是令人遗憾的。有鉴于此, 我们亟需本着时空一体的执念, 通过修缮名人故居、保护古树名木、重振民俗风情、打造亲水生活、发扬宗族文化、传承地域信仰等途径使蒲州老街呈现出其独具特色的历史街区风貌, 进而激活曾经沉淀于典籍、记忆与口头的历史事实, 并使其演变成一种深具空间意义的当下存在, 最终让民众在以文字、民俗、建筑、信仰、艺术等为主要表征的文化遗存熏陶下切身感受地域空间的独特情韵。当然, 这是一类假借空间叙述来使历史街区凸显出开放性的话语实践方式, 它既能诠释老街不同历史阶段文化碎片的堆积分层, 又能通过时空切换复原街区不同部分的空间意义, 从而让遗存真正发挥敦促风尚、凝聚人心的话语价值。

　　众所周知, 空间叙述宜用自然的日常语言来开展线性描绘, 进而在与不同读者群体的反复交际中完成一起起以时间脉络为蓝本去激活人们当下空间意识的话语行为, 最终竭力捍卫一众衍生于老街域内的质感印迹与生动映像。可以说, 维护蒲州老街的遗产身份旨在认识古人理解与感知世界的方式和途径, 并在召唤当下空间出场的前提下助力民众全面领略缺席已久的老街历史灵韵, 进而让老街遗产的文化价值在传递、接收、反馈、改变的人际循环中做到良性的话语互动, 最终通过探讨人与空间之间的意义纽带来实现遗产思想内涵的古为今用。总之, 随着体验与感知传统文化的社会诉求不断高涨, 蒲州老街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场域理当书写好自身的个性篇章与体验特色, 并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大网络将其地方魅力凸显为一类可被瞬间识别的文化符号, 当然此类符号不论是文化拼图抑或文化地图, 其宗旨则在于对接当下民众的认知系统, 进而让自身演变为众声喧哗中话语凝视与文化观看的绝佳对象。

　　参考文献

　　[1]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17.

　　[2] Ryckman P.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J].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2008 (14) :38-42.

　　[3]吴兴明.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谱系[M].成都:巴蜀书社, 2001:100.

　　[4]阮仪山, 林林.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J].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2) :1-5.

　　[5]吴宗杰, 姚源源.周道对大运河的启示:本土遗产话语的道统源流[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5) :50-60.

　　[6] 王舒俐.建设文明模范的安阳殷墟小屯村:文化遗产、国族叙事与地方记忆[J].台湾人类学刊, 2015 (2) :21-66.

　　[7] Hennessy K.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Web:Applied Digital Visual Anthropology and Local Cultural Property Rights Discour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012 (19) :345-369.

　　[8] Gentry K. History, Heritage and Localism[J]. Policy Studies, 2013 (34) :508-522.

　　[9] Assumma V, Ventura C. Role of Cultural Mapping Within Local Development Processes:A Tool for the Integrated Enhancement of Rural Heritage[J]. Advanced Engineering Forum, 2014 (11) :495-502.

　　[10]HarveyD.HeritagePastsandHeritagePresents:Temporality, MeaningandtheScopeofHeritageStud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 (7) :319-338.

　　[11]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6:77.

　　[12]杨正文.文化遗产保护的关联话语意义解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4 (7) :1-6.

　　[13]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112.

　　[14]FriedmanSL.EmbodyingCivility:CivilizingProcessesandSymbolicCitizenshipinSoutheasternChina[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4 (3) :687-718.

　　[15] Waterson E. Politics, Policy and the Discourses of Heritage[M]. 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 2010:27-42.

　　[16] Rowlands M.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Property[M]//Buchli V.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Oxford:Berg, 2002:105-115.

　　[17]吴宗杰.历史街区的深度空间叙述:以邹城为例[J].新美术, 2014 (4) :38-42.

　　[18] Casey E S.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M]//Feld S, Basso K H. Senses of Place. 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6:13-52.

　　[19]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38.

　　[20]TuanYF. Topophilia:AStudyof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andValues[M].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4.

　　[21] Tilley C.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M]. Oxford, UK:Berg, 1994:18.

　　[22]JohnstoneB.Place, GlobalizationandLinguisticVariation[M]//FoughtC.SociolinguisticVari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Oxford:OUP, 2004:65-83.

　　[23] Feuchtwang S. Making Place:State Project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M]. London:UCL, 2004:83-102.

　　[24] 孙延钊.明代温州倭寇编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2-3.

　　[25] 赵钧.过来语[M]//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7:1126.

　　[26] Bodenhamer D. The Spatial Humanities:GI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ies Scholarship[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