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间,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文献学迅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中国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完善；相关理论探讨渐趋深入；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典藏等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古文献学研究方法出现交叉综合的趋向；古文献学研究逐步显示出国际化视野。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诸如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问题意识不强、与现实社会脱钩现象比较严重、尚未对古代文献学思想遗产进行较为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少数民族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极不成熟、古籍数字化理论和方法研究亟待深入等。

　　关键词：新中国70年；古文献学；文献学科体系；文献学学科框架

　　作者简介：王珏，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研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911-2011)”(项目编号:11&ZD109)。

　　自19世纪末叶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开始向“七科之学”转化。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相继创立,为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逐渐完善、发展和繁荣起来。就古文献学的发展来讲,70年来,在学科体系的构建、学科理论的探讨、分支学科的发展、研究方法的进步以及学术视野的开阔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当下,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古文献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反思存在的问题,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

　　一、古文献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起源甚早,但一直只有“校雠学”的说法而没有“文献学”的称谓。近代意义上的古文献学科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校雠学开始向近代文献学转化。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出版《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预示着近代意义上的“文献学”开始迈出前进的步伐。其后,随着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使这门古老的学问不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从文献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关于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讨论,主要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另一次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20世纪20年代,随着梁启超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以及郑鹤声、郑鹤春写出《中国文献学概要》这部著作,关于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成了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中西新旧杂陈、思想观念比较复杂,但关于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探索却毅然起步。梁启超所提出的“文献学”,既包括狭义的“史学”,又包括广义的“史料学”,隐含着经书的笺释、史料的鉴别、文字的训诂及校勘、辑佚书、辨伪书甚至金石、地理等,“梁启超对文献学体系的思考并不成熟,只是初步的探讨”[1]。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用“文”(包括结集、翻译、编纂等)和“献”(包括审订、讲习、印刻等)两大部分构建文献学体系[2](例言),也“并没有廓清中国文献学特有的结构和内涵”[3]。与此同时,一大批著名文献学家如陈垣、杜定友、胡朴安、刘咸炘、王国维、顾颉刚、罗振玉、孙毓修、姚名达、汪辟疆、蒋伯潜、钱基博、余嘉锡、柳诒徵、张心澂、陈登原、蒋元卿等,著书立说,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典藏学、文献学史等领域另开新篇。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丰富并初步奠定了古文献学分支学科的框架,为后来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与之前古文献学的发展有所不同,新中国70年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古籍整理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为了更好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提出建立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古籍整理人才。1959年,在齐燕铭、金灿然、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创立了古典文献学专业。该专业设立的价值不仅在于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更在于通过课程设置促进了古文献学学科建设,该专业“形成了自己的课程设置系统,较好地体现了古文献学的科学体系”[4](P741),具体包括四大部分内容:汉语言文字(古汉语、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古代历史文化(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文学史等)、古文献和古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古文献学史、古文献学专书讲读等)、基本技能训练(古籍整理实习等)[4](P741)。这四大部分课程的设置,实际上是以教学带动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恰如翦伯赞所说:“北大设置的这个‘古典文献专业’,正是为了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变成科学。”[5]1957年至1960年,王欣夫在复旦大学讲授古文献学课程,编写了《文献学讲义》,提出了目录、版本、校雠三位一体的古文献学体系,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目录、版本、校雠的源流演变及重要代表性人物和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1。可惜,随着“文革”的爆发,相关理论探讨停滞了下来。

　　改革开放新时期丰富的古籍整理实践以及引人瞩目的古籍整理成就,再次推动了古文献学学科理论及体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文献”概念、“文献学”内涵、“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设置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使古文献学的学科理论、学科架构的讨论走向深入。与此相应,古文献学的论著不断出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文献学通论方面的著作就接近400余种。1982年,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接着,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罗孟祯的《古典文献学》以及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等书也先后出版,对古文献的源流、分类、考证、注释、版本、校勘、流通、辑佚、辨伪、编纂等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继往开来,为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从古文献学基本理论、文献学史、文献学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初步构建了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其基本理论主要涉及对“文献”的理解;其文献学史论述了我国不断发展的文献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则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的方法作为整理古代文献最重要的基础知识。书中指明文献学的总任务是使古奥、离散的古代文献条理化、系统化、通俗化、明朗化;文献整理和研究主要有四种形式:论著、编述、注释和抄纂等[6]。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所初步构建的以文献学基本理论、文献学史、文献学研究方法为核心的文献学的学科框架,对后来的文献学著述影响很大。

　　在古文献学学科建设方面,白寿彝先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切入,首先论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7](P507-508),由此他提出要建立“科学的历史文献学”[7](P508)。其次,阐述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及内容。白寿彝对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他提出古文献学应包括“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另外,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7](P515)。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他又提出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应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8](P558)这是白寿彝较为定型的认识。按他的论述,所谓理论的部分,“有这样几个方面:1.历史和历史文献;2.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3.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4.历史文献的多重性;5.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8](P559)。所谓历史的部分,就是“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8](P563),“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8](P565);所谓分类学的部分,“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8](P567)。所谓应用部分,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部分内容和我国传统的校雠学研究范围大体相同。白寿彝所厘定的历史文献学的四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述,这一体系突破了此前他自己认为的、也是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的范围,而作了更加宏阔的思考,对历史文献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继白寿彝之后,刘乃和对历史文献学的价值、意义、内容及理论建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文献学研究应该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纵的方面,就是文献学科自身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浅及深、由简及繁的发展变化过程。所谓横的方面,即文献学所包括的内容,诸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注释、考证等[9]。这一纵一横构成了古文献学的内容体系。

　　随后,又相继出版了一批各种名目的文献学著作,或称“文献学”,或称“历史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或以专门学科命名,诸如哲学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著作虽风格各异,但从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可以看出古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古文献学史,即对中国古文献研究进行“史”的梳理和总结;二是对古文献整理方法的研究与总结;三是对古文献的归纳与分析,即探讨古文献的编纂、价值、类别、体裁等;四是对古文献分支学科,诸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著作对于丰富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古文献学科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因古籍整理工作的迅速开展,对古籍整理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的著作也不断出版,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冯浩菲的《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来新夏的《古籍整理讲义》及刘琳、吴洪泽的《古籍整理学》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经过新中国70年的探讨,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逐渐明朗,对“文献”“文献学”等基本概念的辨析使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愈来愈明晰；对文献学史的回顾使文献学更加具有了学科史的意义；在研究内容上,由最初的目录、版本、校勘三方面的内容逐渐扩大到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包含辨伪、辑佚、注释、整理、鉴别、典藏、流通、编纂等在内的内容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由最初的文献互证发展到文献与文物、文献与图像、文献与历史、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的相互比勘和印证。可以这样说,经过学者们长期不断的努力,脱胎于传统校雠学的古文献学实现了华丽转身,确立了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地位,其学科研究的对象、内容、范围也渐趋明确,学科理论的探讨、学术史的总结也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中国古文献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渐趋成熟。

　　二、古文献学理论探讨渐趋深入

　　就在古典文献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渐趋成熟的同时,其理论建设也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这主要集中在文献概念的内涵、古文献学的学科性质、古文献学理论建设等几个方面。

　　众所周知,“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八佾》中,所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之后,汉代的郑玄、宋代的朱熹、元代的马端临等都对文献一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大多把文献解释为典籍以及圣贤之人的言论或言论资料。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文献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不再仅限于文字资料,因此必须对文献重新进行定义。同时文献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对学科理论建设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而文献作为文献学理论的最基本概念,确立它的内涵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梁启超在提出“文献学”概念时,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10](P82),这实际上是把一切古书都看作文献。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前,人们再没有讨论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文献概念才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要对文献的概念进行界定,就必须要找到它的本义,梳理出它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是很多学者在讨论文献概念时所遵循的范式之一。孔子虽然在《论语·八佾》中最早提出“文献”一词,但是并没有对它的含义作出解释。郑玄、朱熹、马端临等人大多将文献解释为典籍以及圣贤之人的言论或言论资料,当代学者依循这样的思路,对文献的本义进行了阐释。

　　人们大多从先秦时期的记事和知识传承的方式、孔子本身的经历入手,附和马端临等人的说法,肯定“文献”就是指典籍和贤人的言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或将“献”字从先贤耆旧及其见闻言论拓展到他们的事迹经历[11];或从“献”字的本义为献祭品入手,列举“献”字的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以及古籍中对“献”字的应用和解释来证明“文献”的“献”字是上献、进献的意思,而“文献”则是上献的书籍文章[12];或认为“文献”中的“献”字不仅包括向神灵、君王的上献,还应该包括向同级甚至下级的“献”,“献”就是献出[13]。由此可见,当代学者对“文献”本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献”字的解释上。笔者认为,尽管人们对“文献”提出了新的解释,但将“文献”解释为典籍和贤者的言论更能体现出先秦古文献记录和传承的特点,更加合理和全面。无谓的争论只会使问题变得复杂,于文献研究并无助益。

　　文献是否应该包括文物?图画、实物等一些文物资料是否可以被看做文献?对此人们也进行了讨论。张舜徽先生认为文献就是文字资料。他说:“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更不应该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14](P3)白寿彝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5]在他们看来,文献与文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献既不包括文物,文物也不包括文献,这是学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但依然有学者认为文献和文物有交叉的地方。傅振伦就指出,文献不仅应包括图书资料和档案,还应包括关于他们的资料或附件。他举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藏来说明问题:“其中不仅有文字的资料(图书、官书、舆图),还有清宫中所存帝后的服饰,轿舆、卤簿、仪杖、兵械、印玺、钱样、烫样等实物或模型。”[11]也就是说,文献应该包括一部分文物资料,绘画、雕刻、模型等虽然不是文字资料,但是他们以图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应该属于文献之列。

　　在对文献概念的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人们又提出了文献的材料论、图书文物资料论、载体论、结合论、信息知识论等[16],因为这些讨论过多地渗入了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的概念,超出了古文献学讨论的范围,暂搁置不论。

　　学界关于文献概念及内容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文献的理解,从只将眼光放在文献本身发展到从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流通等方面去综合考察文献含义,丰富了人们对文献含义的认识。

　　关于文献学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认识也在深化,且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但概括起来无外乎两大派:一派以老一辈的文献学家如张舜徽、王欣夫、吴枫、罗孟祯等人为代表,把历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以目录、版本和校雠作为文献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浓厚的中国古代史背景,属于“古典文献学派”[17](P53);另一派则是在古文献学的基础上,以整体文献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对文献的形成、发展、分布、流通、利用及其规律的探讨上,该派吸纳了外国文献学、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立足于现实,属于“现代文献学派”。

　　与此同时,有关古文献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学界也产生了争议。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古文献学被分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两家,分别隶属于历史和文学两大学科门类,给古文献学的学科定位造成很大困惑。有学者就指出,作为一门学科,古文献学实际上具有边缘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主张把文献学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又上升到一级学科对待。作为一级学科,下属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又下属若干三级学科。尽管古文献学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遵循大致相同的规则,但当人们运用这些手段和方法分别研究各门学科的文献时,就出现了专科文献学。过去代表整个中国古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或“古典文献学”,其专科文献学的性质和地位会逐渐形成定局[18]。也有学者直接把历史文献学定义为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复原、求真和致用为主要任务的专科文献学,它从属于历史学,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19]。还有学者直接使用“传统文献学”这一概念,分析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差异,整合了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探讨了传统文献学(实际上就是古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20]。我们认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除研究对象和内容有区别外,在研究手段与方法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实际上应该归结为古文献学的范围,以与现代文献学相区分。迄今为止,有关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及学科定位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止,这些讨论对于推进文献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献学的思想内涵具有启发意义。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提出“文献学概论”的理论设想,指出“文献学概论”要以古文献学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只探讨理论方面的问题而不作基础知识的阐述。他们认为,在论述古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时,要把视角放在探讨文献增长演变与社会需要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上,去摸索文献与文献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规律。同时要把古文献学研究的历史与发展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传统文化的土壤如何产生、发展了文献研究,考察文献研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周少川先生还指出,古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大致可包括理论基础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是古文献学赖以存在的科学依据,是指导古文献学不断发展的方针,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古文献学的本体论主要解决文献本身的问题,如文献的本质和特征、文献的价值和作用、文献的形态与异同等。古文献学的认识论,主要涉及文献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学科结构、实践意义、发展规律,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文献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问题,是对文献学活动的价值判断。古文献学的方法论,要讨论文献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文献学研究对其他学科方法的运用、对当代科技成果的吸收等问题[21]。“文献学概论”所涉及的文献学理论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更高的层面上构建了古文献学理论体系,富有启发意义。

　　三、古文献学分支学科发展迅速

　　随着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文献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发展迅速,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在目录学研究、版本学研究、校勘学研究、辨伪学研究、辑佚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文献学史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不乏填补空白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新中国70年我国的古文献学研究,产生了诸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诸多文献学分支学科,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献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既古老又年轻。说它们古老,是因为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它们年轻,是因为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还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事情。由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古文献学分支学科的建设成绩寥寥,下面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

　　中国的古典目录学在西汉时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20世纪上半叶,古典目录学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一大批目录学著作出版,初步建立了古典目录学的学科框架。及至改革开放以来,古典目录学研究又掀起一次高潮,学界发表了诸多论著,研究内容涉及到目录学的起源、目录学的功用、目录学的体例与类例沿革、古代目录学家、目录学著作、目录学思想、目录学的意蕴、目录学史、目录学与社会文化、目录学与传统学术、目录学与古籍整理、目录学与文献学研究等。比之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深入,视域更加开阔,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在不断的探讨中,古典目录学的体系也逐步被理清,目录与目录学的概念、目录的内容与功用、目录的种类等,成为古典目录学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古籍版本学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众多,令人刮目相看。研究的问题涉及版本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版本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版本学史的梳理、对版本源流的考察、版本鉴定方法的归纳总结等方面。版本学基础理论是版本学的支柱,这一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包括“版本”与“版本学”的概念、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和研究版本的意义等,学者们对版本学家、版本源流、版本学史、版本的鉴定方法等,都进行了热烈讨论。更为重要的是,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在这时期得以确立。通过讨论,人们认为版本学应该包括的基本内容有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诸如什么是版本、版本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版本学的意义等;古籍版本学史,诸如版本学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各阶段的主要成果、代表人物、研究特点、理论成就等;版本源流,即文献古籍的制作方式,诸如写本源流、刻本源流、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活字本源流、拓本源流、石印本源流、单部文献版本的源流等;还有版本鉴定的方法与规律、版本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内容明晰的学科体系架构,实际上已经昭示了版本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中国,文献校勘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有着时代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方法总结,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进入20世纪,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校勘日益变得重要,对校勘学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校勘学不仅研究成果众多,而且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科框架。这一时期的校勘学研究成果丰硕,涉及校勘学家、校勘学专书、校勘学史、校勘思想、校勘思潮、校勘学方法等诸多内容。在校勘学学科建设上,人们讨论了校勘学基础理论、校勘学家的修养、校勘程序与步骤、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成果的处理等问题,对古籍整理与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

　　文献辨伪学构建于20世纪上半叶。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李秀成自述》《兰亭序》的辨伪一度引起人们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的多元发展时期[22]。这一时期的辨伪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前人辨伪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包括辨伪学家、辨伪学著作、辨伪学史的研究等;二是针对历史上曾有真伪争议的典籍文献进行了重新审视或深入考辨,譬如对《左传》《列子》《商君书》《逸周书》《尚书》《竹书纪年》《榖梁传》等的考辩等;三是辨伪学理论研究的深化。辨伪理论是辨伪学发展水平的标志,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辨析了辨伪学的概念,讨论了辨伪的范围、意义、任务和方法,考察了作伪的原因及伪书的价值,分析了辨伪的心态等(这些理论探讨和分析,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四是辨伪学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学科体系上的基本定位,即文献学的分支学科。198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学著作都把辨伪和辨伪学列入其中。辨伪学不仅是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它自身也有自己的学科体系。

　　古籍辑佚历史悠久,但把辑佚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总结,则始于20世纪初,而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和学科构建,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这一时期,学界对辑佚家、辑佚书、辑佚史、辑佚活动、辑佚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看法,开始了辑佚学的学科构建。《古籍整理研究(八种)·辑佚学稿》和《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的相继出版,说明辑佚学已经具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资格。随后,辑佚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加广泛深入,辑佚学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这样说,新时期的辑佚学研究迈越以往,并促成了辑佚学这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古文献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中国的典籍注释起源甚早,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重要典籍均有学者进行训诂、笺传、疏解,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古籍注本,积累了诸多成功的注释经验、理论和方法。但是,把注释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事情。这一时期,人们对注释专书、注释史、注释学理论、注释学实践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西方诠释学理论对中国古代的注释思想进行了分析。人们在研究中总结了古代典籍注释的体例类型,提出了古籍注释的要求和原则,并从实践中总结出具体的注释方法。注释学以古籍注释的原则、方法、规律等为研究对象,它从注释古书的实际工作中总结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人们的古籍整理实践。在研究内容和学科框架问题上,人们认为注释学主要应该研究古代注释家、注释专书,研究注释工作与各个时代政治、社会、思想及文化的关系,研究注释与古籍校勘、词语训释、章旨分析等的关系,研究注释发展史,对不同的注释类型进行比较等。总之,注释学是探索注释古籍各个环节的规律与方法的学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古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迅猛发展,“在研究思路上体现出学术史与专学理论并重的路径”[23],其中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个案研究日益深入,二是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这些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有力地支撑了古文献学科的学科建设,成为古文献学科发展的动力。

　　四、古文献学研究方法的交叉综合

　　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学界对古文献学研究方法较少关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学术研究的繁荣,古文献学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交叉与综合”的特征。对此,周少川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古文献研究方法的八个结合,即“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结合”,“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结合”,“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结合”,“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合”,“域外汉籍研究与域内西书研究的结合”,“中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结合”[24]。这八个方面的结合昭示着古文献学研究正从单一研究向交叉综合研究发展。在既往的古文献学研究中,交叉综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显现,但有些方面还需加强。

　　在研究材料上,把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域外汉籍,甚至是域内西书相结合,开展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研究,进行不同类型的文献比勘。这是对20世纪上半叶“二重证据法”的发展,同时又有了自己的创造。20世纪大批出土文献的发现,大量域外汉籍的回归,不仅扩大了古文献研究的资料范围,而且开阔了古文献研究的眼界。不少学者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域外汉籍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勘,在古籍整理中进行校勘、笺证、纠谬、补遗,同时进行文本的流变研究。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古代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开展古文书、古文字的研究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彭浩利用郭店竹简、马王堆帛书、王弼注本、河上公本、龙兴观碑本合堪《老子》,出版《郭店楚简〈老子〉校读》。凡此种种,体现的就是交叉综合的方法。另外,在对古文献材料载体的研究上,出土文献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献和文献学的发展演变,与历史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学术文化的衍化密切相连,拓宽古文献学研究的视野,打破从文献到文献这种传统单一研究思路的樊篱,将古文献学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保持文献学研究特色的同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为文献学注入新的活力,是文献学交叉综合研究方法的又一体现。如周少川的《藏书与文化》就体现了这一特色。该书打破以往藏书研究局限于藏书家、藏书楼、藏书数量、藏书特色的狭小范围的局面,尝试把文献学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从深层次上挖掘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内涵,从多角度观照私家藏书,把私家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发展的总相中进行考察。在考察私家藏书发展过程时,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造纸技术与印刷技术的水平,来认识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对藏书进行了一次社会史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在考察私家藏书的文化内涵时,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分析藏书家的心态、藏书楼、藏书印、藏书习俗、藏书风尚等,深入挖掘藏书背后的深刻意蕴,阐释了私家藏书在促进不同文化阶层之间的交流以及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答案。可以这样说,把文献学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为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相关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电脑网络的不断普及,古文献数据库不断得到建设,大面积实现了古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这些信息储存量大、检索方便、阅读便捷、管理成本低的古籍数据库,不仅实现了载体的变化,更是文献研究方法的变革。那么,传统的纸质文献研究与数字文献的结合就成了新时期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就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献学研究的新特点。在这方面,人们利用纸质文献与数字文献相比勘,减少了数字文献的错误,把电子信息技术引入考证领域,进行“E考据”,利用关键词检索重新梳理古籍信息等,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文献学研究,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献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五、古文献学研究逐步显示出国际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由于历史的原因,较少有学者关注国外的文献学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者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学术研究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一时潮流。和其他学科相比,古文献学研究借鉴西方的步子虽然迈得晚了一些,但依然显示出自身的魅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域外汉籍”的不断整理和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西方文献学研究的成果、理论与方法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西文献学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范式之间发生了碰撞。古文献学开始打破自我封闭式的研究,借鉴西方文献学研究的经验,从“他者”的视角观照自身的特点,从而更加准确地审视自我,完善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这虽然刚刚起步,且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但发展的势头不容小觑。

　　实际上,西方文献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希腊化时代,西方就开始了早期的文献整理活动。经过中世纪和近代的发展,西方近代文献整理方法奠基,文献校勘、考据、目录、藏书的理论及方法日渐成熟。校勘学成熟、目录学产生、书籍史研究兴盛,这些都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古文献学研究需要借鉴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一时成为热点,西方校勘学的相关理论和论著也被译介到中国,国外“新书籍史”的研究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古文献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明显:一是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除了大量域外汉籍被影印回国外,中国古籍在海外的流传及影响也进入人们的研究范围,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二是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开展起来,中西文献校勘、目录、考证方法的异同受到学界关注,西方新书籍史及与文献学相关的研究得以开展,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总之,古文献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化是新时期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趋势之一,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国内已有一些年轻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开展了初步的工作,这是本学科值得高度期许的一个发展方向。”[24]不远的将来,“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新热点将转移至古文献学基本理论的新构建、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和中外文献交流史研究”[25]等方面来。相信随着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兴盛。

　　六、古文献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明确现今的古文献学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1980年代以来,古文献学著作的出版相当丰富,文献学通论著作、文献学分支学科的著作层出不穷,数量不下百千种,相关研究论文更是数以千万计。但是,这些著述除少数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外,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就文献学通论著作来讲,自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出版以后,后出的诸多文献学通论著述无论框架结构、研究内容都处在模仿状态,随着文献学通论著述出版的增加,相互模仿就更加严重,出现了低水平重复。这说明文献学研究亟待创新。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古文献学的发展也要从过去狭窄的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研究中走出,在保留传统文献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转向文献的传播和交流,关注文献产生、传递与接受过程中文化渗透和冲突方面的问题,使古文献学研究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进行。

　　其二,文献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与现实社会脱钩现象比较严重。文献学研究当然要“埋头故纸”、青灯黄卷,对古籍进行校勘、辨伪、辑佚、考证等研究,把富有文化内涵的古籍整理出来,传承优秀文化。新时期古文献学研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堪称辉煌。但同时,文献学研究不纯粹是书斋里的学问,凸显问题意识、体现现实关怀,文献学也不能例外。文献学研究要自觉适应社会需要,关注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研究意义则更大。诸如南海文献、钓鱼岛文献、边疆文献、水利文献、环境文献等等,都涉及到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献学理应关注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入挖掘,拓宽文献学研究的空间,使文献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其三,尚缺乏对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遗产全面与深入的清理和总结。众所周知,中国的古文献学脱胎于古代的校雠学,并与古籍整理实践密切结合,逐步完善着自身的内容。既然古文献学渊源有自,那么要想把古文献学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除了继续要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外,还必须对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进行系统清理和总结。揭示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的历程及演变规律,发掘古代文献学的优良传统,归纳古代文献学的思想成就,总结古代文献学的民族特点,清理古代文献整理的经验和方法,是古文献学科进步的前提和基础。而事实上,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除了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曾贻芬《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等少数几部相关著述外,相关研究并不多见。这与代有所承的中国古文献整理传统及丰厚的文献学积蕴是极不相称的。中国有着几千年整理和研究文献典籍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归纳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这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值得深入发掘和阐发。总之,“加强对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可以丰富文献学史的研究内容,从思想层面上深化对古文献学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二是可以为建立当代文献学理论体系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三是可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直接的借鉴。这些,都会有力推动和促进古籍整理及古文献学科的发展”[26]。

　　其四,少数民族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极不成熟。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及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把它们纳入到国家整体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的体系中来,其理论及方法论建设都得到加强。尽管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少数民族文献学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这是因为少数民族文献学涉及众多民族,每一民族的文献都有着不同的特点,要想构建一个完备的、适应不同少数民族文献特征的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实属不易。譬如如何界定少数民族文献学的内涵及概念,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体系与汉民族文献学有何异同?如何构建?都还处在讨论之中。至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文献学建设,更需要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和方法上的探究。

　　其五,古籍数字化理论和方法研究亟待深入。中国古籍数字化的实践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科技的进步而开始的,迄今为止,已有30余年的历史,经过起步、探索、建设、初步发展、基本完善再到商业应用和网络化,“古籍数字化走过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成果丰富,效益显著,对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助力作用”[27]。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古籍数字化研究多侧重于实践层面(包括古籍数字化的现状、成果以及发展趋势等等)的研究与开发,而有关古籍数字化的概念、性质、特征等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28]。古籍数字化不仅改变了传统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固有方法,对古文献学学科内涵造成冲击[29](P316-347),而且也对网络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形成挑战,对数字化理论、方法与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技术的复杂、理论的滞后、人文的缺失,使得古籍数字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把古籍数字化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必须加强理论及方法论研究,使古籍数字化工作获得整体的理论指导与支持。故而有学者就指出:“古籍数字化的理论问题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一旦理论发生了偏差,技术越高明,则解决方案越是难以成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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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毛瑞方.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26] 王记录.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亟待深化的若干问题[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3,(2).

　　[27] 耿元骊.三十年来中国古籍数字化研究综述(1979-2009)[A] .第二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

　　[28] 李广龙.我国古籍数字化理论研究综述[J].情报探索,2009,(11).

　　[29] 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30] 史睿.试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1999,(2).

　　注释

　　1王欣夫编写的《文献学讲义》于1959年12月定稿,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1980年代初,有些大专院校曾翻印此讲义作为教学参考书。后来,王欣夫的学生徐鹏教授整理了该《讲义》,并于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已有多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