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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哲学省思
2020年04月01日 21:58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丁立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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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传统是人的精神家园。文化传统并非所谓逝去历史的不再变化的文化遗存,而是在本体与变体的相互作用中的不断生长的生命体;文化自信不同于文化自大和文化自满,它确信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和困境,它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建设性的行动;文化自信并不产生于文化的圆满状态,而是产生于文化危机,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文化自信的实质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并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关 键 词:文化自信/文化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自我效能感/文化自大/进化潜势

  作者简介:丁立群,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号:2015MZD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与马克思实践哲学重建研究”(项目号:14AZX003)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传统是人的精神家园,在这种意义上,任何道路的选择、理论的产生和制度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传统,都是文化传统的表象。所以,无论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还是制度自信,都可以归结为文化自信。研究文化自信有着根本的意义。文化自信意味着对文化传统的自信,要弄清文化传统的自信问题,首先要搞清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即:“何谓文化传统”、“何谓文化自信”、“为何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才能解决“如何文化自信”的问题。

  一、何谓文化传统?

  提到文化传统,人们一般会如此回答: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传习下来的稳定、固化的东西:它既包括器物层面,也包括制度、思想和观念层面。这样理解的文化传统容易被我们所把握,更具家园感。因为稳定的东西比较变易的东西,更具依靠性、庇护感。然而,如此理解的文化传统是即成的、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就如同考古对象一样,所谓文化传统只是一种逝去历史的文化遗存,一种文化的“木乃伊”。从时间的存在维度上来看,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中,这种通常的理解,是把文化传统界定在“过去”的维度中:所谓文化传统就是已经“过去”的给定存在。这种理解必然产生两种接续下来的结论:其一,把传统当做已经定型的,不再生长、变化、发展的存在,文化传统犹如古希腊哲学理解的世界本体,被当做变中之不变的“实体”;其二,以“过去”的文化传统作为固定的范型,用以衡量“现在”和“未来”,把“现在”和“未来”统统注入“过去”的范型里,使之成为“过去”的复制品且无限地复制下去。在实践上,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崇尚“过去”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面对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只有简单的继承没有创新。如此,则任何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会烟消云散,归于虚无。

  当然,笼统地说,文化传统确实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①。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下来的基本经验和生存方式。但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经过世世代代不同文化承担者的阐释,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作用和影响,就会出现传统延传的文化变体,即不同的阐释“文本”②。文化传统的变体是相对于文化本体而言的,但是文化的变体和本体之间并没有绝对清晰、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本体的阐释形成了变体,而变体又丰富了本体并转化为本体。每个时代都存在一种或多种不同的诠释“文本”即文化变体,这种绵延不绝的文化变体系列本质上就是文化本体,换言之,就是文化传统本身。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本体与变体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打破了文化传统的固化结构:文化传统的变体不断地改变着传统本体的面貌和内涵,使传统本体处于流变的过程中。这一辩证过程使文化传统活化,赋予传统以一种生命的性质,使文化传统成为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流。这就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对传统的阐释过程,亦即“视域融合”过程。

  所以,文化传统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已经形成的、过去了的既定存在,是一堆可以放置于博物馆中,供人们赏玩的僵死固化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木乃伊”;文化传统也不是一经生成就只能自我肯定、不再生长变化的文化统一体。恰恰相反,文化传统是既成文化和未成文化的统一,易言之,是以它“过去”为基础、“现在”为问题源和背景、“未来”为本位的统一过程。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传统看作是既定的、不再生长的僵死的存在。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呈现为中国文化本体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文化变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促使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生长。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文化本体和文化变体的作用和转化的过程,其间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部分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还将是一个正在生长并继续生长的文化共同体。所以,我们应当把中国文化传统看作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生命体。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陷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泥淖。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本体存在的正确理解,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存在论理解是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

  二、何谓文化自信?

  一般理解,文化自信的文化本体状态是文化的完满性,文化自信是文化完满状态的文化心理表现。这种理解就在实质上把文化自信等同于文化自满或

  文化自大。所以,有必要深究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个体自信的引申。个体自信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从个体心理学来说,人们常用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A.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概念来说明和界定个体自信。“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中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应对困境,得到满意结果的心理评估和预期③。无疑,个体对效能和结果的预期越高,就越倾向于做出更大努力。所以,个体自信是对自身力量准确估价和自己一定能实现所追求目标的确信:自信导致积极的行动。甚至可以说,是否导致积极的、富有效果的行动,是辨别一个个体是否自信的本质特征。

  个体心理与文化心理具有同构性,文化自信是人类个体自信的拓展。由此,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估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文化自信会导致文化主体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中,在与新环境的遭遇中坚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大。在一般的理解中,文化自信就是文化自大,二者几乎是等同的文化心理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大虽一字之差,却根本不同。如前所述,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基于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识而对解决面临的文化困境的信心和行动,进而在文化互动中保持一种积极的开放态度;而文化自大往往会产生两种相反相成的文化效应:即封闭主义和文化扩张。

  首先是文化封闭主义。一般来说,文化封闭主义产生于两种文化心理,一是当一种文化形态过于弱势,在文化接触和交流过程中,无力与周围强势文化相抗衡,就会在其文化主体中产生一种拒绝交流、封闭自保的心理。这是文化自卑的结果。二是当一种文化形态足够强大,往往过分相信自己文化的至臻至美,认为“本自圆成,不自外求”“万物皆备于我”,因而导致一种丧失进取心的文化封闭意识——这是文化自大的心理效应。如近代,当经典物理学臻于完备的时候,物理学家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自满心理,认为,在如此完备的理论体系面前,今后的物理学家们只能应用现成的物理学理论,而没有创新的空间了,“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这用于文化上,则是文化生长和发展的停滞。现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新进化论学派有一种“进化潜势”理论从另一面也说明了相似的道理。这种理论十分推崇L.托洛斯基提出的“历史落伍者的特权”,认为,一种不发达的文明往往具有某种发达文明所缺乏的进化潜势。换言之,一种文化形态如果历史悠久、发育完备,往往会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使该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趋于停滞。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形态的历史简单得犹如一张白纸,反而可以轻装上阵,迅速赶上已经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文化形态。这种进化甚至可以跨越某些进化阶段,产生“跃迁式”的进化,超越处于高级阶段的文化形态④。这个理论又叫“一张白纸”理论⑤。可见,这种由文化自大而产生的封闭主义会阻滞和消解一种文化形态的创生力。

  其次是文化扩张。文化的自大还易产生一种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意识。文化自大就是由于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发育得比较充分,这种文化形态的主体便把自身文化形态看作所有文化形态发展的“顶端”,用“低级”和“高级”概念把各文化形态排列为一个进化系列,以此来评价各民族文化。由此,自然引申出一种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意识。现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进化论学派认为,居于发展“顶端”的文化对“低端”文化形态具有支配和取代的倾向,而这种支配和取代的根据就在于它比“低端”文化形态能够更有效地开发更大范围的能量资源,更不受特定环境的控制⑥。“顶端”文化对“低端”文化的支配和取代必然会受到“低端”文化形态出于自保而进行的抵抗,于是,这种优势文化形态对“低端”文化形态的支配和取代往往采取野蛮的方式,“占优势的文化类型的扩张,几乎始终包含着对于低等类型的某种压迫。这种压迫常常会发展为彻底的军事征服。这种极端形式,而致使被征服的部族崩溃和覆没,或者被奴役和被改造”⑦。这也是自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运动中,通过文化殖民主义推行和扩张自己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的主要理据。

  可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大无论在文化心理上还是在实践结果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就更应当正确理解文化自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不应导致文化封闭主义:而应当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用于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应如西方文化那样走向文化殖民主义:这不仅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为何文化自信?

  确定了“何谓文化传统”以及“何谓文化自信”以及正确理解“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来阐述“为何文化自信”。如前所述,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估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由此观之,则我们今天提出文化自信的问题,并不意味我们的文化已经十分圆满了——它导致的恰恰是文化自大。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正是源于文化危机。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不自信的文化心理状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中国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渊兮似万物之宗”。数千年来,这一文化传统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中华民族的庇护之所和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是为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属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与过去的时代相适应的陈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发展了的时代渐行渐远,逐渐拉开了距离。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传统遭遇到当代现代化的历史情境和疑难问题时,立即进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面临新的时代和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难问题方面,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绌。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⑧。这表明,传统文化与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⑨,这是一种文化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与异文化接触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种文化与变化了的现实相遇时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境况。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现代实践哲学家A.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它就能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⑩。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主体的我们如果抱残守缺,不能抓住文化发展的契机,创新文化传统,就会导致整个传统的衰落。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的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正是由于没有正确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遭遇的问题和困境,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做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四、如何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其原有形态来说,并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提倡文化自信实质上蕴含着一种建设性内涵:它是一个导致积极行动的建设性概念。这是我们今天提倡文化自信的最重要的内涵:文化自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生长力和创生活力的自信,其实质就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如何“文化自信”就意味着什么样的文化能使我们成功地建设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对全球化的新形势?或者说,面对世纪性的文化大变局,我们应当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什么精神才能成功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应当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种基本品性。一是创新性。文化传统是一个绵延的生长过程,亦长即文化的创新过程。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传统大致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儒释道三学并行、宋明理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并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表现形态。总体上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先秦诸子学到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这一阶段,由于农业文明的稳定性,除了佛学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沿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自我发展。(2)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阶段,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稳定状态被打破。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也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其本身也渐次汇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这就是所谓“西学东渐”。(3)与前一阶段交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一过程持续到今天,其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文化。第一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发展,表现出相对缓慢的节奏;第二、第三阶段是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传入阶段,是两种文化逻辑或多种文化逻辑对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干涉、碰撞和激发的过程,是中国文化传统动荡和快节奏发展时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着更加重大的创新任务。

  就当今语境而言,文化创新需要整合三类思想文化资源,即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不能原封不动地、以“原教旨”教条式地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要在当今现代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实现创新性转化。要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就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和光大文化创新力,使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现代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充分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在“视域融合”和“双重创新”中,凸显中国“特色”,走出一条中国道路,使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可见,不同时期的文化创新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整体链条。要言之,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延续的本质,二者应当理解为是同一的过程。

  二是开放性。文化自信不同于文化自大,后者与文化竞争中的弱势文化可能产生同一结果:即一种保守主义和封闭态度。反之,文化自信则表现为对异质文化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文化的开放性包含两种机制:即文化的同化和顺应。文化的同化即是在不改变传统的前提下,用传统文化“吞噬”异质文化,把异质文化的“营养”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使之与本体文化同质化;文化的顺应是在与异质文化交流时,使本体文化的某些重要部分或根本部分发生某些改变,以适应异质文化。从理论上说,同化和顺应是两种可适用的机制。但是,文化真正的开放性往往是这两种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文化的开放性既有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元素的同化,也有对异质文化的顺应。单纯的同化只是同一种文化的单调重复和“再生产”,使一种文化的持存具有连续性,并不能实现文化开放的目的,反而有可能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单纯的顺应又会使本体文化逐渐失去连续性,进而渐趋消失,同样不能实现文化开放的目的。所以,文化的同化和顺应应当是统一的,二者应当形成互相制约、相互矫正的机制。

  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国文化传统早期就不是单一成分的民族文化,而是多民族文化经过交往、冲突,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文化共同体。汉唐时期,中华文化对西域文化乃至阿拉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的文化开放,使这些文化的若干成分与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特别是在隋唐时期,由印度传入的佛教适应中国的入世文化精神,产生了以禅宗为代表的本土佛教。同时,其他佛教宗派也部分地改变了其原有形态,吸收了本土宗教和文化的一些元素,形成中华文化儒、释、道并存的文化格局;而传统儒学家则吸收佛教的某些成果,形成宋明理学新形态,把中华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近代以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可见,文化的开放性是一种文化不断发展和保持旺盛生机的必要条件。

  因此,文化创新的本质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互动,易言之,开放性是创新的基本条件。

  三是普遍性。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估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和困境。由此,文化自信指向的是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道路以及当代全球化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结的:中国道路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之路,而对当代全球化的理解和实践也取决于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实践。

  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答案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有经济、政治等多种研究角度,但是,从文化角度的考察无疑是高屋建瓴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的;不是固有的,而是创新的。具言之,把“特色”理解为发现的、固有的,就是到既定的、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若干文化特征并予以保存;把“特色”理解为创造的、创新的,则是把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世界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形成“特色”。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与传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暨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

  实际上,中国道路产生的当代全球化背景,已经预示了中国道路不可能走封闭的、类似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特化”(11)之路,而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当代全球化是自西方15世纪开始全球化运动以来,更为深入的一个阶段,即文化全球化阶段。当代全球化是以文化冲突为主要矛盾的阶段,它需要在文化冲突中,打破原来的世界秩序,重建新的世界发展秩序和发展理念。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当在这一过程中有所贡献。所以,要大力度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传统中并不缺少普遍化的倾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概念就表现了一种价值普遍化的意图:“天下”就是确定的文化秩序原则所支配或可能支配下的普遍空间——这种普遍、确定的文化秩序原则在传统文化中则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这样一种普遍化的意图在人类学上,是和一个民族的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和综合实力相关的。一个土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实力贫弱的民族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普遍化的意图的。这种普遍的空间之所以是一种普遍化的意图,是因为它只是受实际视野局限的想象的空间——“天下”只是古人视野中想象的天下。超越这一视野,“天下”就失去了普遍性,变成了一种特殊性。所以,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并不是真正的普遍性。由此,我们要对“天下”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先,“天下”概念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要去除这种封建意识形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理解“天下”。其次,“天下”概念存在着“华夷”之分:“天下”是与“夷”相对的“华”之天下,因此,“天下”仍然具有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色彩。我们要在“世界”意义上来理解“天下”。在这里,与“天下”概念相对的“世界”概念,其核心内涵是指一种克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全球共同价值和利益。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可能接受一种真正的普遍性。

  在我看来,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重建普遍性的问题,而重建普遍性就是要打破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建立一种综合世界各民族根本价值的真正的普遍性即“共善”。事实上,在后发展国家中,西方价值在各种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对抗下,根本无法实现“普世”化。因此,与“普世价值”不同的普遍价值应当是当代全球化克服文化原子化,联结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理想。正是在这种理解下,我们要改造传统的“天下”概念,去除“天下”概念中的封建意识形态,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使“天下”概念涵括世界各民族根本价值,从根本上转换为一种真正的普遍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遍性维度的文化基础。因此,中国道路要对这种普遍性有所贡献,中华文化要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建构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正是这种普遍性即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核心。

  注释:

  ①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2页。

  ②在这里,其他文化传统对一种特定文化形态的作用和影响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称作“文化传播”。

  ③参见A.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第九章,林颖、王小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⑤“一张白纸”理论是文化人类学家取自毛泽东“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思想。

  ⑥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第61页。

  ⑦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第70页。

  ⑧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虽形成了多种理论,但典型的应当是“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两个极端,在两个极端中间,有“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等中间形态。但深思之下,可以看出如果两种“体”不能变化,那么,种种中间形态只是两种典型形式的变种和形式转换而已。

  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种文化形态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这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作“文化堕距”,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

  ⑩A.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230页。

  (11)“特化”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进化论学派提出的说明特殊进化的概念,是指一种文化以适应的方式应对周围特定环境,以至于与特定环境完全匹配,构成一个封闭圈,丧失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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