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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的文化权利研究
2020年03月16日 14:44 来源:《东岳论丛》 作者:秦树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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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非遗文化生态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运动的一项重要策略, 旨在将非遗项目纳入所在地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以促进遗产所在地本土性现代化发展的实现。其中涉及到的文化权利及其兑现问题在实践中成为非遗文化生态保护持续展开的关键一环。因此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内涵是什么、当前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兑现程度怎样、如何更好地促进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落实便成为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非遗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权利;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秦树景,女,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山东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

  基  金: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18DWY03) 阶段性成果。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作为我国非遗保护领域的重要策略之一, 旨在将非遗项目纳入所在地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以促进遗产所在地本土性现代化发展的实现。因为关涉到遗产所在地全体民众 (即非遗文化承载者, 包括非遗传承人与遗产地民众) 的发展权益, 因而民众广泛自觉的参与是非遗保护运动持续推进的永续动力。问题在于,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的文化自觉理念是由政府及精英群体提出并大力提倡的, 而大部分生长于封闭农业文明生态中的遗产地民众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并践行这种产生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而要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实践中培养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 根源则在于明确非遗保护的权益归属, 也即明确并尊重民众对特定非遗文化的所有权及其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获益权与发展权等诸项基本权利。

  具体而言,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涉及文化自觉, 更关涉文化权利。而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内涵是什么、当前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兑现程度怎样、如何更好地促进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落实, 可能是我们在实践中应该更加关注的问题。因为, 非遗文化承载者作为特定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 只有承认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利, 让他们在地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切实提升自身发展能力, 才有可能形成其保护非遗的文化自觉意识, 并与遗产地本土性现代化的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从而助力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一、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基本内涵

  从整体上来看, 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 其突出表现是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规划中开始强调人本理念, 强调经济提升与文化保护协调推进的发展模式, 以取代之前过分强调GDP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经济实力的切实增强激发了政府及学者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 进而影响到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 这也为当前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便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 其根本落脚点都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不断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 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强调并促进相关权利主体 (即特定非遗文化承载者) 之文化权利的落实, 既是非遗保护目标的题中应有之意, 也符合当前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理念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理念的典型实践模式是文化生态保护区, 而其核心理念之一则来自法国学者于1971年所提出的生态博物馆概念, 即“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和管理的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途径”1。法国政府于1981年对“生态博物馆”所作的官方定义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 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②两种概念皆强调了“当地人民”在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正是由于这种理念顺应了时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区和原住民的呼声, 符合文化遗产 (尤其是非遗) 保护与传承的客观规律”2, 所以当其一经问世便受到众多国家的认同与推广, 并逐渐发展成为对非遗进行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的有效方式。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我国政府对非遗进行整体性保护的重要举措, 《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这一保护措施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了实践中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中, 应坚持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原则, 坚持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整体性保护原则, 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的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传承的原则, 坚持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由此可知, 尊重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及其自身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需求 (实际上即为民众的文化权利) 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基本精神, 而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进而增强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凝聚力, 则是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根本目的与意义所在。

  对非遗进行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 要求优化并改善遗产地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使非遗在特定族群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有效保护与传承,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功能, 也即“要以区域文化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注重文化遗产项目与区域内其他文化事象的密切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 将非遗项目的保护置于区域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 充分考察其与人文生态、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联系, 使其在与各种因素的和谐共存中获得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状态”④。这里, 至少有两点需要加以强调, 一是区域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应是包含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规划,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是促进发展的手段之一, 强调其文化特质并非绝对摒弃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二是除了国家公权机构之外, 非遗文化承载者是非遗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中最切实的发展权益关涉者, 因此他们对本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充分认知、理解、支持与认同态度是实现非遗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持续推进的关键所在, 他们既是非遗保护的主体与动力, 也应是非遗保护的直接受益者, 即诸项文化权利通过非遗文化生态保护运动能够真正得到兑现。

  正如单霁翔曾指出的那样, “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美好生活的宝贵资源, 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要让人民群众从文物保护的成果中得到实惠”3。具体到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 便是强调非遗文化承载者诸项文化权利的兑现与落实。

  (二) 文化权利的基本内涵

  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始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看, 任何族群都平等地享有对自身的发展权和决定权, 他们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即他们有选择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权利, 也有继续保留传统的权利”4。因此, 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必须尊重每个族群乃至每个人基于自身发展需求所做出的选择, 既不能以保护“原生态”传统文化为由忽略乃至牺牲遗产地民众追求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权利, 也要在最大程度提供法律法规保障、相应经济资助及学者技术思想支持的基础上, 使民众了解到基于非遗保护“文化自觉”理念的发展才是其实现自身发展乃至本土性现代化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正如《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序言中所强调之文化活力的重要性, “包括对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人群中的个体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的活力体现为创造、传播、销售及获取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自由, 以有益于他们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护非遗并使其始终保有文化活力, 是为了促成非遗文化承载者诸项文化权利的更好落实, 以有益于他们自身的更好发展, 这也是国家推进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根本意义所在。

  文化权利作为世界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 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中都有体现, “文化权是指人人有权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 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人人对其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或物质利益, 有享有受保护的权利”5。其中的“人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 因此文化权利的概念便可从个体文化权与集体文化权两个角度进行界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文化权利就是指个体和群体共同秉承的一种价值观, 这种文化方面的价值观已经为权利主体所珍视, 同时也应受到义务主体的尊重”6。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 文化权利包括了文化参与权与收益权等内容, 需要通过国家制定政策、财政投入等一系列措施来创造条件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这种文化权利强调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人的文化活动如何得以自由展开以及人所期待的文化利益如何获得并且获得的程度如何”7。从集体的角度来看, 文化权利包括了自主发展权、不受干涉权等内容, 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在事实上对少数人群体的文化权利构成了巨大挑战, 因而集体文化权利更加强调的是“文化样式如何保持独立性和历史延续性, 如何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这种特点彰显了文化权利的深层内涵, 也即是说, 某一种文化样式独特性的保有对于文化多样性和个人文化生活的价值和意义”⑥。对于集体文化权利的关注与尊重, “意味着少数人或土著人等群体同样可以成为文化权利的主体, ……个体的文化权利、尤其是非主流文化、亚文化以及少数人群体的成员的文化权利, 以文化群体的存续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⑦。

  具体到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的文化权利也被称为文化遗产权。在2005年10月通过的《欧洲理事会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中首次出现了基于遗产保护角度的“文化遗产权”概念8, 而从权能的角度的来看, 文化遗产权应是一个权利的集合体, 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过程中, 这种权利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文化参与权、表明身份权、管理权、文化财产权、文化发展权等9。事实上,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权利主体是多重的, 就某一特定的非遗文化来说, 其权利主体至少包括了该遗产所在地的“政府、法人团体、社区及个人”, 那么“以特定文化遗产本身为中心来界定权利内容、权利范围及权利行使方式的话, 特定主体与特定文化遗产在法律事实上的关系越密切, 则实际享有的权能越多”②。具体来讲:

  一是文化参与权。任何人都享有一定程度上的欣赏、接触以及使用特定文化遗产的权利, 遗产地民众作为特定非遗文化的承载者自然也不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规定了“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 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 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 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公约体现了保障遗产地民众拥有非遗保护运动参与权的宗旨。

  二是标明身份权。主要针对特定文化遗产所属的群体、社区以及个人, 保障他们以该文化遗产来源者身份对其进行署名的权利。然而更为普遍的事实却是, 相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数非遗文化承载者而言, 现代知识产权法体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文化霸权特征, 即“欠发达地区所拥有的传统知识, 很容易就被那些技术、知识和资金方面的领先者转变成所谓知识产权, 变成他们受法律保护的所有物。知识产权由此变成了不正当占有他人知识即盗版的工具”10。在最基本的标明身份权都被剥夺的境况下, 其他文化权利更无从谈起。

  三是文化管理权。主要针对国家、政府以及特定遗产的相关组织, 以确保他们基于某种公共利益而对特定非遗文化进行管理 (包括收益、处分等) 的权利。非遗文化承载者个人或团体也应享有这项权利, 至少应在相关决策形成时行使参与权, 以避免地方政府单方面规划及其与资本利益集团结合主导并控制整个非遗保护过程, 从而最小化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弊端, 使非遗保护能够更好地推进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

  四是文化财产权。也可称为收益权, 主要针对特定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 (私权主体) , 他们享有从非遗保护过程中获得收益 (精神或经济) 的权利。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 所谓非遗文化“主要指代代相传的知识体系、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 被认为属于特定人群或地区, 自发演化, 并根据变化的环境而改变”。这里的“特定人群”便是特定非遗文化的创造者与创新者, 即非遗文化承载者, 他们自然也就在事实上拥有该非遗事项的所有权, 而他们在非遗保护过程中依据正当权利获得的收益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以是物质经济上的。

  五是文化发展权。主要针对特定非遗文化所属的社区或个人, 他们享有通过传承、创新等多种方式来发展相关文化内容、文化形式的权利。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 非遗文化承载者可以通过生产性、数字化等多种途径来创新发展特定非遗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以使其保持文化活力。

  二、当前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实践中的文化权利兑现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宗旨在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 而文化是由人创造并为了人的更好发展而存在的;倘若没有了人, 文化便失去了传承载体与存在价值, 所谓的文化多样性也就失去了意义。特定族群的民族文化有其产生、发展所依赖的独特文化生态, 而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外来文化的介入必然会导致这种文化生态的变化, 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将随之改变, 原本“有用”的非物质文化在新的环境中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功能而面临多重危机。

  但事实上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与现代化发展并非绝对地完全对立。就遗产保护的价值功能而言,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并非要求遗产地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模式, 而是要在尊重、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其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 既维持了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也为遗产地民众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最终实现, 说明遗产地民众的相关文化权利得到了兑现, 也意味着民众非遗保护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 文化权利与文化自觉之间构成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发展关系。

  (一) 个体文化权利:增进遗产地民生福祉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非遗文化承载者自然包含在全体人民之中, 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尊重并保障其基本文化权利的落实, 有助于增进遗产地的民生福祉, 保证遗产地民众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始终以文化承载者为基础、为根本, 我们不能苛求遗产地民众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社会生活, 而要尊重他们的基本文化权利甚至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 以使其成为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真正受益者。因为历史上非物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皆在于为特定人群解决特定的问题, 以此保证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并促进人的更好发展。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往往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的一种综合体, 它对其自身现实问题的关切往往是独特而有效的。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各民族、族群社区人民在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中为解决某种特定的社会问题或规避某种可能产生的问题而创造形成的, 它们在规范人类社会秩序、构建‘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问题处理技巧。”11唯有如此, 非遗文化承载者才有可能、有能力积极参与到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来, 并在适应当地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形成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文化自觉意识, 从而为其更好地保护非遗、传承文化提供持续动力。

  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 对于多数非遗所在地的政府与民众来说, 当下最紧要的发展需求可能仍是经济增长而非单纯的文化保护, 也即增进遗产地的民生福祉可能是当地民众更加乐见的发展成果。正如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理论基础之一的文化生态学, 就“特别擅长研究特定环境中生计与文化的互动过程, 我们从贡达所编辑的两大册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研究广泛的可能性。该书汇集了世界范围的渔业与文化关系的个案和比较研究的成果,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有关以露天博物馆的方式对渔业文化的保护方面的研究”12。在这里, “环境、生计、文化”乃是这类研究所关注的三个关键词, 当我们将这种理念引入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自然不能只关注环境与文化, 而忽略了非遗文化承载者的“生计”问题, 因为维生可能仍是多数遗产地民众在当前情况下的最本能的发展需求。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约定, 当遗产地民众的基本文化权利不被尊重更无法兑现, 他们便无法对自身文化产生自信与责任感, 更难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之初就形成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

  更为严重的后果可能还在于, 当来自外部世界的收藏家甚至是文物贩子拿出足够丰厚的酬金, 不少民族村寨的民众便会为了提高基本生活水平而将一些祖传物品出售, 长此以往便会造成遗产地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破碎, 更谈不上为当地社会的本土性现代化发展提供资源保障。这是因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变迁并不具备充分的选择权与主动权。以贵州苗寨的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 它并不是当地文化变迁的自然发展过程, 而是基于政府与专家等外来力量的支持, 在短时间内就从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成为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空间。当地民众在没有任何准备的前提下开始迅速逃离原本的文化传统, 以便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新的现代化生活。因为没有基本的民生保障与经济基础, 遗产地民众会在与外来现代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 逐渐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卑, 认为自己的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无用”的, 进而倾向于全盘否定乃至根除自己的传统。而放弃了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发展只会导致当地文化传统的断裂, 与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初衷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 集体文化权利:遗产地的本土性现代化

  现代化的标准在于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民主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借鉴, 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重建传统”13。也即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未完全消失, 而是被不断地重新建构, 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人文化了的社会, 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完成“文化的重构”。在此背景下, “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 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 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 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 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 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14。

  就非遗所在地的本土性现代化发展而言, 作为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非遗文化是重要的发展资源。在这里, 非遗的文化生态保护也是实现遗产地本土性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此过程中, 必须保持非遗文化的本真性, 即特定非遗事项最基本的性质与功能, 若失去了作为精髓和灵魂的本真性, 非遗也便失去了传承价值, 基于此发展而来的现代社会也便不具备独特的本土性特征。也就是说, 基于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遗产地现代化发展模式应是当地文化、环境与经济各方面协调的持续发展, 正如生态博物馆理念创始人戴瓦兰所言, 作为一种教育工具, “生态 (社区) 博物馆遗产教育的最重要意义是当地居民懂得了他们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保护和平衡利用他们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当然这些社区能够, 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 以他们自己的节拍, 以社区的过去和按照他们的活的文化, 在允许和可持续的范围发展”15。这意味着我们努力想要实现的, 是具备本土性文化特征的现代化文化发展模式。

  对此, 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观点起到支持作用, 他认为“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 摧毁了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 尤其明显的是, 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16。在这种现代化的本土性发展模式中, 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似乎都可以达成一致。也即最理想的状态是:遗产地民众一方面追求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然而现实的非遗保护案例却一再向我们表明:遗产地文化传统的断裂与解体才是更为常见的结果。而萨林斯给出的解释是, 金钱经济与传统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不能够找到足够的金钱来支撑他们的传统生活时, 大问题才会出现。如果人们能像某些人类学家做过的那样来计算的话, 那么就知道有多少来自政府的资助基金和商业贸易收入已经被投入与扶植本土生产方式中去了。就会看到土著内部经济显然吸纳并统合了外来经济。更进一步说, 在村落当中,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 其在金钱经济中越是成功, 便越会加入到本土的秩序中去”⑤。似乎可以理解为, 遗产地要实现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 仍是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唯有如此, 地方传统文化被保存下来、传承下去的机会才更大。

  问题在于如何创新遗产地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答案即在对地方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即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重塑遗产地地方文化的人文资源, 也可以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此, 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民族民间文化正在呈现一种复活的态势, 但“这种复活不是在实用层面, 而是在精神层面。它是作为一种昔日的精神家园给予人们的寄托, 让人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过去, 或领略到不同地域的人文风光, 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欣赏的活的艺术。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 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从功能上来讲, 它不再能从制度上物质上去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但它却能从另一个层面, 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去满足人们的需要, 这就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能得到发展的根基, 也是许多地方文化得以复兴的经济基础。”17这也是本土性现代化理念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之一。

  因此, 必须重视非遗生产性保护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以为非遗保护运动的持续推进提供经济基础。比如贵州梭嘎苗寨基于游客需求形成了一个民族工艺品市场, 以具有独特民族文化特征的服饰工艺品换取经济收益, 成为当地民众发展地方经济的途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提出了经济、文化发展互补的原则:“文化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所以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 且所有个人和民族都有权参与两者的发展并从中获益。”而非遗项目的聚集乃是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大特点, 如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就聚集了35项国家级、87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这些聚集的项目能够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各个项目所衍生的文化产业又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展, 从而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调推进。

  在全球化的时代, “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多样性以及相对意义上的边缘性, 为认识、理解、消费这些文化的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刺激了人们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 这些陌生的、奇异的文化为消费者带来了文化震撼的体验。从这一角度理解, 当下诸多的‘原生态歌舞’乃是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因素, 通过与现代都市文化相比较的文化反差, 运用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元素, 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18而遗产地社会则在此过程中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不断创新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 也一步步实践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三、更好维护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文化权利的现实途径

  “中国的非遗保护在知识分子群体的推动下, ‘还遗于民’的保护观念已渐成官方与知识群体所共同认可的主流观念。”19文化自觉意识是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的关键, 而确保并尊重民众在非遗保护中诸项基本文化权利的落实则成为民众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根本前提, 文化权利与文化自觉之间实则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二者相互对等、互相增益。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 还涉及到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以及生活性保护等多种方式, 它们既提供经济基础、保障民众的文化财产权以增进民生福祉, 也保护传承文化根脉以维护民众的文化发展权, 更为地方社会的本土性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多样化的发展途径。

  (一) 生产性保护

  何为生产性保护?在2009年2月北京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坛”上, 学界对“生产性保护”理念进行了集中讨论, 认为这种保护模式主要指谓“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 产生经济效益, 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20这种保护方式突出了非遗作为资源在现代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价值, 而无论从理念提出的初衷来看, 还是从保护实践来看, 强调经济效益并无不妥。有学者针对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提出观点, 认为“如果整个社会仍然是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民众也是要像一般地区的民众一样要经济效益的, 我们就很难让文化生态保护区发挥理想中的功能, 因为外部环境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和压力”21。笔者以为, 即便没有外界的示范效应, 我们也不应闭口不谈甚至忽略遗产地民众即非遗文化承载者当前最切实、最本能的发展需求正是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且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过程中获取正当收益是他们的基本文化权利之一。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因与人类发生关系而生成, 并且, 作为能够给其持有者带来幸福的资源而存在时才有价值。也就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是不确定的, 因与人类关系的多样性和动态性而不断调整, 但是它必须始终对我们而言具有‘幸福的资源’的属性, 并广泛体现在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层面”22。基于多数非遗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来看, 增进民生福祉可能是当地民众最为乐见的发展成果, 而无论是改善生活、提升教育品质还是提高医疗、养老待遇实质上都需要以经济基础为保障。

  因此我们说, 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绝对不能忽视“经济效益”的重要性, 但这种发展不是以GDP为中心, 而是要强调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生产性保护正是要让那些可以市场化的特定非遗文化资源 (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以及传统医药等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市场, 在相关政策法规的监管之下, 既宣传非遗文化, 也拓宽经济发展途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二) 数字化保护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将对非遗的“保护”界定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 包括这种遗产各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和振兴”。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领域是必然趋势。采用数字信息技术, 对特定非遗项目与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相关信息, 进行照片、录音、录像等多媒体形式、多载体类型的真实、系统记录。“依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基础标准和规范, 将保护区数据资源进行标准化输入和转化, 实现统一的专业化分类、信息化存储和系统化整合, 改变和完善非遗的存在发展生态空间。”23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非遗数字博物馆, 完善非遗数据库, 不断创新非遗保存、保护、展示及宣传的手段, 最终实现非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存、管理、共享与传播。

  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 成立特定非遗文化数字博物馆, 不仅不会影响到遗产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相反, 人们还有可能通过非遗文化数字博物馆的使用, 重新了解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脉络, 继而对自身文化形成更明确的认知与自信, 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态, 为非遗保护营造更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三) 生活性保护

  所谓生活性保护, “就是在生活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从内涵讲, 就是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原则基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植入人类生活的再努力, 旨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的延续性、合法性与合理性, 推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的生活空间的拓展与重构, 从而在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参与路径的基础上, 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文本的意义生产机制, 从而最终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历史转换与变迁。”④非遗生活性保护与生产性保护以及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之间并不冲突, 相反还有不少相互补益的地方。

  有观点认为生态博物馆的理想功能在于保存一种文化的“活化石”, 即“它 (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 的概念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在自然环境中, 那些承载着这些传统文化的人也照样生活在其中。试图将他们的生活原样不动地传承下去, 让我们这些外来者到这里来观看在别处已经消失了的传统生活, 也就是有些学者常说的‘活化石’或‘原生态’的文化传统”24。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遗产地民众的发展权, 完全没有尊重他们的切实需求与发展意愿。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 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里的定义直接申明了非遗保护的根本特质之一即在于创新, 而只有适应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 我们的文化多样性才能够真正得以存续与发展。

  本质上,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理念并非要让其所保护的特定民族文化永远处于不变的“原生”状态, 而是要让其在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内在的生命力与文化特色, 即在变化了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下保持自身基本的文化基因, 并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继续发挥功能, 这种自然自主的“变”与“不变”构成了特定民族文化独具特点的本土性现代化。因此我们说, 保护非遗“就是对人们多样性生活样式的肯定, 对构建社会认同重要载体的保护, 对人类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激发”25。

  四、结 语

  非遗文化生态保护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宗旨在于保持文化多样性, 促进遗产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协调推进, 实现遗产地的本土性现代化发展。而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得以持续展开的基础动力实际上来自于民众真正的文化自觉。“在文化自觉的层面上, 人与文化是协调互动的, 文化内在地塑造人、影响人, 而人也自觉地对文化进行调适和创新。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 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如果说, 文化认知可以通过社会宣传教育的方式予以实现, 那么文化自觉则需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自知, 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觉的升华过程,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③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来看, 如果非遗文化承载者自觉保护非遗是在履行文化发展义务与责任的话, 那么他们至少也应该享有对应的文化权利, 即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行使并落实基本的参与权、财产权、发展权等诸项权利。对于多数非遗文化承载者而言, 非遗存在的合理性即在于其对人的“有用性”, 无论现实环境如何变迁, 非遗仍要对人们的生活发展有益才有持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在非遗文化生态保护中以文化承载者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为切入点, 能够实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完美契合, 显然有利于促进遗产地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并实现文化承载者自身的全面发展, 因为“社会-文化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完整的人性, 任何理性与效益都无法代替人本身的完整存在”26。

  注释

  1 转引自周真刚:《试论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中国梭嘎的实践》, 《贵州民族研究》, 2002年第4期。

  2 李荣启:《文化生态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美与时代》 (上) , 2015年第2期。

  3 单霁翔:《文物事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求是》, 2004年第24期。

  4 叶芳芳, 朱远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广西民族研究》, 2013年第3期。

  5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1号一般性意见: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 (2009) 。转引自张伟:《国际人权文书: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通过的一般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汇编》,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年版, 第442页。

  6 R·斯塔文哈根:《文化权利:社会科学的视角》, A·艾德等主编、中国人权学会译,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76页。

  7 王丽娜:《文化权利法律保障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3期。

  8 该公约第四条所作规定为:“与文化遗产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包括a.人人都有单独或者集体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以及为丰富文化遗产做出贡献的权利;b.人人都有单独或者集体承担如同自身遗产一样尊重其他文化遗产的义务, ……;c.文化遗产权的行使受到在民主社会中为保护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必要限制。”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国际文化法文件汇编》,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4年版, 第526页。

  9 周真刚:《试析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权利冲突: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云峰屯堡为例》, 《民族研究》, 2018年第3期。

  10 梁治平:《谁的知识?谁的产权?》, 《东方早报》, 2012年5月20日版。

  1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134页。

  12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3期。

  13 转引自郭于华:《生活在后传统之中》, 《读书》, 1997年第6期。

  14 方李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社会背景: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007年第4期。

  15 [法]雨果·戴瓦兰:《生态博物馆和可持续发展》, 见苏东海主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交流与探索》,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年版, 第83-84页。

  16 [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 王铭铭、胡宗泽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0年版, 第125页, 第136页。

  17 方李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社会背景: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007年第4期。

  18 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 《学术研究》, 2008年第2期。

  19 耿波:《文化自觉与正当性确认: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权益公正问题》, 《思想战线》, 2014年第1期。

  20 陈华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几个问题》,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10年第5期。

  21 高丙中, 宋红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机制梳理与政策思考》, 《西北民族研究》, 2016年第2期。

  22 胡惠林, 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 《艺术百家》, 2013年第4期。

  23 涂可国:《文化中国导引:文明传习与精神塑造》,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102页。

  24 方李莉:《请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 《艺术评论》, 2006年第6期。

  25 胡惠林, 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 《艺术百家》, 2013年第4期。

  26 肖鹰:《论美学的现代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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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秦树景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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