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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2020年03月13日 15:23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金滢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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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学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蒙学”研究成果快速涌现,但良莠不齐,呈杂乱、无序的发展状态,急需整合学界力量,对“蒙学”与“童蒙文化”概念有个明确界定。“童蒙文化”概念是针对学界和社会流行的“蒙学”“童蒙教育”,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旨在扩大对中国古代“童蒙”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童蒙文化,强调多学科协同研究,避免“童蒙”研究囿于儿童教育的范畴,并对其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都有明确的思考和认识,解决童蒙文化史研究的困境。“童蒙文化”的概念,不像“科举文化”已经被学者广泛接受,目前还是个新生名词。鉴于两者有很多的类似之处,“童蒙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①,可以比照和参考学界研究“科举文化”的成功经验②。2014年,笔者与张希清先生、徐勇教授一起商议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下筹划成立一个有关童蒙教育的二级学会,几经讨论,比照“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2015年,笔者在起草学会成立章程的时候,大致拟定了一个童蒙文化的概念,但比较含糊,尚不能概括“童蒙文化”的含义。因此,2016年9月,笔者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书中重新提出了“童蒙文化”概念,并请各子项目负责人修正,最终正式的表述为:童蒙文化,是指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服饰、游戏、交友、礼俗、劳作和选拔等一切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关文化、思想、风俗和文物遗存等。

  值此笔谈机会,笔者进一步阐释童蒙文化的含义、对象、内容和研究范畴,阐述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动学科体系建设,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以及科举文化等学科领域的关系,勾勒童蒙文化核心价值,论述研究童蒙文化对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学术支持和指导。笔者主持的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就是组织历史学、教育学、文献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儿童学等多个学科专家参加课题的讨论和编撰任务,准备通过对大量有关童蒙文化的史料、文物遗存和风俗的调查分析,归纳其特点和规律,总结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科举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而推进构建中国童蒙文化的学科体系的建设。笔者将从以下几个角度阐述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思路、方法、视角和突破点。

  一、中国童蒙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和构架

  中国童蒙文化有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全面梳理其每一时段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内涵,为构建中国童蒙文化学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首当其冲。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以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中,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和探讨历代童蒙文化的特点、发展和变化。笔者认为大体要把握以下几条主线:

  其一,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的角度,考察中国童蒙文化的多元性、延续性和一致性。一是多元性。中国自古以来幅员广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文化差异较大。夏商周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历经无数次民族冲突与融合、外族入侵与文化交流,多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相争鸣,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开放、海纳百川的多元性特征。中国童蒙文化孕育其中,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性的这一特征。童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民族、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更表现在不同观念、不同派别、不同时代对童蒙文化认识的不同。二是延续性。从夏商周至清末,4000多年来,中国历经了封建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其间不仅经历了秦、两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的王朝,也经历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等分裂割据时期,中华文明多次面临崩塌断裂、无以为继的险境,但最终均能依靠其深厚文化内在的先进性、开放性,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国童蒙文化便也在此历程中艰难成长,延续发展。三是一致性。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无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更迭,还是少数民族偏安一隅或入主中原,大都以尊崇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儒家文化是历代童蒙文化的思想灵魂。《论语》《孝经》是历代童蒙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延绵2000多年,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首先考虑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同时又有很强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这样才能抓住童蒙文化的主要特点,充分发掘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及地域特征。

  其二,着重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童蒙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变迁都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上,社会变迁不仅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直接带动童蒙文化紧随社会变革而改变。尤其在隋唐科举制度创立后,童蒙文化很快转向为科举服务,表现为明显的科举应试特征。③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要充分考虑历朝官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和典章制度的变革对其的影响,也要深入分析经学、文学、教育、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对童蒙文化的具体影响,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童蒙文化向社会下层普及过程的影响。

  其三,探讨社会结构变化与童蒙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阶层和组织的变化跨度非常大,从三代到清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部落、诸侯国、郡国、家庭、家族、世族、宗族等各种社会结构的组织和单位,也有诸侯、卿、士、大夫、平民、奴隶、女婢、工、商、士、农等各种社会阶层。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人有贵贱、士庶之辨,不同时期社会的结构、阶层和组织差异非常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在充分考虑童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从历代社会阶层和组织的变化、城乡居民结构的改变等社会学视角,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的认知及其所形成的童蒙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更加准确、切实地把握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

  其四,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在东亚世界处于文化领先地位,在文化输出方面一直占据优势。朝鲜、日本、越南、琉球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都深受中国文化、典章、制度的影响,中国童蒙文化也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远播周边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差别。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同时,也输出了大量的童蒙读物、教材等童蒙文化载体。因此,若从国内外发现的双语童蒙教材入手,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外播的具体情况;以日本历代童蒙教育中所使用的《孝经》《蒙求》《千字文》等中国蒙书为线索,来探讨中华童蒙文化与外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更能客观、立体地深入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

  其五,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包含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汉代以来又融入了佛教内容,汇通了世俗伦理道德、风俗民情,内容包罗万象,凝练了成人世界的精华,进而将其传输到儿童的世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总结其时代特点、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探讨童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二、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中国童蒙文化的内容跨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儿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童学等多学科,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跨学科、多角度来观察、探讨,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丰富和深化童蒙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鉴于此,对中国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须要多学科协同研究,兹按各学科的相关性大小依次说明其与童蒙文化研究的关系和作用。

  其一,历史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研究首先是个历史选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本项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借助唯物主义史观,结合童蒙文化史发展的历史背景,确定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的重点问题,找出突破点,探讨核心问题,避免研究走向误区,确保相关研究顺利进行。用历史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童蒙文化的时代性,理清童蒙文化发展规律,深入分析问题起因、发展变化与影响。特别是把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厘清其时代特点和本质,拓展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用历史学考据法,从基本史料入手,鉴别史料真伪,为其他学科视角的介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二,文献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类型与文献分布纷繁复杂、杂乱无章,必须利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将收集来的有关史料进行归类、考订和整理,甄别真伪,考订讹误,判定其学术价值,为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进行观照提供保障。考虑到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除蒙书比较集中之外,其他相关资料特别分散,即正史、典籍中记载甚少,而在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及其他野史中的记载反而较多。此类记载的可靠性相对较差,史料价值有限,因此,需要借助文献学的方法,辨伪存真,谨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太行山文书中新发现的不少蒙书,多是些残破废弃的文书,抄写杂乱,普遍缺乏纪年,需要依靠文献学、敦煌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确定其历史年代,对文字进行释读、校订和整理,方可作为史料来使用。此外,传世典籍中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蒙书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同一本书有很多来源和版本,它们或为名家私刻,或为书商所印,或为学郎抄写,或为儿童习字,其内容精美程度与外形的完整性都存在差异,需要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比对、分类、整理和校订,以便用于学术研究,或整理出版后提供给当代青少年儿童阅读、学习。

  其三,教育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儿童启蒙教育问题,童蒙文化包含的教育史、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童蒙教材、教学方法、品德教育、识字教育、音乐教育等内容,基本上属于教育学范畴。由于童蒙文化“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就离不开教育学的研究方法,须借助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等学科方向的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秉承儿童教育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组成的理念,解构、分析古代童蒙文化中的相关教育问题,厘清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发展轨迹,进而确保本课题的专业水平和研究深度。

  其四,社会学研究方法与视角。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养育、教育和成长都离不开家庭、学校、政府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史,必须借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一方面,通过社会构成的理论,分析童蒙教育过程中儿童与家庭、学校、政府等社会组织的关系,分析家庭和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在童蒙文化中所承担的角色,并深入探讨儿童的生活、游戏、劳作和交友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分层理论,对影响儿童成长、社会阶层流动的诸多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尤其关注历代人才选拔、选官制度等对童蒙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直接影响。

  其五,儿童学研究方法与视角。“儿童学”是以儿童教育为主线,整合不同视角,对儿童及其发展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科。广义的“儿童学”概念包括儿童哲学、儿童社会学、儿童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医学等学科领域,是当下流行的儿童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借助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可以拓展中国童蒙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既从宏观上关注童蒙与文化、童蒙与社会等问题,又从微观上关注儿童的注意、记忆、想象、思维、语言、情绪、意志、自我意识、气质、性格、能力、社会行为、品德等具体问题,从而深化童蒙文化研究的内涵。

  其六,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中国童蒙文化包含了多民族的童蒙文化,离不开多民族的语言、文字,因此,必须借助语言文字学来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童蒙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蒙书,而蒙书多以字书为主,如《千字文》《碎金》《开蒙要训》《俗物要名林》等,新出土的一些蒙书多杂乱无章,需用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

  其七,考古学研究方法。中国文化起源阶段的童蒙文化研究,必须依靠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了解早期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情况。中国古代儿童生活、学习场所基本上都已消失,需要借助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和还原其历史原貌。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利用儿童墓葬了解古代儿童葬俗、健康、疾病,以及服饰、玩具、游戏等。

  其八,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方法。中国童蒙文化中的很多礼俗文化至今仍然保留在广大农村的乡土文化中,需要利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童蒙文化中有关儿童礼俗文化方面的问题,从而还原传统儿童礼俗的历史原貌,改进当今培养儿童、少年传统礼仪的方法。借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童蒙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元素交融问题进行探讨和梳理,还原各民族文化对中国童蒙文化的影响历程。

  其九,统计学的学科方法。在通过利用历史学、文献学对史料考订和鉴别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原理,对相关数据进行编辑、计算。通过数理统计,建立数据模型,制成统计图表,用数据和曲线变化,来进行量化分析,归纳、总结相关问题的走向和发展趋势。结合史料,实现历史考证与数理统计的双重论证,有助于弥补历史学语言叙述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缺陷,提高研究论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此外,童蒙文化的研究还将利用美术、音乐、舞蹈等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对涉及儿童美术、儿童音乐舞蹈、儿童杂技等主题的童蒙文化问题进行研究,丰富对中国古代儿童艺术世界的认识。童蒙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需要不同学科学者发挥各自学术专长,确保立足学术前沿,取得科学结论。

  三、研究资料的突破与创新

  鉴于中国童蒙文化相关研究资料的特殊性,在文献资料的利用方面,应实现以下突破和创新。

  其一,中国童蒙文化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支持,多设立诸如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组建科研团队,充分发挥研究团队多学科、专业化、国际化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搜集国内外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资料,通过文字录入、电脑扫描、数码摄影等方式实现数据化管理,建立中国童蒙文化史文献数据库,力争在资料占有上实现“竭泽而渔”。

  其二,整理、研究新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中发现的唐五代、西夏、元、明清的《百行章》《太公家教》《兔园策府》《开蒙要训》《士农工商买卖杂字》《买卖杂字》《绘图应时杂字》《妇女杂字》《传家杂字》《改良绘图幼学杂字》《便蒙六言》等早已散佚的蒙书,梳理其编著体例、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宏观与微观研究。因此,有必要分门别类的出版诸如《新出土中华蒙书集成》《中华经典蒙书》《中华蒙书集成》等不同类型的大部头童蒙文化丛书集成,以便不同学者、读者研究和学习之用。重点探讨其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读这些蒙书的编撰,与当时政治制度变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科举考试的实行、文学发展等因素的内在联系,从而说明蒙书编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同时对这些蒙书中的精品加以整理、校注,为当今少年、儿童的国学教育、传统文化普及提供文化滋养。

  其三,通过搜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收藏的中国古代古本童蒙读物,及其注解、改编和撰写的相关古本童蒙读物,分析古代周边国家、部族在童蒙教育中使用《孝经》《论语》《千字文》《蒙求》《李峤杂咏》《孔子项橐相问书》《明心宝鉴》等中国儒家经典和蒙书的情况,来探讨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和影响。目前,学界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还未大量展开,它将成为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突破和创新的一大亮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应该发挥学会的优势,组织和引导中国学者关注中国童蒙文化在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传播情况,并与日本、韩国、越南的相关学者进行国际合作,共同攻关,整理、出版这些国家历史上传入的不同版本的中国古代蒙书,以及对中国蒙书注解和改编、改造后形成的本土化蒙书,进而探讨中国童蒙文化对东亚世界的影响。

  其四,充分发掘考古文物、民间民俗遗物、博物馆图像、实物等资料的学术价值,通过实物形象学研究,还原古代童蒙教育的场所、儿童形象、儿童服饰、儿童玩具、儿童神话等事物的历史原型。如杨秀清先生利用敦煌壁画的图像资料来研究敦煌儿童教育、游戏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④;王子今先生利用汉画像石砖儿童形象,深入分析了孔子拜项橐为师的故事和流传情况⑤;都是经典实例。利用古代书画、墓葬壁画、汉画像石砖、敦煌壁画、云冈石窟、洛门石窟等各种图像资料中的儿童形象来丰富中国童蒙文化的研究。

  其五,运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掌握当下民间各地依然流行的有关养育、启蒙等童蒙礼俗资料,从而补充纸质文献记载的不足,为复原和理解中国古代童蒙礼俗提供借鉴。

  简而言之,当今中国正处在“继往圣之绝学”的时代,国家正在大力弘扬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童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民众日常行为规范体系的集中体现,始终承担着启蒙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肩负着士人和社会的教化及儒家伦理道德普及的使命。明确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方法和理论,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特点,用中国古人最淳朴、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认识、理解中国童蒙文化,普及国学和传统文化,树立国民自信、自强的精神,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行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国学”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文化滋养,为少年儿童学习国学和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①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40-44页。

  ②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金滢坤:《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6-28页。

  ④杨秀清:《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研究(一)》《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二)》《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三)》,《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1期,第24-46页;2013年第2期,第40-56页;2013年第3期,第86-103页。

  ⑤王子今:《汉代儿童生活》,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81页。

  (作者简介: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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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金滢坤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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