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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湘文化成功转型的机缘
2019年07月12日 11:2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任俊华 胡丹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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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特色的地域文化,在近代历史中孕育出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其中包括思想先驱、政治领袖、文化巨人,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贡献了智慧与力量。湖南古代的人才数量相较于近代的人才情况,可谓天壤之别,《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不到百分之一。到了清末,湖南的人才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近代湖南涌现出了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密不可分,而引领湖南近代转型的是经世派为代表的湖湘精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引领湖湘文化走向现代化转型之路。

  追溯历史,湖湘的君子文化源远流长,从屈原的《桔颂》、周敦颐的《爱莲说》《拙赋》到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宋论》《读通鉴论》等名篇,无不流露出仁人君子的高洁情操和爱国志趣,影响了近现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以及黄兴、蔡锷、毛泽东、蔡和森等爱国志士。那么,湖湘文化在近代成功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思想转变。

  第一,湖湘文化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抓住了经济因素在国家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以魏源、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提倡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来富强中国,抵抗西方的不平等入侵。魏源的富国思想根源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他指出,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富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既然作为民族理想的“王道”包括国家的富强在内,那么,这些足以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的具有近代因素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的方法、路径和手段,均是可以学习并不断改进的,包括“夷人”所掌握的“长技”。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文化思想,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并进一步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化的科学思想、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思想。以“中体西用”“师夷制夷”为指导,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人物发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指导思想,一方面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另一方面发展国内基础工业: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在上海创办了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二,湖湘文化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政治理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其中涌现出了一批推动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转型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再到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易白沙、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谭嗣同的《仁学》一书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形态的代表,被梁启超称之为“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推崇孔子的“仁爱”思想,其中包含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平等相通的精神。为了进一步阐发“仁”,谭嗣同的《仁学》兼容了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等,“其形虽杂,其魂却守一”。在谭嗣同看来。儒学内部的仁和礼两个方面并不是一体不分的,儒家的礼教在发展中变质为专制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他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早期《新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发出了先声。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将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准确地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以孔子的“中庸”学说为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又说:“‘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学说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引申出在政治生活和革命实践中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和克服“过”和“不及”的错误,发掘了优秀传统思想的现实内涵和时代价值。

  第三,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激发出了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性、创造性,推动了传统文化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经世致用维度。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安全时,湖湘地区崛起了一代代“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精神,意识到如果中华民族要达到“保国保种”、自强自立的话,必须推动并完成中国历史的近代化运动。以儒家士大夫的“修齐治平”“天下有道”“三代之治”等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为内在动力,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左宗棠从1829年到1853年之间,一边教书养家,一边专读经世致用之书,形成了包含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极其广博的知识体系,在写给长子的家书中,他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此时湖湘学人读书慕学,实以办事举措、经世致用为目标。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运用了中国传统兵家的思想,以编著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方法了解国外的人文地理情况。他在《海国图志》原叙中说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陶澍、贺长龄长期在地方为官,在施政过程中充分展现经世致用思想,贺长龄还主持编纂《经世文编》,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之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中国传统文化处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所以与世界文化是一体而存、共生共荣的。伴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要主动地融入世界,在与各民族文化往来、交流和碰撞中擦出思想的火花,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发展因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所以,当下的中国学者应更好观察时代的需要,树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近大众、走向世界,造福祖国、利益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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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任俊华 胡丹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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