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文书学”是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界新兴的一门学科。本文首先整理概述了中国古文书学在日本的发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回顾了自2010年以来中国古文书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状况,为历史学界认识及了解这门新兴学科提供学术史方面的梳理和归纳。

　　作者简介: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4ZDB024。

　　“中国古文书学”是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倡建立的一个学科。它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但从世界范围看,则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很早就有这个学科,而且还有梳理该学科发展历史的文章。最近的文章是小岛浩之的《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札记(上)》。①以下参考小岛文章,结合其他资料以及笔者的理解和判断,回顾一下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与这几年的发展。

　　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没有成立,因此1952年藤枝晃在《世界历史大事典》(平凡社)中为“古文书”和“古文书学”撰写条目时,对日本和西方的古文书学有详尽解说,但对中国,只叙述了为何没有建立古文书学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存世的古文书很少。而造成古文书存世很少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王朝更替时的战争等,造成古文书的毁坏和消失;二是文书,特别是政府的公文书存放一定时间后就被废弃;三是存在一个很长的版本(刻本)时代。

　　古文书学没有建立,并不意味着没有古文书的研究。事实上,从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的发现起,学者就开始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就曾以“中国古文书学”为题开设讲座,但所讲恐怕主要是“公牍”,即清代的官文书。

　　此后对古文书本身进行研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古文书学发展的是那波利贞与仁井田陞。

　　关于那波利贞的古文书学研究(主要代表作是《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竺沙雅章认为有三个特点。1.指出了以前不曾关注的私文书和杂文书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2.将所阅读的伯希和文书做了正确录文后提供给学界;3.将古文书纳入大学的授课和讨论,以施行实际的古文书教育。但竺沙雅章也指出那波利贞的古文书学有个缺点,即虽然忠实记录了文书的形状,但没有调查和记录文书的尺寸、纸质、笔迹等,而这应该是研究古文书时要首先做到的。换言之,那波利贞的古文书研究缺少了对文书形态(物质形态)的关注。原因当然是当时“中国古文书学”还没有建立。

　　仁井田陞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唐令拾遗》和《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前者复原了唐代的《公式令》,加上后来的《唐令拾遗补》,共复原了16种唐代官文书样式,是中国古文书学“样式研究”中的一大成果,或者说奠定了中国古文书学中“样式研究”的基础。在《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仁井田陞特别将“私法史相关文书”分为15类,其中包括可作为公证手段的“户籍”。池田温认为仁井田陞的研究建立了契约类文书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中国古文书学的重要书籍。但是小岛浩之认为仁井田陞的研究主要是广泛搜集资料并将其整理,然后体系化,还说不上是“样式研究”,只能说是样式研究的基础。

　　到20世纪50年代末,藤枝晃在《亚洲历史事典》(平凡社1959年版)为“古文书学”所写条目中,将“古文书学”定义为:研究古文书外形(书式、书体、纸质等)、内容、相关人物、完成过程、作用和效力等所有方面的学问,是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在此条目中,藤枝晃提到了中国古文书学。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已经开始对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现状予以总结了。这就是竺沙雅章在《书的日本史》第9卷中所写的“中国古文书学的现阶段”。②

　　在这篇文章中,竺沙雅章也指出中国没有古文书学的原因在于存世文书的稀少,而存世文书稀少的原因,除王朝更替销毁了前朝文书外,还有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不关注文书。他们只重视书籍以及自己作品的流传(近年坂上康俊还认为,其原因盖在于中国有远高于日本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能够保证领属关系,因此不必长期保存具有“权利认定”意义的文书。③不过,对于此观点,小岛浩之的文章已经提出了疑问)。文章接着以敦煌文献与宋元纸背文书为例介绍了中国古文书研究的现状。其中敦煌文献方面,介绍了藤枝晃将敦煌写本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阶段的观点,并以户籍研究作为文书研究的一例予以说明。宋元纸背文书方面,指出这些文书仅当时所知就有两万多页,内容主要是“户口钱粮册”,也有地方官府处理的案卷。文章最后说,随着出土文书的增加,古写本学或古文书学的必要性日益增大,虽然需要付出时间和努力,但期盼着能完成一部中国古文书本身的通史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