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下越演越烈的“教育拼妈”现象,是竞争性教育和“家长主义”泛滥的产物。“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在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教育”权重,造成“母职密集化”,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但女性并非完全被动地被定义和被形塑,她们在介入教育的同时,重新定义着母职,展现了新母职意识抵抗对主体消解的另一面相。

　　关键词:家长主义/教育妈妈/母职/密集母职

　　作者简介: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南京 210097;杨笛,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 南京 21009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教育要“拼妈”一说盛传于网上和坊间。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时政新闻评论专业网”的“半月谈网”也发文称当今已进入了“拼妈时代”——家有学童的妈妈不仅要“替孩子做手工作业、带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组织同学间的聚会,甚至要帮老师发表论文……”①

　　教育“拼妈”说引起社会强烈共鸣,将“教育拼妈”输入百度百科,有关词条就有218万之多。但“教育拼妈”作为媒体语言,是否具有一定普遍性而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笔者带着这个问题通过前期实证研究证实,教育拼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都市普遍存在②。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形成“教育拼妈”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如何从阶层、阶级和性别的视角来分析其实质?教育“拼妈”的兴起,对家庭性别分工和母职意识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变化的趋势如何。

　　二、教育为何要比拼?竞争型教育与“家长主义”的滥觞

　　坊间所说“拼妈”是指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比拼,母亲不过是直接行动者。需要将这一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分析才能回答个体家庭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比拼?

　　1.全球化催生的“竞争型教育”

　　劳德(Lauder)等人将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全球化”与“个体化”两种趋势。全球化使国家成为“熊彼特竞争型国家”,个体化则将个体变成了“竞争型个体”③。随着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均为可能被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恐慌所笼罩,因教育效能降低而丧失竞争力的危险尤甚,即使是牢牢占据着教育领先地位的英美等国也不例外。如美国80年代由总统里根委托有关部门起草的教育报告的标题即“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这一国家危机意识使得教育最终和市场化竞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化”和“基于文凭的地位竞争”。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且社会结构逐渐固化,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说教育尚能为人提供向上流动的一个制度性“出口”,那么无数家庭就必然会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在依据“知识—技能”拉大的阶层分化的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竞争性目标④,这就使得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比拼”变得格外酷烈。

　　2.市场法则的入侵和“家长主义”的滥觞

　　发达国家教育的现代化大多经历过普及教育、追求教育公平的改革历程。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凭借教育必须提升本国“全球竞争力”的话语,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逻辑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英国的教育与政治经济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分析了英国教育史上曾经历的三波浪潮后指出:自1988年实行教育改革法案以来,右翼正以市场之名,以个体选择自由、家长自主择校、教育效能等说辞,用“家长主义”(Parentocracy)取代了第二波改革浪潮的“能力主义”(meritocracy)取向,以在教育领域推行私有化重建。

　　所谓“家长主义”,是布朗提出的一个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概念。“家长主义”与强调机会均等、能力导向的“能力主义”相悖,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强调家长“自我选择”、自己负责,让教育成为依家长的财富和意愿而非学生的能力和努力的体系⑤。

　　细读布朗“家长主义”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家长主义”创造了一种以市场化原则为特色的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教育市场化将家长变为教育产出的消费者,由他们选择决定孩子要获得怎样的教育。但是,家长的选择教育产品的能力显然受到他们所属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本的限制。强调自由竞争显然扩大了学生的差别,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和平等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