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我国民族地区逐步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但客观来讲，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而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也呈现出“脱嵌”的典型特征。与此相应，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脱嵌型”资源开发面临四个关系性难题——开发与保护、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外部主导与地方参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在生态环境、制度环境及文化环境这三个层面的特殊性，强化资源开发过程的“社会嵌入”，并从理顺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及制度执行、实施参与式开发以及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努力，破除上述四个关系性难题，进而推动民族地区的内生型、包容性发展。

　　【关 键 词】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悖论；脱嵌；跨越式发展

　　【作者简介】王旭辉，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实践及主流话语。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全国地域分工格局，民族地区纷纷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加快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然而，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却也十分突出，甚至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现状及特征，本文从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发展之间关系角度切入，深入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四个关系性难题，进而就“脱嵌型”资源开发的性质及成因展开系统分析，并主张强化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方式及过程的“社会嵌入”，以实现民族地区的内生型、包容性发展。

　　一、资源开发与当前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两类问题

　　一定意义上，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及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仍是我国民族地区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民族地区大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4％，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其中，很多类型自然资源的现有面积或储量都超过全国总量的50％，这是民族地区实现发展的重要“潜在优势”。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既是生态脆弱区，也是全国或各大区域的重要生态涵养及屏障区，对于全国及各大流域的生态均衡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受自然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制约，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仍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经济建设重心的东移，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甚至还出现了明显扩大的态势，其发展任务及发展压力都十分突出。

　　1999年，面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加大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推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治理项目，以期实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产业结构调整，民族地区进入快速经济增长和全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阶段，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实现了快速增长①。在此背景下，中央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纷纷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宣传并实践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跨越式发展。[1]

　　客观来讲，虽然西部大开发也有生态环境保护层面的内容，并取得了一定的生态治理成果，但资源开发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无疑才是实际的主线。最近十几年来，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利用自然资源这一比较优势，走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化道路，来缩小社会经济层面的发展差距。从这一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就是资源的大开发和基于资源开发的工业化进程。与此相应，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呈现出高度依赖资源开发的典型特征②，“资源开发”是理解和分析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模式及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也就是说，在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与人口关系链条中，资源开发是关键一环，其一端是环境保护，另一端则是人及社会的发展。对于既要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又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社会建设的当下，民族地区在依托自然及文化资源优势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两类突出难题：一方面，如何在大力推进资源开发的同时，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避免或减少环境破坏、退化。另一方面，如何在加快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同时，回馈民生、推动社会均衡发展。实际上，资源大开发支撑下的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远未达到最初设定的双赢目标，上述两方面难题都已是当前民族地区大量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具体而言，在民族地区的大规模资源开发和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和“富饶的贫困”[2]问题非常突出，并引起了民族经济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一方面，过度的、低生态成本和“现代化”的资源开发不但加重了民族地区的环境压力，诱发了水污染、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突出的环境问题，[3]还打破了当地少数民族生计传统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均衡关系，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环境不公平感，并导致民族地区“生态脆弱性”的再生产。[4]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在如何以资源开发、经济增长来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也遭遇了困境。由于缺乏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自觉、自主参与以及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外来开发者主导的资源开发还引发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发展问题，[5]各种形式的“抗议”甚至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进而影响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共识及相互关系。

　　当前，时空压缩的“跨越式发展”导致民族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关系紧张，而以资源开发为主线的发展模式则面临着极高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成本。而且悖谬的是，这些问题并未随着国家及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理念的调整、开发及保护政策的出台以及配套制度体系的细化而有明显改善。对于这一困境，我们将通过下文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四个关系性难题的讨论而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