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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
2020年07月02日 14:26 来源:《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 作者:李新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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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凌家滩玉版等重要遗物揭示出先秦文献记载的天极观念在史前时代已经出现,要点包括天极为天体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纹和纽结纹表示;神鸟和猪这两种动物与天极运行密切相关。这为识别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各遗址资料,这些图像或以十字线、多芒星、多射线等表现天极为方向之起点,或以纽结纹表现天极为天体运行网络之枢纽,或以弧线表现围绕天极的旋转,并有飞鸟环护、獠牙兽面、尖顶建筑等内容。对这些资料的归纳,极大丰富了对史前天极观念的认识,为解读更加复杂的史前玉器图像的内涵和讨论各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启示。

  先秦文献中记载宇宙观最丰富的当属《楚辞·天问》,其中有:“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四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斡,转也。维,纲也。言天昼夜转旋,宁有维纲系缀,其际极安所加乎?”东汉王充《论衡·谈天》云:“天极为天中”。可知战国时期观念中,寰天有多层,各层间有绳索相连,绕天极而转。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可见当时“天网”观念的存在。西汉《淮南子·天文训》记载,连接南、北和东、西四方的两条绳索为“二绳”,伸向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个方向的绳索为“四维”,既表明八方,也构成了天网的基本纲要。《史记·天官书》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可知当时天极以极星为标志。极星实际只是最靠近天极的亮度高的可见恒星,因为岁差的关系,时有变化。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亮度3.65等的中国古星象系统中紫微垣内的右枢星(天龙座α星,星名为Thuban),公元前2775年时,其赤纬为89.53’,距离真天极非常近。此后该星离真天极渐远,而亮度约2等的中国古星象系统中的帝星(小熊星座β星,星名为kochab)离天极渐近。至公元前1600年,二星的赤纬均约83度,更明亮的帝星遂取代右枢星成为极星。

  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凌家滩87M4:30玉版的发现表明,上述宇宙观在距今5300年前已经形成。玉版如同此宇宙观的图解,两重圆圈和侧视微弧的形状表示天穹,长方形外轮廓表示大地,中心圆圈和外层圆圈间的八条“圭形纹饰”如同连接两重天的绳索,同时表现八方,天穹外层伸出的四支“圭形纹饰”指向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应是维系天地的四维(图一:1)。中心的八角星纹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太阳的标志,但与其在本图像中明显位于天体中心的位置并不符合。八角星纹最常见于豆盘和钵等器物的底部,还多见于纺轮,确切表明它位于可以旋转的物体的中心,正应是位于天顶的天极标志。很多学者认为玉版为后代式盘的前身,式盘的中心也正是天极而非太阳。

  凌家滩另外两件器物提供了关于当时天极观念的更多信息。一件是98M29:6胸佩八角星纹、双翼为猪首的玉鹰(图一:2)。天极的标志八角星在鹰的胸部,回答了《楚辞·天问》中“天极焉加”的问题,表明在当时的观念中,天极是有神鸟托负的。关于猪首,笔者曾讨论过,很可能如冯时首先提出的是北斗的代表。这件奇特的器物,与北斗绕天极旋转、如同四季变化指针的天象有关,同时告诉我们,神鸟和猪是与天极密切相关的动物,维护着天体的正常运转和四时变化。另一件是98M19:16陶纺轮,一面刻八角星纹、一面刻四角出尖的纽结纹,二者显然代表同样的事物,表明除八角星纹之外,天极还可以表现为纽结,是织成“天网”的绳、维的汇结之点(图一:3)。

  综上所述,凌家滩上述遗物揭示出当时天极观念的要点:天极为天体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纹和纽结纹表示;神鸟和猪这两种动物与天极运行密切相关。这为我们识别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使用“八角星纹”这一约定成俗的名词,在后文也使用“芒星”之类的描述,但现在的资料还不足以确定史前时代的八角星纹等图像代表的是天极本身,还是极星。如上所述,各时期的极星都与真正的天极有一定距离,不排除这些图像表现的实际都是人们想象中的天极形态而非极星的代表。

  考古资料显示,在凌家滩所处的时代之前,天极观念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泛流行,并在陶器上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长江中游上限可能达到距今7800 年的高庙文化及随后的汤家岗文化的陶器戳印图案对天极观念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成熟而精致的表现。汤家岗文化白陶圈足盘底部常见八角星纹,这些器物倒扣放置时正如天体的模型,顶部中心恰为天极之位。汤家岗遗址M1:1盘底外缘有三重圆圈,内圈有八角星纹,其中心为一正方形,内有纽结纹。内圈和中圈之间为七组椭圆形点,其中三组为3个,其余四组分别为10、13、18和32个;中圈和外圈之间为六组S形纹,其中也有三组为3个,其余三组分别为14、18和30个。这些特定数字的点和S形符号或有特殊内涵。M40:1陶盘与此相似,八角星纹中心更似复杂的绳结(图二:2)。T2310④:5中心如柿蒂,但也可能是是四个鸟首,表现神鸟环护天极(图二:3)。M103:9盘底中心为对角分布的多重折线组成的十字纹,外有十六星芒围绕,再外又有四重不同图案形成的圆圈,非常繁缛。十六芒星与八角星纹并无本质区别,十字纹中心伸出四个小尖,应是天网交汇处纽结的不同表现方式,图像整体代表天极的可能性更大。十六芒星尖芒之间为网格纹,可能正是“天网”的形象描绘(图二:4)。松溪口遗址T1⑦:6盘底中心圆圈内为平行横线和平行竖线交错形成的席纹,后来成为天极的另一种典型表现方式。此盘底的最外圈为八个连弧和四个尖角组成的图案,每个连弧凹出都有一小圆圈,整体观之,两连弧交接点的凸起和两侧的圆圈如同鸟面,可能是有意的设计,表现神鸟对天极的围护(图二:5)。

  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虽然时代更早,但图像内容却更加丰富。高庙遗址一件簋的器身上有复杂的戳压图像,中心为阔口四獠牙兽面,上有两只小眼睛,下有一物下垂。兽面外有圆圈,圈外以不同图形分出八方,上下方向为尖顶屋宇形,左右方向为简化的鸟首,四维方向为长方形框内加尖顶形状,位居中心的阔口獠牙占据的明显是天极之位,是某种与天极关系密切的神兽的代表,考虑到对獠牙的夸张表现,此神兽为猪的可能性很大。两个鸟首代表有维护天极运转的神鸟(图三:1)。汤家岗M41:9圈足盘侧面图像需要倒置观看,可见回首对视的双鸟,中间为巨目獠牙神兽,同样表现了神鸟环护天极的主题(图三:2)。高庙遗址另一件簋倒置观看,底部中心为阔口双獠神面。獠牙之间有仰天鸣叫的鸟首,阔口有一物下垂,两侧各伸出羽翼状物,整体恰似神鸟展翅将天极兽面驮负在胸前,与凌家滩玉鹰表达的主题相似,只是以獠牙兽面代替了八角星纹,证明二者均可以作为天极的代表(图三:3)。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一件陶钵的两面有内容丰富的图像(图四:1)。一面为有“介”字冠的弓背形,下有重环双目,两侧各立一鸟。“介”字形和弓背形可以视为环目天极神兽的额头,也可以视为展翅的飞鸟,双目代表兽面,表现的是鸟负天极神兽的正面,两侧的立鸟则为中心神鸟的简化侧视。田螺山遗址双鸟木雕中两只鸟的翅膀对接成“介”字形,鸟身正如兽面双目,曲折的双腿和不规则四边形尾部相交的形态,形成兽面的口齿。正视的兽面和侧视神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表现的也是鸟负天极神兽主题(图四:2)。T234(4B):2648盆内凸宽沿,上面以不同方向的平行斜线组成八角星纹(图四:3)。T235(4A):102纺轮中心为十字形,外出十五尖芒(图四:4),T211(4A):152纺轮围绕圆心的连续四漩涡纹(图四:5),这均应是天极的表现,前者突出其为四方之基点,后者突出其为天体旋转的轴心。此外,河姆渡遗址一件长方形钵的两侧刻有野猪形象,身体上有重环纹。

  双墩遗址以器物底部流行刻画纹而闻名,其中很多应与天极观念有关,虽然潦草,但信息量非常丰富。其中一类为单独符号,包括十字纹(图五:1)、双线十字纹(图五:2)、弧边四边形纹(图五:3)、亚字纹(图五:4)、类席纹(图五:5)、重环放射线纹(图五:6)和重环芒角纹(图五:7)等,这些图案均有中心和方向之基点的内涵,亚字纹酷似汤家岗M1:1八角星纹中心纽结图案(图二:1),类席纹也见于松溪口遗址陶盘八角星纹中心(图二:5)。另一类为复合符号,包括亚字文+弧线四边形(图五:8)、双弧线四边形(图五:9)、重环星芒+双线十字(图五:10)、星芒+两个不同方向十字(图五:11)和双线十字+漩涡纹(图五:12)等,漩涡表示了天体旋转之态。

  双墩遗址器底还有些特殊图像。一类为干栏房屋之形,大体有三角尖顶形(图六:1)和弧顶形两种(图六:2)。图六:3为简化的尖顶屋与弧线四边形之结合。图三:1高庙簋底图案中,中心圆圈外上下两个方向也为尖顶屋宇状,尉迟寺遗址发现的一件异形陶器表现的也是鸟立尖顶屋上(见后文),这座特殊的屋宇应是与天极有关神话传说的一部分。另一类为猪的形象,有单体猪(图六4)、双体猪(图六:5)和猪在网中形象(图六:6),再次表明猪与天极的密切关系。鱼的形象也颇为多见,有单体鱼(图六:7),也有鱼和表示天极的双线十字(图六:8)、弧边四边形(图六:9)和尖顶屋宇组合(图六:10)的情况,表明鱼有时也是与天极有关的动物,但具体内涵不明。

  太湖北部江阴祁头山遗址时代与马家浜文化大致相当,一件三足钵内部有圆圈和串起很多小S形的五射线纹,外侧和底部为圆圈和由串起C形的直线组成的不规则六角星加直线纹,均与天极观念有关(图七:1)。溧阳神墩遗址纺轮上相关图像丰富,有八辐车轮纹(图七:2)、环点纹(图七:3)、八辐车轮加环点纹(图七:4)、多重环点纹(图七:5)等。其中三件纺轮两面均有图像。M190:3为石制纺轮,一面为重环外加八角星再加13型芒纹,另一面为重环纹(图七:6)。M228:3两面均为井字格纹(图七:7)。M234:4图像最为复杂,一面为三个类似猪鼻的图案加短弧线纹,另一面为不规则重环纹(图七:8)。

  总之,在凌家滩所处的时代之前,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之间地区已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与天极有关的知识和神话传说。凌家滩时期天极观念的要素,包括八角星纹、纽结纹、神鸟和猪等均已出现,并有凌家器遗物未展示出来的重要内容,包括獠牙巨目神兽(很可能是猪)可以作为天极的代表、神鸟托负神兽以及更丰富的表现天极的图案。虽然高庙文化以精致陶器和精细图案表现这些知识,河姆渡文化也有以象牙这样的高级材料制作的鸟形匕等,但并无明确的社会上层操控这些知识的证据,双墩大量发现的器底潦草刻画则表明,这些知识广为人知,并可随意表达。

  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均出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涌现出以各种手段获得和维护权力的社会上层,新的宗教观念的创立和对宗教权力的掌控成为社会上层重要的“领导策略”。原始宇宙观、特别是天极观念成为凌家滩和红山文化社会上层创立的新宗教观念的重要内容,被以玉器和祭坛等方式“物化”,但在陶器上,与天极观念有关的图像也继续流行,成为对玉器反映的宇宙观的重要补充。

  在长江下游地区,八角星纹在崧泽文化中颇为流行,江苏武进潘家塘、海安青墩等遗址均曾发现。崧泽遗址M33:4壶底八角星纹中间有弧边四边形纹(图八:1)。南河浜遗址器盖上多见潦草的多线八角星纹(图八:2,3)。南河浜M27:12为十字纹的复杂化,有与凌家滩玉版上的“圭形纹饰”形似的图案指向四方(图八:8)。弧边四边形纹和纽结纹和也仍然存在,见于崧泽M97:5杯底(图八:4)和南河浜M17:1陶罐的底部(图八:5)。崧泽M52:5豆盘底部则有纽结和弧边四边形的结合(图八:6)。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墓葬M46:2豆盘内则为纽结纹和圆圈纹之结合(图八:7)。

  有鸟首的纽结纹是崧泽文化最具特征的与天极观念有关的图像。南河浜M63:11纺轮上为三角形纽结,结点出尖似为抽象的鸟首(图九:1)。河姆渡遗址第四期墓葬M4:1豆盘底部中心为圆形纽结,向四方伸出四个鸟首(图九:2)。江苏昆山赵陵山M51-1:9钵形器底部的图案更加复杂,中心为小弧边四边形,伸出十字形结,右上角和左下角伸出的尖喙应为鸟首(图九:3)。嘉兴博物馆藏陶鸟的上半身为编织纹,背部轮廓如龟背,中有竖线分割为二,各有一绳结图案,是“天网”、天极和鸟对天极托负观念的精致表现(图九:4),表明天极有时可以被表现为两个绳结。

  与鸟首环绕纽结纹类似的是鸟首环绕同心圆图像。南河浜M27:11豆盖上以小圆圈象征鸟首,类似漩涡的线条为鸟身(图一〇:1)。小兜里遗址两件豆盖的图像分别为四鸟式(图一〇:2)和六鸟式(图一〇:3)。赵陵山T23⑥:602豆把底部图案则更为写实,以重环表现鸟眼,小弧线三角表现鸟喙,漩涡线图表现鸟身,内环和外环各刻画五鸟,生动表现了天极之旋转和群鸟对天极的环护(图一〇:4)。

  崧泽M30:3陶壶底部图像中,一飞鸟立于圆形复杂图案之上(图十一:1)。M92:7壶器身有如同网络的编织纹,底部为抽象鸟纹(图十一:5),这两个图像很可能也与天极观念有关。南河浜M59:15器盖上有双兽相叠陶塑(图十一:3),M61:11器盖上图像似乎为双兽,都可能与双墩遗址双猪纹(图六:5)具有同样内涵。此外,崧泽M52:2匜倒置,一面为猪首的塑像(图十一:4)。

  在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遗址中,T373③:26 纺轮一面为象征天极的十字纽结纹,侧面四方各有一个简化飞鸟图案(图十二:1)。TVV③: II1777纺轮图案复杂,,中心重环四方各有一条双股类绳索纹,其两侧有平行线斜线,如辅助性绳索。绳索中间,有相对的八字纹和圆点(图十二:2)。采集的一件器盖上中心为X,外有十个星芒(图十二:3)。T481③:7纺轮中心轮口四边各有一点出圆心的小圆圈,虽然具体内涵不明确,但由后来的发展看,也是天极观念的表现(图十二:4)。M51:3陶盆内壁正中为边略内弧的四边形内套近正方形,正方形四角出短粗直线(图十二:5)。

  在江淮之间地区,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纺轮表现天极观念的图像有六辐车轮形(图十三:1)、中心纽结纹(图十三:2)和五连纽结纹(图十三:3)等。其中一件纺轮上的图像颇似干栏式方形建筑(图十三:4),与双墩图像相似,可能也是天极的代表。龙虬庄M62:9陶钵底部中心为八角星纹,外有圆圈环绕,圆圈外放射出四条双虚线,虚线间的四个图案相同,似为飞鸟(图十三:5)。M305:4碗底中心如十字花,外有弧边八角形,外围图案与M62:9相同(图十三:6)。该遗址还流行背部有圆口的猪形罐(图十二:7)。

  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M117:3壶底部中心为十字,四角伸出弯钩,呈旋转之态(图十四:1)。T25④:29陶片上有方框式纽结纹(图十四:2)。采集石器的彩绘上为纽结纹,下如两个尖喙鸟首(图十四:3)。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黄梅塞墩遗址M197:6纺轮两面均有与龙虬庄相似的六辐车轮式图案(图十五:1)。M7:4纺轮以三弧线表现旋转之势,设计理念与后来的玉牙璧相同(图十五:2)。M30:3纺轮图像俯视如同有四条绳索的琮(图十五:4),似为良渚文化玉琮设计理念之滥觞。M227:9纺轮上有与北阴阳营相同的四圆圈图像(图十五:3)。M159:5器盖俯视如多重同心圆外加七角星图案,与上述多芒星图案类似(图十五:5)。M153:13器盖纽的顶部则为龟的雕塑,龟背如网,中心偏头部有象征天极的圆圈(图十五:6)。塞墩M17:1豆柄下部浅浮雕图像颇似简化的鸟首(图十六:1)。M105:7和M125:3两件豆的柄部浅浮雕则与嘉兴博物馆陶鸟背部的纽结纹相似(图十六2,3)。

  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中与天极相关图像颇为丰富。枝江关庙山遗址彩陶器底部多有彩绘图案,包括双线十字纹(图十七:1,2),双线内填横线十字纹(图十七:3)和多线十字纹(图十七:4),还有三线螺旋(图十七:5)、五线螺旋(图十七:6)、六线螺旋(图十七:7)、七线螺旋纹(图十七:8)和纽结纹(图十七:9)。屈家岭遗址T182:2(1)豆盖上中心为圆圈内加十字纹,外有十个旋勾纹(图十七:10)。清水滩遗址一陶片上有纽结纹。枝江柳林溪遗址的一件纽形器的顶部有两条十字交叉的双线内加横线纹和两条十字交叉的以不同符号组成的类绳索纹,将圆纽分成八个单元,每个单元内近圆心处为与甲骨文“五”字相似的符号,近边缘处为网格纹(图十七:11)。

  相当于本时期的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中也多见与天极相关图像。刘林遗址纺轮有短线组成的十字纹(图十七:1),王因遗址纺轮侧面为网格纹、正面为重环加放射线纹(十八:2)。大墩子遗址器盖上有弧边四边形和双线十字纹(图十八:3)。大汶口遗址器盖上有七角星纹(图十八:4)。八角星纹颇为流行。大墩子纺轮上即有发现(图十八:5)。但八角星纹在彩陶盆上多成组出现,如大墩子M44:4一周共绘制了七个八角星纹,均以两道平行竖线隔开(图十八:6)。王因M118:2四面各一个八角星纹,中间有竖线隔开(图十八:7)。王因遗址M2326:4则绘制了9个圆点加射线纹,每组3个,各组间以3条平行竖线间隔(图十八:8)。这似乎与天极独尊而居中的性质不符,具体内涵不明。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有密切交流,天极观念及相关神话和仪式应是重要内容,在玉器上有最充分的表现。红山文化彩陶的一些纹样,极力表现围绕圆心的旋转之态,也应与天极观念有关。牛河梁第五地点H22:3钵倒置俯视,圜底周围有五个勾旋(图十九:1)。第二点出土的一件钵倒扣俯视则圜底周围有四个弯钩,外围为密集的同心圆和14个长点(图十九:2)。第二地点Z4M6:1彩陶罐俯视,圆孔周围可见两周弧线三角形末端勾连形成此涡旋纹,内圈有四个、外圈有六个(图十九:3)。Z4M7:1彩陶罐俯视,圆口外均有分布四条弧线表现旋转之态,外围有密集的同心圆和表现旋转之态的弧线(图十九:4)。N2Z2冢上部堆积出土的“塔”形器(图十九:5),俯视彩陶图案与Z4M6:1非常相似,只是更加繁密,器物造型颇似双墩表现天极的尖顶房屋,顶部双孔的设置俯视如神墩遗址M234:4纺轮的“猪鼻”图像(图七:3),也可能与嘉兴博物馆藏陶鸟背部的双纽观念相关(图九:4),因此很可能是放置在祭坛顶部的天极象征物。

  总之,本时期内,以天极观念为核心的原始宇宙观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为流传已久的常识,在纺轮等日用陶器仍然可以自由表现,并未受到限制。但这一宇宙观已经被以更复杂形式“物化”,包括兴建大型祭坛和积石冢等仪式建筑、以珍贵玉料制作相关用品,也包括由这些遗迹和遗物可以推想出的更加复杂的仪式活动。凌家滩和牛河梁大型墓葬中随葬玉制仪式用品的现象表明,利用这些仪式用品和仪式设施与超自然沟通的能力和权力无疑已经被社会上层独占,成为他们获得和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

  距今约5300年前后,以凌家滩、红山和庙底沟社会的解体,以及良渚古国的形成为标志,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良渚文化兼容凌家滩和红山文化的特质,建立了更强大的宗教体系,并以此推动社会发展达到新高度。以天极观念为核心的宇宙观仍然是此宗教系统的核心,良渚社会上层创制的琮、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等新型玉礼器以及“神人兽面”等繁缛神秘的图像都是此观念的新物化形式,对此笔者将另著文讨论。

  良渚文化一般陶器上与天极相关图像相当丰富。有十字纹和双十字纹(图二〇:1)、双长方形交叉纹(图二〇:2)、三旋纹(图二〇:3)、四旋纹(图二〇:4)和“五”字纹(图二〇:5)。仙坛庙M52:2器盖内部有干栏建筑图像(图二〇:6)。马桥M204:3单把杯上,把端有一鸟首,把身刻一八角星纹,如托在鸟胸部。M204:4圈足盘底部中心为五角星纹,外有漩涡环绕(图二〇:7)。北湖遗址豆盘底部中心为重环纹,两侧有飞鸟(图二〇:8),戴墓墩M2:1鼎盖上周边为网格纹,有四只飞鸟环护中心(图二〇:9)。

  在良渚文化高等级陶器上,也出现了与天极观念相关的精美刻画图像。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墓葬的一件陶鼎盖上,近长方形的盖纽如天极的象征,四方各有一只尾卷如勾、翼如螺旋的飞鸟环护(图二十一:1)。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M207:93双宽把带流壶器形即如飞鸟(图二十一:2),器身布满飞鸟纹,器盖上的圆纽偏在一侧,但也应为天极的象征,三面各有一个巨目兽面纹。M205:6宽把带流壶盖上圆纽也偏在一侧,旁有二飞鸟纹,周围一周如同绳索(图二十一:3)。

  良渚文化陶器上发现大量刻画符号,对其性质有不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多与天极观念相关的符号,如澄湖遗址陶壶的四个符号中,有八角星纹和“五”字符号(图二十一:4)。

  在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量纺轮和陶垫上仍然流行天极相关图像,在石家河遗址群的肖家屋脊地点即有大量发现。对旋纹颇为常见,为绕中心圆孔成旋转之势的两条粗头细尾的弧线,或较短(图二十二:1),或较长(图二十二:2)。一件纺轮上的对旋圆头如鸟首,岔开的后部正如鸟尾(图二十二:3)。另有一纺轮是四个月牙状弧线,呈绕中心圆孔旋转之态(图二十二:4)。不同方向的平行线四分圆周的图像仍然流行(图二十二:5),有时会将对顶的两部分涂黑(图二十二:6),有时则以黑点取代平行线(图二十二:7)。围绕圆心的不同方向的密集平行弧线是另一种表现旋转的方式,或为三组(图二十二:8)、或为四组(图二十二:9)、或为五组(图二十二:10)。密集圆点和黑彩条块结合的图像颇具特色,有时为两分式(图二十二:11),有时为三叉式(图二十二:12),有时为中央十字式(图二十二:13)。有时以十字和弧线结合表现四面八方(图二十二:14),有时以错位的十字既表现方向,又具旋转之势(图二十二:15)。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也仍然可见天极观念的表现。大汶口墓地M117:55器盖中心为对顶的弧线三角,颇似良渚“五”字形刻画符号,四边各有一个如展翅飞鸟的钝角三角形(图二十三:1)。M10:65器盖中心圆纽四边各有一圆圈(图二十三:2)。花厅M34:33中的一件纺轮上,中心圆孔四边各有一弧线三角形(图二十三:3)。尉迟寺遗址纺轮上相关图像颇为丰富,F33:38为多折线十字形(图二十三:4),其它纺轮上有屈家岭文化流行的平行线四分圆周式(图二十三:5)、十字线加弧线式(图二十三:6)和多放射线式(图二十三:7);还有弧边三边形(图二十三:8)、弧边四边形、弧边六边形(图二十三:10)和弧线八边形图像(图二十三:11),野店M35:1纺轮也有弧边四边形(图二十三:9)。

  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大口缸刻画符号也应与天极观念有关。山东莒县陵阳河79M19:40上刻画了纺轮上常见的弧边四边形(图二十四:1)。莒县大朱家村M17:1刻画符号顶部为“介”字形,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极为常见,为鸟首的象征,中部为展开双翼的鸟身,胸部为纺轮上常见的四圆圈纹,为与天极的有关的标志之一,此符号的形式与内涵正与胸负八角星纹的凌家滩玉鹰相同(图二十四:2)。尉迟寺遗址出土一件非常独特的陶器,下部为筒形,上部为圆锥形,两侧如双角环眼动物,顶部为一只立鸟。双墩纺轮上表现天极的图像中有尖顶房屋(图六:1,2),因此这件陶器很可能就是天极的模型(图二十四:5),功能与牛河梁“塔”形器相似(图十九:5),是举行相关仪式的用品。由此可以推测,陵阳河79M17:1大口缸符号及类似者对应的正是此陶器的上部,只是两侧只有角状弯钩,无兽面,顶部也省略了立鸟的形象(图二十四:3)。尉迟寺M289:1大口缸符号及类似的被称作“日火山”的符号其实表现的是同样内容(图二十四:4),双角兽和尖顶建筑被简化成五峰山形,立鸟则被表现为背负一圆形的展翅飞鸟,此圆形物一般认为是太阳,但在我们讨论的符号语境下分析,更可能是天极。

  总之,本时期内,以天极观念为核心的原始宇宙观被良渚社会上层用为建立强大宗教体系,以宗教权力整合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但在长江中游和海岱地区,以陶器为载体的天极观念表达形式依然丰富,表明此观念在各地区仍在延续,在大汶口文化中还与特殊器物大口缸密切结合。

  距今约4300年,良渚社会的解体如一石入水,激起千层波浪,波及最广的浪潮就是天极观念的发展,在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和石峁遗存都有明确表现,该时期天极观念的载体主要为玉器和石雕等,在此暂不详述。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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