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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历史视角下“黄帝都涿鹿”考释
2018年05月30日 13: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周长富 字号
关键词:黄帝;涿鹿县;竹简;地望

内容摘要:涿鹿之战确定了黄帝部族的地位,此后经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活动后,黄帝部族最终“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言黄帝最终定都于涿鹿。二、佚文“蜀禄”(濁鹿)不是指的西汉涿鹿县笔者在拙文《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段佚文看所谓“涿鹿之战”》中,已经论证“黄帝战蜀禄”之“蜀禄”即“濁鹿”(“濁”简化为“浊”),其地望在西汉涿郡西部山区滱水流域。四、《庄子》、《贾子新书》有关“涿鹿”问题的辨伪《庄子·盗跖》云:“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贾子新书》的两篇文章在提到“涿鹿”时都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

关键词:黄帝;涿鹿县;竹简;地望

作者简介:

  涿鹿之战是中国古史传说中发生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一场战争,开中华民族形成之滥觞。涿鹿之战确定了黄帝部族的地位,此后经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活动后,黄帝部族最终“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言黄帝最终定都于涿鹿。“黄帝都涿鹿”的地望,自古以来多有争讼。李学勤先生曾言:“炎帝、黄帝和蚩尤,都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的人物,就文献传说而言,探讨这‘三祖’时期的历史文化,理所当然地离不开涿鹿。涿鹿这个地名历史非常古远,过去常常只追溯到秦汉,这是不够的。”(李学勤:《在“中华三祖文化与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夏商周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页)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涿鹿一名最早见于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逸周书》的《尝麦解》。而“黄帝都涿鹿”的说法,出自西汉时期司马迁所编著的《史记》。由西周到秦汉特别在经历了秦火的文化劫难之后,涿鹿的地望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转变过程。因此,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言及的“黄帝都涿鹿”所在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应该从多重维度重新进行考察。

  一、关于西汉置涿鹿县的时间

  关于西汉置涿鹿县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汉高帝时设置了涿鹿县,其主要依据是《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认为周勃平定代地以后就设置了涿鹿县。这种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公元前202年(高帝五年),刘邦正式分封诸侯王,卢绾为燕王,占据上谷郡一带。这些异姓诸侯王都是刘邦取得全国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拥兵割据,各自为政,所谓分封不过是表面承认既成事实而已。加之天下初定,刘邦的一纸诏令恐怕很难实行。从公元前201年起,汉高祖开始剪除异姓诸侯王,同时分封刘姓诸侯王。十一年卢绾反,“则王子建于燕”,异姓王换成了同姓王,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同姓异姓,而在于体制。为了维护中央皇权,汉文帝不得不实行“分藩”,景帝又进行了“削藩”并平定“七国之乱”。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平定叛乱之后,中央规定诸侯王国只领一郡之地,还剥夺了诸侯的“自置吏”和“得赋敛”两大特权。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汉初实行的“封建制”已名存实亡,王国的地位只相当于郡,郡国并行与郡县制已没有实质的不同了,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情况得到彻底的改变。汉武帝时开疆拓土增加了一些郡,但涉及不到上谷郡,往后几朝政区变化都不大。因此,涿鹿县的设置极有可能是在景帝前元三年以后不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从经济上说,涿鹿县“为东北之极陬”,地处荒僻,地荒人稀。由于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要在西汉初期建县为时尚早,秦时在上谷郡仅置一个沮阳县原因也在这里。到景帝初年,经过西汉半个世纪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文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文景之治”已初见成效,使得在矾山一带建县条件才初步具备。尽管如此,司马迁还说:“地踔远,人民稀”(《史记·货殖列传》)。

  从政治上说,平定“七国之乱”之后,景帝乘胜收夺各诸侯王国所属的支郡,王国只领所在本郡,本郡也只是诸侯王的衣食租税而已。上谷郡属于燕国的支郡,应在收归中央之列,这样有利于中央政策在郡国全面的贯彻施行,高帝时的“令天下县邑城”的诏令才有可能真正推开。

  我们通过秦、汉县数目比较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秦汉时期:地名学的奠基》中说:“关于秦县数目,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说来大致有千把个。”说到西汉,“汉初约有1000个县,到成帝元延、绥和(公元前12年——公元前7年)之交,全国发展到1587个县级政区。”汉初的疆域比秦时稍小,主要是小在西南民族地区尚未归附,置县地区几乎一样。两相比较,西汉初年所有县数并没有比秦时增加多少,或许是原版过渡。这就是说,高帝六年的“令天下县邑城”的诏令收效甚微,也许高帝的诏令并不包括涿鹿。秦汉全国置县数字的比较使我们有理由推断,汉高祖时期实际设置涿鹿县的可能性很小,到汉景帝初年才设置涿鹿县。即使建了县区,也是勉强维持,直到班固作《地理志》时还说:“上谷至辽东,地广人稀”,“不事农商”,仍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这样一个自然生态,再上溯两千多年在黄帝时期怎么会捷足先登文明发达之域?如果涿鹿县真的是“黄帝定华夏”的圣地,为什么秦汉时期荒烟蔓草无人问津呢?

  二、佚文“蜀禄”(濁鹿)不是指的西汉涿鹿县

  笔者在拙文《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段佚文看所谓“涿鹿之战”》中,已经论证“黄帝战蜀禄”之“蜀禄”即“濁鹿”(“濁”简化为“浊”),其地望在西汉涿郡西部山区滱水流域。这个“浊鹿”《水经注》也曾谈到,《水经注·滱水》记载:“《竹书记年》曰:‘燕人伐赵,围浊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浊鹿,败燕师于勺梁者也。’今广昌东岭之东有山,俗名之曰浊鹿逻。城地不远,土势相邻,以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详也。”王北辰先生认为,《水经注》所说的“浊鹿”就是涿鹿县,他说:“浊鹿乃当时之涿鹿城”(见王北辰:《黄帝史迹考——涿鹿城、釜山、桥山考》,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第三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对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一是前面说到,战国时期尚没有涿鹿城,因为当时还没有置涿鹿县,到秦时整个上谷郡才辖一个沮阳县,郡治和县治为一城,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谭其骧《长水集(续编)·秦郡》、林荣贵《中国古代疆域史》(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如果真有黄帝都城在涿鹿,那是何等的知名度?根据古代的祭法,涿鹿县将是后世帝王们祭祀朝拜黄帝的圣地。何不在上谷郡置涿鹿县?还用设置名不见经传的沮阳县?二是“浊鹿”既然在滱水流域,而涿鹿县在桑干河,属“治水”流域,“山川阻阔,并无沿注之理”,与涿鹿县相距甚远。三是王北辰文中说:“败燕军于勺(梁)的地点不明所指”,既然赵武灵王救浊鹿败燕师于勺梁,勺梁就不会离浊鹿太远。勺梁旳地望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燕)》标明在今河北望都附近。冯志刚、张午时在《赵国史》中亦云:“勺梁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望都东北”;《望都县志》也有记载。勺梁在望都,距獨乐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而距涿鹿县千里之遥,这又证明浊鹿不是涿鹿县。所以说王北辰先生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浊鹿”的确切位置,《赵国史》云:“浊鹿,战国赵地,在今河北涞源县北”;《唐土名胜图会·涿州》云:“獨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名胜志》云‘獨鹿即浊鹿之讹’,浊涿字相似,疑应为涿鹿山,黄帝与蚩尤战于涿,即此地”。郦道元说在“今广昌东岭之东”。今之涞源县即北魏时的广昌县。郦公祖籍涿州,虽游宦在外但毕竟是故乡,当不至于大方位上出错。这里所说的“浊鹿”也好,“獨鹿山”也好,“涿鹿山”也好,都不在涿鹿县。在这一点上,我倒同意王北辰先生关于浊鹿逻“或者在狼牙山附近,近于独乐”的意见。因为一是独乐在滱水流域,距勺梁也不远;二是在古涿州西南,涞源东北,与以上诸说方位不错;三是“独乐”与“浊鹿”、“浊鹿逻”、“獨鹿”、“涿鹿”音近,实为独乐的音讹。独乐现在是隶属易县的乡镇,在易县的西南部的山区,距徐水的釜山、漕河、遂城不远,相距都在二十公里左右。笔者在讨论银雀山汉墓竹简佚文时曾说过,涿鹿之战的地望就在釜山遂城一带,大致范围不错。

  综上所述,不可辩驳地证明服虔关于“涿鹿,山名,在涿郡”的注解是有其历史价值的;同样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神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的地望,就在今徐水釜山、遂城一带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

  三、“战于浊鹿之野”到“战于涿鹿之野”的嬗变

  前面已经论证涿鹿县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后不久就设立了。这时候司马迁接近十或二十岁了(因司马迁的出生年有两种说法),等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12年)他任太史令,开始为写《史记》搜集资料时,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已经问世。这部书是文帝、景帝至武帝初结集的,作为传世的西汉重要文献来说,它应该是涿鹿县设立之后最先出版的一部较有影响的宏文巨著。

  《淮南子·兵略训》谈到:“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兵略训》则是在系统总结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子等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淮南子》的作者是数千人的写作班子,他们当中无疑会有人能看到西汉初期流传的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佚文“黄帝战蜀禄”的,写作者应该知道国家设立了涿鹿县,由于“蜀禄”、“浊鹿”、“涿鹿”音近,在没有认真考察“蜀禄”、“浊鹿”地望的情况下,音近而讹,用“涿鹿”换去了“蜀禄”,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淮南子》这部大作他是有渠道看到的,《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即《淮南子》),新出,上爱秘之。”实际是汉武帝把《淮南子》交给太史令保管,书在司马迁手中保管,他自然看着方便。而且从句式上分析,“战于涿鹿之野”似是原封不动地从《淮南子·兵略训》中移到《史记·五帝本纪》里的。吕思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吕思勉:《中国史(三)·三皇五帝》)。

  四、《庄子》、《贾子新书》有关“涿鹿”问题的辨伪

  《庄子·盗跖》云:“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这些书中都提到“涿鹿之野”,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诚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辨伪》中早已作过说明,指出了《庄子》、《贾子新书》“为真书,杂以伪者。”问题并不是一两句话这么简单,还需要我们作出具体的分析。

  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庄子》一书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备受统治者尊崇。学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晚期,而我们所看到的《庄子》是经过秦火之后又由汉代人整理过的,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庄子》这是一部从战国到汉的道家丛书,里面也许有几篇庄周的亲笔,但非庄周作的一定比它多的多。”从顾先生的话里可以看出,我们所看到的《庄子》里还有汉人的东西杂于其中。这与清代一些学者的认识是相同的。《庄子》在汉初以“显学”面目出现,这就为汉人在整理过程中杂入“战于涿鹿之野”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再说《庄子》最重要的艺术特点是寓言,《庄子》写人叙事目的并不在于写人叙事本身,而是为了寄寓深刻的哲理。这一点与史学著作不一样,对时间、地点、人物的真实性要求并不高。或许杂入者认为把“蜀禄”换成“涿鹿”,杂入书中更增加现实感和说服力。

  《贾子新书》的两篇文章在提到“涿鹿”时都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贾谊的建议多受到文帝的重视和欣赏,《贾子新书》则成书于贾谊去世之后,而此时涿鹿县早已设立,而且《贾子新书》成书也在《淮南子》和《史记》之后。因此,《贾子新书》里极有可能受《淮南子》和《史记》的影响,杂入“战于涿鹿之野”,属于人云亦云。贾谊长于议古论今,托古谕今,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引用黄帝、尧、舜等五帝时期的人物。

  黄帝都涿鹿问题由来已久,论者众而见解繁,陈陈相因,连篇累牍。《淮南子》因“浊鹿”与“涿鹿”之音偶同,遂至“郢书燕说”,首误之。而司马迁蔽于《淮南子》,转信野老传闻不根之说,最终导致黄帝都涿鹿地望的争讼。“黄帝都涿鹿”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分析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随着早期中国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伴随着更多的考古学资料的出土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相信“黄帝都涿鹿”的争讼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作者周长富,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周长富 工作单位: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原党委书记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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