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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2020年04月09日 10:26 来源:《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 作者:王世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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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次

  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

  二、主导考古学人才的培育

  三、为考古研究引航掌舵

  四、致力学科体系和严谨学风的建设

  五、弘扬夏鼐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

 

  2020年2月是夏鼐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同年6月又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夏鼐于1985年6月19日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致送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胡乔木强调指出:“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又说:“夏鼐同志的毕生心血,部分地凝聚在他的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这是对夏鼐毕生业绩的公正评价。毋庸置疑,夏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奠定基础,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名符其实。

  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

  历史选择了夏鼐。夏鼐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具有其他同辈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第一,夏鼐具有我国考古学界无人企及的深厚学养,既学贯中西,又博古通今,文理兼备,始终站在考古学的学术前沿,洞悉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学术视野异常广阔,治学作风极为严谨。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荣膺中外七个院士称号。

  第二,夏鼐身居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领导岗位,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到所长,再到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三十余年,跨越新中国考古学的整个奠基时期。

  第三,夏鼐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忠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为了宏伟的目标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忘我地艰辛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夏鼐早年就读于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及上海名校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接受了文理并重的基础教育。后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雷海宗等名师,潜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重要历史典籍,打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坚实功底,在历史学领域崭露头角。1934年,夏鼐考取公费留美考古学门名额后,在傅斯年、李济的指导下进行出国前的业务准备,又在梁思永的指导下参加殷墟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其后决定改赴英国留学,以历史时期考古为主攻方向。夏鼐赴英初期,进入伦敦大学艺术研究所,曾选修该校考古学院的多门课程,系统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惠勒(M.Wheeler)教授的带领下,参加史前时期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发掘。后来,为了掌握历史考古的工作与研究方法,夏鼐知难而进,毅然转学大学学院的埃及考古学系,师从古埃及文权威伽丁纳尔(A.H.Cardiner)教授,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取得优异成绩;参加英国考察团对埃及阿尔曼特(Armant)、巴勒斯坦杜韦尔(Tell Duweir)二遗址的发掘,又进行古埃及和古罗马史迹的广泛考察;进而选定埃及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串珠研究为其学位论文的课题。他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用三年的时间进行资料收集与考察,并曾得到埃及学大师皮特里(F.Petrie)的指点。夏鼐于1941年返回祖国后,再花费两年多时间最后完成了学位论文。伦敦大学于1946年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颁予其埃及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证书,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夏鼐的博士论文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先后出版了英文原本和阿拉伯文、中文两种译本。

  由于夏鼐留学期间,满怀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抱负,时刻考虑怎样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因而异常地勤奋,博览群书,几乎每年都阅读论著百种以上,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著作,文化人类学基本理论和不同流派著作,古代文明重要地区的考古报告等等,密切关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当时他曾向前往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李济表露对殷墟早期发掘无序的不满,李济坦诚地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叹息道:“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李济留学美国原本攻读人类学专业,转行从事考古工作,自然不熟悉科学的发掘方法。留美主攻考古学的梁思永,对殷墟发掘在方法上有很大的改进,但仍存在不足。再说李、梁二位留学回国已有十多年时间,对于国外考古学的进展情况已经生疏。而夏鼐在英国这个现代考古学摇篮学成回国,则是成竹在胸。他满怀抱负和激情,准备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心血。

  夏鼐留学回国后,就表现出了其考古学修养的扎实和全面,不仅掌握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熟悉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知识。途经昆明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了题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到达迁至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后,遵李济之命出色地整理一批欧洲旧石器标本,为其所著《远古石器浅说》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他应聘至中研院史语所,奉派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将近两年的调查发掘,更取得令人瞩目的收获。洮河流域的工作,特别是宁定(今广河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和临洮寺洼山墓葬等的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揭示了寺洼文化的内涵,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从而宣告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敦煌小方盘城的发掘,则使难以解决的汉代玉门关位置问题从考古学上找到了确实物证。这些突出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考古学界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初步确立了夏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曾受命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但是,由于夏鼐在早年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进步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不满,所以在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于1948年末断然脱离史语所,拒绝前往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约请若干专家筹备各项业务,参与其事的有向达、裴文中、王振铎、苏秉琦等人。当时,拟由向达任图书馆处处长(未就任),博物馆处则由裴文中任处长、王振铎任副处长,而约请夏鼐主持古物处(后定名文物处),为考古发掘工作的领导者。郑振铎曾屡次致信夏鼐,信中说:“将来发掘工作,总要由古物处领导的。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兄主持,最为适宜。”又说:“我们非常迫切的希望你能够来主持古物处”,“此间专候兄来领导考古发掘的工作”。甚至说:“弟等盼兄北上,如大旱之望云霓!”恳切之情溢于言表。已经去往台湾的高去寻也曾预言:“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夏鼐)其谁。”后来,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5月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周恩来总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作为当时中国大陆仅有的两位既在国外受过正规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贡献卓著的田野考古学家,众望所归地被任命为副所长。梁思永卧病已久,只能在病榻上运筹帷幄,夏鼐则是唯一能够亲临第一线的著名田野考古学家。在梁思永于1954年去世和郑振铎于1958年遇难以后,考古研究所曾由尹达兼任第一副所长、所长,1962年夏鼐被任命为所长。虽然如此,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各项常务工作,始终由夏鼐进行全面而具体的领导,而且直至夏鼐去世前夕,全国主要地区的重要考古工作,也始终心悦诚服地聆受夏鼐的指导。夏鼐广博的学识与开拓考古工作的业绩,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公认的掌门人。1955年,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后任常务委员)。1979年,夏鼐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1982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又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考古学引航掌舵。他在整个新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致力于考古队伍的培育和实事求是严谨学风的缔造,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二、主导考古学人才的培育

  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育的主导作用,首先是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初亲手培养业务骨干,其次是推进全国考古工作人员的培养。

  (一)考古研究所业务骨干的培养

  考古研究所成立时,考古业务人员仅有十四人。除梁思永、夏鼐二人外,有原属中研院的考古界元老郭宝钧研究员、技工魏善臣和测量员徐智铭;原属北平研究院专治新疆考古的黄文弼研究员、参与过宝鸡斗鸡台发掘的苏秉琦副研究员、资深技工白万玉。他们参与田野考古的经历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掌握的发掘技术都不够全面(有的人在发掘中依赖技工,自己并不下墓坑操作;有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很好地进行记录工作),需要在操作规程上进行 规范;而新参加田野工作的六名青年人中,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王伯洪、马得志是原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人员,赵铨则是新招聘人员,更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所以最初几年,梁思永以孱弱之躯在病榻上勉力主持日常所务,夏鼐则全力带领年轻人连年去田野拼搏,培养年轻的业务骨干。他在开拓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同时,规范了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为全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50年10月1日,夏鼐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一个星期,就由他和郭宝钧分任发掘团正、副团长,苏秉琦任秘书,带领考古研究所第一支发掘队,前往河南辉县进行为期近四个月的发掘。其间,发掘队的十二名人员,除安排年近六旬的郭宝钧由魏善臣陪同、单独住一间小房子外,夏鼐、苏秉琦和青年同志们集中住一间大房子,十张折叠床一字排开,大家戏称仿佛“排葬坑”一般。夏鼐掌握发掘工作的全盘进程,每天在相距十多里的琉璃阁、固围村两地间奔走,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他身先士卒,亲手操作,自己先取得辨识当地熟土与生土的经验,再手把手地传授给初次下田野的青年同志,使大家迅速学会认土、找边和剔剥人骨架。他在操作规程上对年轻同志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人初次参加田野发掘,不懂得随时观察墓葬填土中的包含物,以为起土时闲着没事,便在坑边看起书来,当即被他批评。晚间,他要查阅年轻同志所写发掘记录是否符合规定,如有懈怠也要受到批评,必须重写。

  辉县发掘用工最多时达到四百五十人以上,规模之大堪比1934至1935年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王陵区的发掘。除雨雪天停工的十多天外,星期日和年假都不曾休息,实际开工一百一十四天,进行至翌年1月23日,大寒以后始告结束。取得的学术收获主要是,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找到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存,并第一次成批清理随葬陶器的战国墓葬。固围村三座并列的战国时期魏国顶级贵族大墓,规模之大前所未见,虽然都遭到严重盗掘,仍残存若干珍贵遗物。而夏鼐在琉璃阁第一次成功发掘战国车马坑,则在田野考古技术上尤具重要意义。发掘期间,正值连降鹅毛大雪的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冻土坚硬如石,每天要用炭火烤化才能下挖。探方内十九辆古代木车早已腐朽成灰,仅存木料的空隙,夏鼐采取埃及考古发掘中的方法,即将石膏液灌进空隙以保留原来的木质痕迹,再剥去周围的泥土。他匍匐在冰冷的地上,以冻裂的双手仔细剔剥,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将古代木车完整地揭露出来,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其中的艰辛非局外人所知。早年殷墟侯家庄、浚县辛村、宝鸡斗鸡台等地的发掘也曾遇到车马坑,都以失败而告终。夏鼐在殷墟进行发掘实习时有此经历,1949年初家居时,特地钻研有关古代车制的文献资料,通过琉璃阁车马坑的完整揭露,结合实际深入钻研《考工记》及有关文献,第一次根据实物复原了古代车子的模型,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辉县发掘报告》出版的同年(1956年),柴尔德(V.G.Chilole)在其所著《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一书中,评述二战以后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时,特地提到:“中国的考古学家采取更加精细的发掘技术,于1951年成功地将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战车予以复原。”辉县发掘以后数十年间,各地陆续成功地发掘许多车马坑,使商周车制及其演变得以进一步明确。饮水思源,夏鼐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

  1951年4月,考古研究所为进行中原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察,同时派出两支调查发掘团。河南省调查发掘团由夏鼐率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参加者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陕西省调查发掘团由苏秉琦率领,前往西安附近,参加者有石兴邦、王伯洪、白万玉、钟少林。夏鼐一行到达河南后,又有当地的安金槐、蒋若是、贾峨等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据参加者回忆,调查时每天步行十几里乃至几十里路程,食无定时,饥饱无常,粗细不择,加之天气已经酷热,甚感疲劳,而夏鼐总是走在前面,边走边告诉大家怎样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的线索。傍晚,夏鼐和青年同志一道,背负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沉重的标本,疲惫地返回住地。晚上和休息时间,他带头清洗陶片等标本,用毛笔蘸墨汁在每件标本上书写出土地点、坑位和层次的编号。通过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进一步判明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当时尚误认为是“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成皋点军台的发掘,使青年同志对发掘史前居住遗址的难度深有体会,不仅发掘出红烧土和白灰面等遗迹,而且在国内古代遗址中第一次找出不易辨认的柱子洞。一个季度的田野调查工作,进一步培养青年同志独立工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夏鼐身体力行地传授献身精神和严肃作风,使他们懂得考古工作不是浪漫的抒情诗,而是脚踏实地、艰苦细致、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草率和马虎。

  1951年10月中旬至1952年2月初,夏鼐率领中国科学院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发掘,参加者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先后在长沙东郊彼此相距二公里多的几个地点(陈家大山、伍家岭、识字岭、五里牌与徐家湾)进行发掘,共计清理战国墓葬七十三座、西汉墓葬六十五座、东汉墓七座,另有唐宋墓葬若干座。通过这次发掘,积累了在南方地区发掘古代墓葬的经验,对长沙地区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器物组合有了初步的认识。其中,战国时期的406号墓,第—次揭示完整的楚墓棺椁结构,第一次发掘出土楚国竹简和漆器。伍家岭西汉后期的203号墓,则第一次发现木质车船模型,为研究汉代交通工具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间,还曾在五里牌外勘察相传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陵墓的马王堆,判明其应为汉代墓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证实了这一正确判断。

  辉县、长沙两项发掘结束以后,夏鼐又亲自主持编写两项发掘的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和《长沙发掘报告》,分别于1956和1957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两部考古报告,也是具有样板意义的两部报告。其中除《辉县发掘报告》有郭宝钧、苏秉琦和夏鼐本人撰写的篇章外,大部分内容由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和陈公柔等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的年轻同志执笔。夏鼐认为,编写报告是发掘工作的继续,也是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重要环节。所以,在编写过程中,他亲自审查提纲、审阅文稿、核校资料、编排图版,具体而微,反复修改,直到最后定稿。通过这些工序,使大家掌握了从整理原始记录资料到器物分类排比、遗址和墓葬分期断代,再到妥善安排适当的文字表述与必需的辅助图表,以期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从而构建一整套编写报告的基本规范。其中,王伯洪执笔撰写的《辉县发掘报告》琉璃阁战国墓葬部分,是1949年以后在夏鼐指导下第一次运用类型学方法,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与组合进行墓葬分期断代。当时尚属青年的这些同志,在日后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中,始终遵循夏鼐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的教导,不时将自己撰写的论文送请尊敬的导师审阅,并以此为荣。他们被誉为考古研究所的“五虎上将”,是新中国田野考古承前启后的第一批业务骨干。

  (二)推进全国考古工作人员的培养

  1952年,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设高潮,迅速培养田野考古人才,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作,一面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行田野考古知识和技能的短期培训,以适应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急切需要。一面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以便更有系统地培养考古研究专门人才。夏鼐直接参与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的组织领导与具体策划,为此他在1952年7月,连续参加在教育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讨论考古训练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的课程设置等问题。由于夏鼐是与会者中唯一曾在国外经受正规田野考古训练的专家,他的意见起了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1952至1955年,举办的四届考古训练班,均由曾任文化部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出任班主任。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则由考古研究所派遣苏秉琦副研究员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兼任直至1982年成立考古学系前,历时三十年)。历届训练班的考古课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田野考古方法”均由夏鼐亲自讲授。

  夏鼐针对各地文物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往往是碑帖和古董爱好者,不了解考古工作是怎样一回事的现实情况,在第一届考古训练班的讲演稿《田野考古序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考古学是根据实物的史料,来恢复古代社会的面貌。……并不是‘玩物丧志’地玩弄古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古物及遗迹”,“是古代传留下来的经过人类加过工的东西”。至于“专考古代金石拓本,考据古文字的字形字义,是古文字学;虽然与考古的关系很深,但并非考古学”。他强调,“田野考古是一种科学的训练”,“是‘实践的’,不是空论”,“实践中重要的是亲自动手”,“要求田野工作的记录的忠实和精确,便是使之‘合于实际’”等等。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讲稿明显地贯穿着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不久,他又发表《〈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结合田野考古工作的实际,进一步讲述自己学习《实践论》的体会。夏鼐这一至关重要的基本课程,教导一代学人深刻领会考古学的科学理念和正确方法,使大家受用终生。田野考古包括古代墓葬和居住遗址的发掘,各地考古工作人员的这些基本技能都是夏鼐当 年亲自传授的。他要求初学者在实践中从辨别生土和熟土,也就是从熟练地“找边”学起;发掘墓葬不能盲目下挖,要注意填土中的包含物;发掘遗址要开探方,根据隔梁剖面显示的土色土质(即自然堆积)划分地层,不能按照深度分层,而不顾文化堆积的变化,并且要随时注意遗迹之间的平面关系等等。

  至于训练班的基础考古知识和具体技术课程,也多由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和有关人员授课,安志敏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郭宝钧讲授殷周考古,苏秉琦讲授战国秦汉考古(另外,又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裴文中和贾兰坡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大学的宿白讲授秦汉以后考古);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白万玉等人则讲授修复、照相、绘图、测量方面的技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开始几年的课程同样如此,大约1956年以后不再邀请校外专家开课。室内授课结束后的田野考古实习,第一届训练班去郑州和洛阳,第二、三、四届都去西安,主要由考古研究所的“五虎上将”进行实地辅导。第一届训练班结业时,每位学员还领到一套考古研究所提供样品制成的发掘工具(发掘工作中“找边”和刮地层用的尖头铲、平头铲),以及田野工作中使用的遗址和墓葬发掘记录本、出土标本登记册和标签本等。各地文物单位随即照样复制,一直沿用下来。第一至四届考古训练班,共计培训学员三百四十一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都是历届考古训练班结业的学员,为全国各地培养了田野考古骨干,将科学的发掘方法和基本设备迅速普及到全国,使田野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主流。

  1955年秋,为配合国家治理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由夏鼐兼任队长,安志敏兼任副队长,调集各省文物单位人员(多为考古训练班学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文物局人员,共计四十余人,分为十组前往三门峡水库区河南、山西、陕西三省间的十四个县,进行深入的考古文物普查。普查时,夏鼐坐镇洛阳指挥一个多月,并在队员出发前作了题为《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的指导性报告,将亲自设计的缜密调查记录表格印发给大家使用。调查期间,他不断披阅各组的工作汇报,编发考古队通讯,针对发现的问题随时发出具体指示,并曾亲临三门峡古代漕运栈道遗迹现场,查看那里发现的汉唐题刻。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考古文物调查,共计发现各类古代遗迹二百七十八处,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宫元代壁画。1956年5至6月,又由安志敏率领黄河水库考古队重组人员,分四组先后进行三门峡水库区部分县复查和甘肃刘家峡水库区调查,在刘家峡地区发现古代遗址和墓地一百七十六处。调查结束后,夏鼐专程到西安听取工作汇报,视察所获考古标本。随后,1956年秋、冬两季和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又集中在原陕县会兴镇(今三门峡市区)附近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仅安志敏主持发掘的庙底沟史前遗址即有七十余人参加,开掘一百五十多个4米×4米探方,总面积2400多平方米。另由林寿晋主持发掘上村岭虢国墓地和后川东周墓地;俞伟超主持发掘刘家渠汉唐墓地,进行三门峡漕运遗迹的勘察。先后参加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上百名人员,既有参加过考古训练班的各地人员,又有考古研究所新入所的人员,因而是对青年考古人员的再次集中培训,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

  夏鼐去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还是在设立考古专业以前,1951年春季第一次授课时,听课的是历史系和博物馆专修科同学。1952年秋季创办考古专业后,因院系调整开学甚晚,夏鼐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推迟至1953年1月中旬才开课。我清楚记得,1953年1月12日下午,大家齐集北京大学文史楼一层西头的108号阶梯教室,翘首静待夏鼐第一次上课。他身穿俭朴的灰布短大衣,头戴皱巴的布质解放帽,讲话声音较低,温州口音很重,板书写得笔画轻淡又随手擦掉,因而多数同学听不明白。考古教研室安排青年教师刘慧达上课时坐在前排记录,课后将记录稿送请夏鼐本人审阅,再油印成讲义发给同学。那时考古研究所没有小汽车,夏鼐每周乘公交车去北京大学,有时因挤不上西直门开往颐和园的32路车而迟到。寒假前是周一下午上课,寒假后改为周二上午讲两小时“考古学通论”,中午无法休息,下午再讲小时“考古方法”。他曾在未名湖畔教同学用照准仪进行简单的平面测量,在镜春园原燕京大学史前陈列室旧址(那时是考古专业的标本库房)教同学在汽炉子上用漆皮胶粘接陶片。

  夏鼐于1955年春季再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授“考古学通论”时,由东北人民大学为创办考古学专门化(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前身)派来进修的教师单庆麟记录,记录稿经夏鼐本人审阅后,铅印成讲义发给同学。两份考古学通论讲义的内容,都包括绪论(考古学的定义、门类、资料范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考古学简史、外国考古学现状等等,均属基本理念和基础知识,其中讲到许多具有前瞻性质的信息,例如新石器时代部分都曾提到西亚新发现的耶莫(Jarmo,或译“查摩”)等前陶农业文化遗址。

  1957年以后,夏鼐没有时间继续去北京大学兼课,但他始终关怀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发展,曾应邀两次为毕业班同学作报告,一次讲演“考古学当前形势及青年考古学者的任务及要求”,以及“新疆考古学概况”;一次讲演“世界考古学的目前动态”、“我国考古学上的主要问题”和“考古学研究方法”等专题。苏秉琦任职期间,始终不断向他通报情况,报告视察同学实习和其他发掘的见闻,共同商讨教学和生产实习的问题(有时由宿白或青年教师前来)。苏秉琦还将学生的实习报告、学年论文及青年教师的论文送请夏鼐审阅,夏鼐或毫不客气地提出商榷意见,或给予应有的肯定(例如,1978年称赞李伯谦的《试论吴城文化》“写得较好”)。而每年毕业生分配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除自留个别毕业生外,往往让考古研究所优先挑选。这些,都见于《夏鼐日记》的记载。

  另外,夏鼐还曾为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为新疆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新疆考古学概说”。历年来在不同场合聆听过夏鼐讲授考古学基本课程的学生,包括前述考古训练班四届学员和六十年代初以前毕业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总计不下五六百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田野考古人员,大部分都曾直接聆受过夏鼐的教诲,是他的亲授弟子。西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夏鼐本人不曾亲自授课,但在其开办前曾应邀与西北大学校领导和马长寿、陈直等先生反复商谈,表示考古 研究所将予以大力支持,并曾派郭宝钧、陈梦家、石兴邦、张长寿、杨泓等前往授课。

  1957年初,考古研究所为本所刚参加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举办见习员训练班,课程与前后四届考古训练班相仿,由所内外专家授课,所外个别文物单位的人员也前来学习,堪称第五届考古训练班。夏鼐除审阅大部分课程的讲稿外,再次亲自讲授“田野考古方法”,对田野工作方法作了更系统的论述,讲稿编入后来出版的该训练班教材《考古学基础》。夏鼐在这部讲稿中,从考古调查到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记录,田野工作的每个环节都讲得十分具体,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关于室内整理中的器物分型和定名,他说:“要使每一型有它独有的特征,……同时又要忽略掉一些偶然的毫无意义的细小差异,否则每一件古物都要自成一型了。”“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尽量采用一般已通行的分类法,不要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要尽量采用大家都通用的名称,不要专找意义不明的冷僻的奇字”。讲到根据地层中不同种类遗物推断年代,一再强调“孤证不足为凭”,“需要包括比较全面的各方面证据,才可下结论”。特别提到“陶片,作为断定年代的价值较高,但是须要全面来考虑,不能以极少数的陶片为准”。他更着重指出,推断年代“并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标”,“考古学的最后目标,是要恢复古代社会情况和社会发展史。……我们不能希望每一次发掘都可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发掘后的主要急迫工作,是将所获得的材料,整理后尽早发表出来,以供大家利用。至于进一步较高度的研究工作,可以在发掘报告发表后再做”。至于如何编写报告,则认为应该力求“精简扼要”“明白易懂”“检查参考方便”。

  夏鼐一贯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他以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采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切忌有“挖宝”思想。1952年开始发掘的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1954年开始发掘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起初都是为考古训练班学员实习而安排进行的。如果没有切实做好田野调查发掘、忠实和精确地做好记录,进一步研究便无从谈起,所谓研究便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臆测,甚至流为无稽之谈。

  1956至1958年,夏鼐指导进行北京明定陵的发掘,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考古发掘的典范。他不顾身患严重十二指肠溃疡的病情,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随时奔赴发掘现场,抱病深入阴暗潮湿的墓穴多日,匍匐清理万历帝后棺中散乱的文物,亲手绘图记录分布情况。发掘结束后病倒,疗养了近半年的时间。而发掘资料被搁置二十多年后,又是在夏鼐的再三督促下,得以重启整理并编写报告。他在世时终于基本完成文稿,但未能看到1990年的正式出版。

  三、为考古研究引航掌舵

  1958年末,中共中央为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业务工作划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使其所属包括考古研究所在内的各研究所,从政治上进一步明确方向。夏鼐本人则于1959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60年10月转正),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政治使命,为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而奋力工作。

  在此以前,全国范围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以被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为主,并且大部分地区主要进行古代墓葬的清理,缺乏学术目的性明确的古代遗址的发掘。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蛮干浮夸风也波及考古工作领域。高等学校在学术批判中,批判考古工作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所谓形式主义与繁琐哲学,实际上否定了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的操作规程(某负责人士信口说,表示剖面的器物线图是“令人生厌的阴阳脸”,从根本上否定了考古报告)。个别文物单位在发掘中搞“挑灯夜战”,以及“边发掘、边整理、边写报告”的“流水作业”。有人还认为考古学文化名称是“资产阶级货色”,主张予以废止,代之以笼统的某地区原始文化,甚至主张用社会发展概念取代考古学概念,或将历史上的族名轻率地与考古遗存挂钩。另一方面,随着田野考古在全国范围的展开,过去习用的仰韶、龙山等文化名称已经无法概括新的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进行考古学文化新的区分和命名,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1959年初,夏鼐应各地同志的要求,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定名问题》一文。对考古研究中这一至关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做出明确的科学回答。他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这样命名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大家在共同使用时互相了解,不致产生误解。命名新的考古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条件:(1)“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2)“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于这一文化内容有相当充分的知识。换言之,在所发现的属于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须至少有一处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便了解这一文化的主要内容”。他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展;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特别不赞成简单地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于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

  夏鼐关于文化定名的文章,从理论上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对于克服错误倾向,推进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史前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更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了新的局面。

  夏鼐早在1955年就敏锐地认识到国外新发明的碳十四断代法对于史前考古的革命性意义,当即撰文进行介绍,并向有关研究机构提出计划请求协助。1959年初,以其远见卓识和无私胆略,他将具有核物理专业基础但被错划为“右派”的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调进考古研究所,进行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的筹建工作,经六七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65年建成。

  夏鼐预见到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认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分期和类型的问题。换句话说,哪些是一定地区的同一种文化,哪些是同一文化系统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他在研究方法上,一向注重地层关系,不赞成忽视地层关系进行器物分组和分期。1958年4月,夏鼐审阅北京大学同学的实习报告时,曾向苏秉琦提出商榷意见,认为:“不管地层而讲器物分组,或依照小地层而作器物分组分期,实则不能成为一个文化期或一个文化中的一期。”这是因为小地层(即个别打破关系)之间陶片的个别差别,很可能并不具有分期和分型的意义,需要根据大的地层作全面考虑才能得出结论。这种针对性很强的意见发人深省,充分表明他对文化谱系研究态度的审慎和思考的周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夏鼐历经主持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审阅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中国考古学》讲义稿,讨论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等活动,反复思考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的问题。他在1963年2月为选编《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一书所写长篇序言,前瞻性地提出一系列问题,指明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努力方向。其中讲到当时所知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他说:那“都是些比较零星的发现,……还没有发现保存的墓葬,也没有发现有篝火痕迹的居住处所”,强调“这是原始人群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重要时期,我们今后工作中要多加注意”。至于“人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他说:“关于我国这个关键性时期的知识,目前几乎是个空白,今后应努力加以探讨。”重提“根据近年来西亚的考古新发现,新石器初期最早的遗存是以农业为主兼有家畜的定居村落遗址,但是没有陶器。所使用的石器虽已有磨制的,但仍以打制的为主。这对于我们今后的探索新石器初期的遗址的工作,或许有所启发”。夏鼐是中国考古学家中最早关注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农业起源问题的先导者,不过由于那时我国考古资料的局限,长时间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发掘以后,许多学者怀疑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年代未必早于仰韶文化,他却根据李家村遗址所出圈足钵、直筒形三足器等独具特征的陶器曾见于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遗址中的最早期墓葬或底部文化层的事实,当即表示李家村文化可能年代较早,“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后来,李家村的一件标本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晚于仰韶文化,有的学者又怀疑起来,而夏鼐则明智地指出测定年代与地层堆积前后颠倒是难以接受的,继而了解到那件标本出土的地层情况不明,便断然将该数据摒弃不用,仍然认为李家村文化的年代较早。裴李岗、磁山两处遗址发现以后,夏鼐曾偕同苏秉琦、安志敏亲赴磁山遗址发掘现场视察,当即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如果继续上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先后在北方和南方的若干地点发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农业遗存。

  夏鼐对待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突出地表现了他在文化定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当这两种分布范围不同、文化特征有所差别的文化遗存发现之初,在发掘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有关学者曾对其定名争论不休,一般作为同一种文化,或定名裴李岗文化,或定名磁山文化,莫衷一是。夏鼐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中,称之为“磁山·裴李岗文化”。他曾解释说:“在现今的研究情况下,我以为这名称是比较稳妥的,名称虽然有点累赘。将来研究的结果,或是磁山-裴李岗文化(Tzushan-Peiligang Culture)或是磁山·裴李岗文化(Tzushan Peiligang Cultures),都可继续使用。若是后一情况,则二者为同一文化丛(Compound)中的两种文化,若为前者则为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

  不同地区进行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本是考古学固有的基本课题,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而逐步发展,不断深入。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安志敏在为考古训练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课时,即分地区进行论述,曾发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一文(《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后增订为《考古学基础》的新石器时代部分。1957年佟柱臣发表《黄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一文(《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对广大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及发展谱系作了有益的初步探讨。1960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集体编著《中国考古学》征求意见稿在内部印发,其新石器时代部分由严文明等执笔。1962年8月,夏鼐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出版,其新石器时代部分由安志敏等执笔,相继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进行全面的探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此书所分区域为黄河中下游、黄河上游、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北方草原地区、东北地区,对文化谱系问题作了初步全面探讨。虽然该书存在着某些不足,但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对我国考古学研究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转变为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华裔学者郑德坤、张光直等人,随即据以在自己的著作中阐发,影响及于国际考古学界。1960年代前期,《考古》开展了仰韶文化等史前文化年代、分期与类型等问题的讨论。1965年,夏鼐亲自签批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在《考古学报》发表。继而苏秉琦于1981年发表与殷玮璋合写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为文化谱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文化区域作了新的划分,在各地考古工作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还应提到,夏鼐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第一次根据当时已有的年代数据,结合各种文化的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即进行中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的研讨;同时重申他在1962年即已表述的观点:“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最早明确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随后,夏鼐于1983年在日本公开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将这一重要课题提到中国考古学界的议事日程,并对文明起源的标准和研究途径提出指导性意见。这些充分说明,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引导作用十分明显,具有划时代意义。

  四、致力学科体系和严谨学风的建设

  (一)学科体系建设

  夏鼐致力建设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集中体现于制订考古研究远景规划。1956年郑振铎主持起草《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时,夏鼐是主要参与者。1963、1978和1981年三次制订考古学研究五年或八年规划,则都由夏鼐主持。通过制订远景规划而进行的讨论,使大家不断明确各项工作的学术目的,极大地增强了课题意识。在夏鼐领导下,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一直是从建立学科体系出发,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新石器时代方面,历次规划中都将“文化分布、分期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即谱系研究)置于首位,其次是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几年,大多数地方文物单位基本上未能顾及史前遗址,考古研究所先致力于黄河中游和上游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发展到长江中游和黄河下游,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发展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其他地区。原史时期方面,对待与夏文化密切相关的二里头遗址,自从1959年发现即抓住不放;1980年代,又持续进行偃师商城的发掘。而历史时期则集中力量进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从1950年代起,持续进行了安阳殷墟、西周丰镐、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与洛阳城址的工作,1960年代与地方单位合作投入辽中京、金中都、元大都等项勘察发掘工作。1970年代以后,又与地方合作进行曹魏-北齐邺城、隋唐扬州城、南宋临安城的勘察发掘工作。另外,考古研究所还以新疆为重点开展边疆地区考古工作,进行了大冶铜绿山、龙泉窑、南宋官窑、西夏灵武窑等手工业遗址的发掘。同时,在考古研究规划和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中,还对殷墟甲骨文、殷周金文、汉代简牍、历代碑刻等出土文献的研究,都曾作过适当安排,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这些田野工作和室内工作,既体现了夏鼐的学术思想,又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分别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一系列考古报告和资料汇编。而他本人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从事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更做出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开拓性贡献。

  夏鼐对于本所的青年研究人员,要求无论入所以后怎样发展,都必须打好田野工作的基础。他在一年一度的年终汇报会上,总是谆谆嘱咐大家增强田野工作的课题意识,提高调查发掘的学术水平,提倡开扩眼界,避免局限于单一方面。1961年冬季,夏鼐曾去西安、洛阳巡视二十多天,检查考古研究所各个工地的发掘工作是否符合操作规程,记录情况怎样,发现个别人员擅离职守,无视发掘现场,躲在室内脱离发掘实际的读书,立即提出严厉的批评。其间,他在西安向当地历史、考古方面人员做过题为《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针对当时忽视考古资料、忽视田野工作的倾向,着重讲的仍是考古学的实践性。他曾指出:“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体系,这是应该的。不过,有些同志又发生了忽视资料工作,而理论说来说去,也偏于空谈,有时忘记了考古学的特点,不能提高。……具体的研究工作,应该由实际出发,即从考古资料的实际出发。”又说:“考古发掘是揭露古代的遗存、地层关系、平面布局及建筑遗痕,这有时比实物更重要。”强调“没有田野工作做基础,室内工作是无法做好的”。

  1962年7月,夏鼐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之约,撰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通过对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归纳,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计有六个方面,即人类的起源问题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族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问题。这体现了夏鼐对于建立与完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构想,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关注国际学术信息和重视书刊出版

  夏鼐对考古研究所的日常工作,抓得最紧的一是外文书刊的采购,二是考古书刊的出版。在考古研究所找夏鼐,如果不在所长办公室,十有八九可以在图书室和编辑室见到他的身影。为了及时掌握国际考古学界的前沿信息,夏鼐去外地返回后总是在第一时间到图书室翻阅新到的外文刊物,所以能及时获知前述西亚前陶遗址发现和碳十四测年发明的最新信息,迅速设法订购有关的论著。而考古书刊的编辑出版,夏鼐认为事关我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声誉,对内又在考古学界发生导向作用,所以把关非常严格,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长期兼任《考古学报》和《考古》的主编,从来不作甩手掌柜,从刊发文稿的内容到外文目录和提要,无不仔细审阅。倘发稿前未及过目,也要在看到校样时订正错误。而对于学术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夏鼐寸步不让,绝不含糊,最突出的事例是对待藁城商代铜钺铁刃鉴定的问题。1972年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检测认为,钺的刃口部分系古代熟铁。夏鼐在审阅《考古》杂志收到的来稿时,敏锐地感到根据鉴定数据,尚不能判定其是否为人工冶炼的熟铁,有可能是天然的陨铁。他面对咄咄逼人的压力,以坚强意志,一面耐心说服文物主管部门领导和遗址发掘者,一面多方设法谋求重新鉴定。后经权威冶金专家柯俊教授采用独特、先进的电子探针等方法,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判定“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从而澄清了客观事实,维护了我国学术界的声誉。

  为了总结中国考古学界的丰硕研究成果,夏鼐晚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主编了两部综合性考古学论著:一部是考古研究所二十多位中青年考古学者集体撰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另一部是全国各地一百二十位考古学者分别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出版)。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基本建立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分六章,共计一百三十万字。其中旧石器时代包括初期、中期和晚期文化;新石器时代除分别论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和北方五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外,又有“中国石器时代的人种成分”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二节。关于夏代文化,因其尚无定论,是在“商周时代”章前面列出“夏代文化的探索”一节。历史时期的商周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至明代四章,重点论述都城遗址勘查发掘、大量不同等级墓葬 的多彩发现,对于某些特殊的遗迹遗物,例如殷墟甲骨文、西周青铜器窖藏、东周金属铸币、汉代简牍、唐代金银器,以及铸铜、冶铁、瓷窑等手工业遗址、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石窟寺、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发现与研究,都有专节论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初步建立学科体系的状况。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作为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大型工具书“大百科全书”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全书包括概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三国南北朝至明考古和国外考古七个分支,共计二百万字。夏鼐以编委会主任的身份,全面主持撰写工作,精心审核确定全书的框架结构和条目设置,逐一审阅各分支学科的总论和重点条目。最费力的还是,亲自撰写卷前全面论述考古学科内容的概观性特长条。他为撰写该条目,特别是其中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花费了莫大的精力。除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资料外,开始动笔前,又重新查阅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百科全书及有关论著,对考古学这个词汇在中外文献中的语源,考古学概念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变化,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古器物学及文物研究的区别,进行了周密的考辨与思考,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写完这一部分。令人遗憾,夏鼐本人没能亲自完成该特长条的全部文稿,前半部二节系王仲殊根据他的初稿整理,后半部则由王仲殊根据他的提纲撰写,但全稿仍然经过他最后审定。因此,夏鼐冠名的“考古学”特长条,特别是其前半部,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这来自于他毕生数十年的考古经历与研究实践,有许多独到的看法。例如对于有人一度热衷推销的美国“新考古学派”,夏鼐曾与该学派创始人宾福德(L.R.Binford)当面交换意见,听取其本人所作反思之后写出评论,自然比较深刻。

  (三)学风建设

  夏鼐执着地奉行谨严、求实作风,还表现在对待中国考古学会活动和文物保护工作方面。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79年,他在世时主持召开过五次年会,坚决贯彻勤俭办会的原则,形成了良好的会风。会上从来不发礼品,不搞旅游,一直用塑料袋或纸袋盛放会议资料。历次年会都有一两个明确的主题,讲求实效,不追求表面形式上的热闹。与会代表大体控制在一百多人,以便开展切实的学术讨论,参观内容限于当地的考古遗址及其出土标本。除第一次年会于1979年与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连续在西安召开外,第二次年会于1980年11月在武汉召开,主要议题是楚文化研究;第三次年会于1981年12月在杭州召开,主要议题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瓷与青瓷窑址;第四次年会于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主要议题是夏文化的探索与商文化的研究和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第五次年会于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中国古代的城市。每次年会,都由夏鼐在开幕式作主旨讲话,苏秉琦在闭幕式作学术总结。年会结束后,由秘书处编选以年会主题为中心的论文集,入选论文约占提交论文的三分之一或稍多。1984年起,又决定由考古学会秘书处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主要由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人员承担),逐年记录全国考古工作的各方面情况,截至2019年已连续出版三十六年。

  关于文物保护工作有两件令人敬佩的奋争。第一件是偃师商代早期城址的发现与保护。1981年夏,为适应陇海铁路电气化的需要,拟在偃师县境的首阳山一带建设大型火力发电厂,厂址选定,即将动工。夏鼐心急如焚地考虑到,厂址恰在北魏首都洛阳外郭城的范围之内,又邻近西晋皇陵区,南面则是与夏代相关的二里头遗址,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倘不设法力争,将使重要的历史遗迹破坏殆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为此,他迅速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告急,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视。经过社科院与文化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单位两年多的共同努力,无数次的磋商与论证,本着既有利于国家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终于决定将电厂迁离该地。意想不到的是,考古研究所配合进行的考古勘探,果然于1983年春在这个区域发现保存甚好的商代早期大型城址,持续三十多年的发掘取得了轰动国内外的重要收获,先后探明城址的范围和城垣的走向,揭露了城门、城壕、主干大道、宫殿基址,以及苑囿、民居、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夏鼐曾在年逾七旬时两次前往现场指导发掘工作,第二次视察距离他盍然长逝不过十天。现在,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城址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建立为考古遗址公园。想当初,如果不是夏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将偃师商城遗址保护下来,又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坚持发掘,那会酿成多么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第二件是制止一项擅自企图进行涉外考古的事件。1981年秋,夏鼐获知某大学历史系的后辈学者,在国家文物局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美国某著名大学人士商定,拟于1982年在我国西南地区合作进行田野考古,据称“业经教育部批准”。当时我国的文物法规尚不完备,《文物保护法》正在制订之中,更没有涉外考古工作的专项条例。即便后来制订了这方面法规,也要先由国家文物局对外方进行初步审查,再经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审查合格,然后由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特别许可,始得进行此类工作。其他任何部门一概无权审批。某大学的作为完全不合规矩,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夏鼐闻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向社科院党委和几位副院长报告,使这一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制止,捍卫了国家法制的尊严,避免了意想不到的损失。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夏鼐为《文物保护法》的制订竭尽心力,不厌其烦地屡次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及主持国家文物委员会,为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的不懈努力,其所作所为更不胜枚举了。

  五、弘扬夏鼐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

  夏鼐去世已近三十五年了。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这三十五年,随着国家经济文化事业新的巨大发展,考古工作的面貌也有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考古工作机构的健全与增强。各省市自治区的原文物工作队通过改制,普遍建立为当地的考古研究所(或文物考古研究所,有的称“研究院”);而随着各单位考古队伍业务素质的改变,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考古训练班结业学员为主,到全部毕业于高等院校,并且硕士、博士所占比例日益增多,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的学术性普遍有所提高。其次是经费充足,使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仅就应用科技手段来说,夏鼐在世时,碳十四测年已有较好的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研究刚刚起步,许多检测设备他曾在出访时见及,但因经费限制而望洋兴叹。现时在国家财力的支撑下陆续引进,无论遥感探测、鉴定分析,还是信息处理,都不断取得显著的成绩。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在有计划地开展课题明确的田野发掘的同时,配合国家大规模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例如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有关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1990年以来每年评选列入“十大考古发现”的重大考古发现,总计已达将近三百项。这些考古发现,大多迅速见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并向公众展出,对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增强文化自信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二十世纪末进行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随后开展的国家“十一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对重点地区的典型遗址进行一定规模的调查发掘居于关键性地位,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国远古历史的认识,展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祖国大地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图景。

  考古研究的成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大家高兴地看到,最近三十多年来出版的考古报告专刊总数,几倍于以往三十多年。特别是其中不乏长时间发掘典型遗址和墓地的多卷本特大型报告,例如《盘龙城》(二册)、《牛河梁》(三册)、《襄汾陶寺》(四册)、《二里头》(五册)、《偃师商城》(已出二册)、《天马曲村》(四册)、《应国墓地》(已出第一卷二册)、《三门峡虢国墓地》(已出第一卷二册)等等。难能可贵的是,“文革”以前发掘的《洛阳王湾》、《北燕冯素弗墓》两部报告,因故拖延半个世纪以上,由退休已久的发掘者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奋力而为,都已先后出版。过去难以想象的,更有《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现已出版《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五册合计五百多万字,加上即将出版的《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元明卷》等,总计将近一千万字,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夏鼐去世后三十多年中国考古学令人欣喜的现状,我们绝不能忘记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学开拓与奠基的卓越贡献,应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夏鼐的学术思想,考古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遵循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前进,这就要弘扬他所主导缔造的严谨治学作风。毋庸讳言,目前忽视田野工作质量,脱离发掘实际的空谈理论,热衷于一时热闹,不肯下苦功夫的浮燥表现,虽属个别现象,依然时有出现。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乃至具体出土考古遗迹和考古标本的性质,往往涉及多种学科,并不都能立时认识清楚,需要采取多种科技手段做认真的鉴定分析,冷静地进行反复思考,才能避免仓促误判,造成不易挽回的混乱。夏鼐坚持不懈地请人对宜兴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进行全面的重新鉴定,前后历经二十多年,始得挽回西晋时期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误判。而请人对藁城出土铜钺铁刃进行重新鉴定,则顶住压力,经过三年的时间,终于判明其为陨铁锻成,从而澄清了“殷代中期已能炼铁”的误判。这种教训应予珍视,铭记不忘。再有前引夏鼐说过的话,“编写报告是发掘工作的继续”,“发掘后的主要急迫工作,是将所获得的材料,整理后尽早发表出来,以供大家利用”。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历年评选列入“十大考古发现”的项目是否及时出版了正式考古报告?有的墓地发掘至今已有二十年以上,仍只见考古简报;个别著名的大墓发掘至今的时间更长,建成博物馆公开开放多年,却从未发表过片言只字的信息,除出售门票获得经济利益外,学术上却无法利用而进行研究,这些情况都亟待改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弘扬以夏鼐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传承文化,探索未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相信,有全国考古工作者的齐心协力,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作者王世民,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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