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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2020年02月27日 13:55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长春)2018年第6期 作者:郭大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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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考古学研究区域文化,影响较大的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将中国先秦时期人口密集地区分为六大区系,强调各区发展水平相近,相互影响,又以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主导方向。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接轨两大课题,前者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礼制起源及其传承为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和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后者则在将中国古文化归纳为东西格局的前提下,分别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各自的个性及共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预言。

  关键词:考古学;区域类型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4X(2018)06-0005-07

  作者简介: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研究方向:考古与历史、红山文化;辽宁,沈阳,110084。

 

  从考古学研究区域文化,影响较大的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初见于1975年-1976年苏先生先后为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课①和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规划会议上的发言②,1981年正式发表于《中国史学史》③和《文物》④。此前的酝酿过程始于1951年在陕西西安附近作考古调查时提出的不同于河南安阳后冈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三叠层的“文化一”(陕西仰韶文化)、“文化二”(相当于龙山文化)和“文化三”(先周和周文化)⑤,继而是1965年发表于《考古学报》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⑥一文及文中提出的中原、东南和江汉三个大区的划分。上溯则有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的“东西二元说”(梁思永)⑦、历史学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⑧和“三部族说”(蒙文通)⑨,特别是“三集团说”(徐旭生)⑩的影响(11)。

  多年学科的发展表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对考古界来说,首先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由于这一理论是从几十年考古实践过程中归纳出来的,又适应了近年我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由中原地区迅速向全国各地铺开的新形势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它一提出,立即被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迅速用于指导工作实际。在运用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大家还体会到,这一理论并不形成固定的定义和模式,各地区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理解,观点可不尽相同,却共同为这一理论添砖加瓦。正因为它具有实践性和兼容性这两大特点,所以它本身也在不断得到充实发展。目前,这一理论早已超出提出时的内容,却正以它越来越强的生命力继续指导着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向深层次发展(12)。这里,根据苏秉琦先生晚年的有关思考和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划分

  1981年这一理论正式发表时,将古代中国以先秦时期为主的人口密集地区,分为六个大区: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以上考古文化区域的划分,并非简单的分区,而是突出阐述了以下几点:

  一是这六大区系的诸考古学文化各有渊源,区域文化特征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则大致同步。就新石器时代来说,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原地区最早建立起从距今五六千年间到四五千年间的年代序列,这就是仰韶文化(又可分作早、中、晚期)与龙山文化(又可分为早、晚期)。此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学的发展,在中原以外各区域的新石器时代也大都可以划分为相应的两大阶段和每大阶段的诸小阶段:首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在东方发现了年代早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晚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遂建立起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到山东龙山文化再到岳石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发展序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方地区东部的辽西地区建立起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早期)—红山文化(晚期)—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的文化序列;东南沿海的江浙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也分别建立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发展序列。由于各区域诸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应,又以中原为代表通称为“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13)。新的进展是各区域早于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明确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前仰韶文化(有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下层命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和以裴李岗遗址命名的裴李岗文化),其他地区也有阶段相应的较早文化的发现和定名,如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查海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和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命名);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以淄博后李遗址命名),东南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以浙江宁波河姆渡命名),跨湖桥文化(以杭州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命名)和江汉地区的城背溪文化(以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命名)、湖南的高庙文化(以洪江高庙遗址命名)等,特别是更早的、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连续发现,先是在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徐水南庄头和北京门头沟东胡林等遗址发现万年前后的石、骨、陶器和用火痕迹等,河南新密李家沟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发现万年前遗存。在此前后,中原地区周边长江中游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都发现了上万年的陶器和打制石器、骨、蚌制品,玉蟾岩遗址还发现了具人工栽培特征的稻谷遗存,浙江浦江县年代近万年的上山遗址下层并有陶胎夹稻壳陶器、磨制石器等新资料发现,就是接近人口密集地带的边缘,也发现了包括从万年到距今五千年前后人类连续活动地层的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新近东北地区的吉林省白城双塔和大安后套木嘎也有近万年甚至上万年遗存及以后新石器时代各阶段遗存的发现。这样,以上划分的六个大区,从近万年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可分为早、中、晚期和末期四个相应的发展阶段。

  二是各区域诸文化非孤立发展,而是区间关系密切,影响也是相互的,而且文化交流的主导方向是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而非由中原向四周放射。如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曾向四周传播,但到了仰韶文化晚期,首先在靠近东方的河南中东部地区出现了东方文化影响逐步增加进而替代仰韶文化原有因素的现象,到了龙山时期,作为龙山文化超中心聚落的山西陶寺城址和墓地,已是既有北方文化因素又有东南文化因素的“综合体”性质: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14)“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15)这一从西北和东南向晋南汇聚的文化交流主导方向,被苏秉琦先生形容为“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16)并设想了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这一文化交流路线的走向:

  “庙底沟类型的以玫瑰花纹样为代表的一支文化群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晋中,冀北至内蒙古河套一带,与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汇合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于距今5000年-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17)正是这一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具综合体性质的陶寺文化,为夏商周三代在中原地区的建立、从而“方国时代”的出现打下基础,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

  三是特别强调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的最终目标是:“为阐明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为认识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出贡献。”(18)为此,在划分六大区开始时就指出,这一“三南三北”的分区及大区内的诸小区的划分,除了以考古资料为主以外,也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六大行政区划及200多个专区一级的历史渊源。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后,考古学以独立学科复原历史的目标更加明确,学科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其直接成果是先后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接轨这两个新课题。

  二、从区系类型研究到文明起源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可以从文明起源研究开始时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谈起。

  1985年文明起源讨论刚开始时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其中心内容是以古文化为出发点、以古文化的充分发展为依据的:“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19)

  这一论述把古文化(原始文化)与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是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的重点。明确指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是存在于各地古文化发展过程中,因而远不只在一二个地区发生,而是众多古城古国的并立。著名的“满天星斗”说,就是从区系类型研究到文明起源研究这一发展必然趋势的形象表达。

  文明起源研究特别重视区间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区系类型理论在阐述区间关系时,在强调各大区发展水平大致同步的同时,又承认各区间的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在某些构成时代共同特征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因素,在中原以外地区首先出现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突出表现在中原与北方、东南沿海这三大区的交汇过程。如前述,在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以山东为主要活动范围的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分别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是因为前者在社会分层从而社会发展形态上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在论述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关系这一问题时,又特别强调了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礼器标准组合的“鼎豆壶”序列,最早出现就不在中原,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那里山东地区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鼎、豆、壶不仅出现早,而且成系列,发展演变有头有尾,中原地区是从仰韶文化后期开始,首先在靠近东南沿海地区的豫西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出现的,且发展序列与东南地区相近,与此同时,豫西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作为自身特征的彩陶简化,尖底瓶从渐少到消失,黑灰陶增多,成为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时代的前奏。显然,东南沿海地区古文化对中原古文化影响的加大,是造成中原地区产生由仰韶时代过渡到龙山时代这一重大阶段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玉器和玉龙、玉凤、玉钺、玉璧、玉琮等典型题材及组合,最早出现也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在从东北到东南的东部近海或沿海地区的近环形地带,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这两个原生型的玉文化中心。良渚文化玉器以玉器造型规范化和极为细密的刻纹著称。时代更早的红山文化则已创造出形象较为成熟的龙凤题材甚至龙凤合体的作品。新近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遗址,更发现了近万年的玉器,而且有中国古代玉器中的典型器——玉璧(20)。我曾提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关系密切(21),这一观点正在不断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考古学文化的区间关系还关注不同渊源诸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那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交汇中不断产生文明因素进而跨入文明社会即其中的主要成果。在这方面,以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流较为说明问题。因为仰韶文化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而红山文化是以东北史前文化传统的渔猎经济为本,以饰压印纹夹砂筒形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这是两种无论经济类型还是文化传统都有很大不同的考古文化,他们之间南北交流碰撞的直接后果,是仰韶文化彩陶等先进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被用作主要祭祀用器,从而使中原文化在辽西地区“落地生根”,更为突出的成果是在红山文化出现了以祭祖和祭天为主要内容、以北庙宇与南祭坛的组合与布局为主体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并以此为象征较早进入古国阶段。

  以上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鼎豆壶”,红山文化“坛庙冢”,还有北从红山文化“玉龙凤”南到良渚文化“钺璧琮”等玉礼器组合,作为文明起源多元性的体现和中国礼制的主要载体和精华,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被长期延续下来,是为中华文明以其连绵不断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主要实证。所以,20世纪80年代文明起源讨论之初,就有众多学者力主将礼的起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22),此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礼的起源及其传承确应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自身的道路与特点,也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所要追求的“10亿人56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的学术目标予以深化和具体化。

  三、从区系的中国到区系的世界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突出了与境外相邻的“四裔”地区的地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确立,与世界诸文明古国的文明起源阶段在时间上可大体对应,这就从时空范围使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之上。比较的初步结果:一是中国古文化东西格局的确立;二是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交流融合的新认识。

  中国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六个大区,依其各自与境外的地理人文联系,又可分为“面向亚洲腹地”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23)。这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继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后,在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时提出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和近年重新关注的东西部在陶器及功能上的区别有一致性。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原地区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龙山文化早期即庙底沟二期遗存的发现,一般认为,是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20世纪50年代前盛行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又因为是在两个时代不同的考古文化(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之间进行的比较,自然趋于沉寂。但20世纪50年代末山东地区发现的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其时代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相当,特别是大汶口文化表现出的对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东部与西部文化关系的研究又提上日程。正如夏鼐先生指出的:“黄河中下游是有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圈,不过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大汶口文化,而不是山东龙山文化。”(24)

  较多重新论述东西部史前文化关系的,是当时正在酝酿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苏秉琦先生。1965年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著名论著中,根据大汶口文化等的新发现,在年代相对应的前提下,将东西差别和相互关系作了更为科学的比较:

  “东边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的两期是同仰韶文化的两期大体相应的;两者在文化上具有无可怀疑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们的前期,我们很难分辨两者的哪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多一些,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在它们的后期,则显然像是东边对中原的影响要多一些。例如,在东边发现的那种彩陶是很个别的;而在中原所发现的鼎、豆等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之下产生的东西,不仅已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具有极其相似的型式变化序列,从而大大地缩小了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25)

  由此,苏秉琦先生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既吸收庙底沟二期发现后表现出的当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的新成果,又依陶寺遗址所具有的综合体性质进一步提出“由西北和东南向中原汇聚产生龙山时代”的新观点。

  近年重提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也渐多起来,如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以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大体可归纳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继承着鼎、豆、壶的传统,西部则流行瓶、罐、盆(钵)。”(26)刘莉引美国学者D.吉德维于1987年发表的观点:“根据陶器器型的差异,把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主)的陶器分布划为两个大的地区类型: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陶器器型复杂,多三足器,高柄、带流、有把手等;西北地区的陶器器型简单,多为平底和圜底器”(27)。

  这里要作一点补充的是,我曾对中国史前文化提出过三大文化区的设想,即与东西区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不断与东区与西区交流互动的东北文化区(28),这同近年较多提到的将以亚洲为主的世界上古史分为三大区(除西亚、东亚之外还有一个北亚区)可内外呼应(29),即除中国东部与西部分别联系着环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以外,还以东北区联系着北亚文化圈。因为中国的东北区作为东北亚的组成部分,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所显示的渔猎与游牧经济的主要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都同北亚相同、相近和关系密切。

  世界东西方的差异,则可依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东西方各自宇宙观的不同从而对待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不同,即西方是以发展技术、铜石等贸易从而以改造自然为主、较早以地缘关系替代血缘纽带的“突破性文明”,而东方具有将宇宙万物视为完整的连续体,又可分作天、地、人、神的不同层次,以人与自然、祖神的沟通取得政治权力和财富而进入文明社会,从而使氏族血缘关系得以长期保持,石制生产工具等诸多文化和社会成分得以延续,是为不同于西方的“连续性文明”。并且以为,西方式是个别的,而东方式则具普遍性,并代表未来(30)。

  这样,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与相互关系,随着对东西格局的再认识而更加清晰起来,即联系着欧亚大陆的中国西部区和作为环太平洋地区组成部分的东部区,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交流的趋势是相互的。西风东渐主要表现如彩陶和青铜冶铸技术的向东传播,东风西渐则以黄河流域由东向西的“龙山化”和相应的彩陶由中原地区向西渐退为主要表现。值得提到的是,在彼此的交流中,西方文化因素东渐被吸收后都形成东方特色,如彩陶在仰韶文化向神器演化,青铜冶铸技术传入后,不是如西方以制作工具为主,而是发展为用于祭祀和葬礼、技术更趋复杂的青铜容器。表现出中华古文化对待异质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

  对此,苏秉琦先生于晚年进一步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观点。认为: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还是从一元论考虑,“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地球,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最终是走向世界大同”(31)。

  以上论述可见,文明起源讨论和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明起源的讨论和与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又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发展,共同为从区域文化的视野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出贡献。

  注释:

  ①苏秉琦:《学科改造与建设——1975年8月间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同学讲课提纲》,《苏秉琦文集》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0-217页。

  ②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③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国史学史》1981年第4期。

  ④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⑤苏秉琦:《1951年春季陕西考古工作简报》,《科学通报》第2卷第9期,1951年;苏秉琦、吴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苏秉琦:《另一个三叠层——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⑥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⑦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5年,第555-568页。

  ⑧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5年,第1093-1134页。

  ⑨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⑩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11)苏秉琦:《山东史前考古》,《山东史前文化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12)郭大顺:《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见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9页。

  (13)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1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15)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16)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17)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18)苏秉琦:《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原载《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十周年院内通讯特刊》1989年5月12日。

  (1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20)李有骞:《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掘获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

  (21)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22)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23)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建立之初,苏秉琦先生就对此有所归纳,此后对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的发展趋势,又多次予以强调。见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文物》1978年第3期。

  (24)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5)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0页。

  (27)刘莉:《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中原文物》2017年第2期。

  (28)郭大顺:《三大区交汇与中国文明起源》,(台)《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夏季号。

  (29)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30)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31)郭大顺:《捕捉火花——陪苏先生聊天》,载蒋朗朗主编《精神的魅力(2018)》(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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