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往梦似曾见

　　十天前我们驾着车从长沙一路北上，沿京珠高速，过洞庭、跨长江，越过古云梦泽，直上天门，进入大洪山脉，又折向西北经随枣走廊，直抵襄阳，计划从这里开始我们对湖北商周以来主要考古文化遗产的考察之行。还记得大概是过了荆岳长江大桥之后，车内的气氛开始变得活跃了起来，大家欢声笑语，群情激动，M老师提议我们来一点音乐，又转发给我一条关于“鬼才”黄霑的帖子，最上面是1983版《射雕英雄传》的经典主题曲《铁血丹心》。熟悉而热血的节奏裹挟着音浪层层穿过耳膜，甄妮和罗文的二重唱顿时让车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古典气息，大家谈论着郭靖站在襄阳城楼上的飒爽英姿，几乎要把小说当成历史了。音乐模糊了小说和历史的边界，也模糊着我的记忆，我曾多次踏入荆鄂大地，只记得第一次是十余年前在导师的引荐之下去收集楚式镇墓兽的相关资料，然而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不是镇墓兽，竟是一位老师在东湖边的叮嘱，他说：干考古挺好，自由！你以后就会知道的。现在我知道，之所以记忆会如此模糊，是因为此前我不过是在历史的海洋中拼力寻找小虾的一条鱼，根本无暇在海洋中自由游弋，更无力跃出水面看一看它所身处的那一片海洋和天空。

　　战襄阳

　　襄阳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也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从地理位置看，雄踞汉水中游的襄阳北望中原、南观荆楚，东控随枣走廊，西通汉中盆地，是连接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的咽喉要地，枣阳雕龙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早已清晰的为我们展示了南北考古学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通的盛况（图一）。襄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大概始于两周时期楚人与周王朝之间的周旋和争斗，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陆续在汉水以东和江淮之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图二），但这没能阻挡楚国问鼎中原的步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人立国八百余年，灭国无数，史实已难尽考，如今襄阳境内的两座城址是这段“战史”的绝佳注脚，一处是襄阳城北的邓城遗址，它是春秋时期邓国故都，亡国之后成为楚国饮马黄河的桥头堡，另一处是襄阳城南约30公里处的楚皇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襄宜平原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极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争霸之路（图三）。

　　关于襄阳的战事，谈论最多的还是三国群英。汉末群雄割据混战，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受命出任荆州刺史（图四），在襄阳豪绅名士的支持下，平定荆州，将治所由江陵迁至襄阳，击败袁术、孙坚的进攻。刘表立意自守并无四方之志，荆州也因此一度成为乱世宁州，不少中原士人流寓襄阳，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准备了人才，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此后在这里相继上演了三顾茅庐、隆中对、大意失荆州等历史典故。晋代魏后司马炎有吞吴之心，命羊祜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为伐吴做足了军事和物质准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三国鼎立的格局始于襄阳，三国分立是争夺荆州的扩大化，而三分归晋最后也策源于襄阳，完成于荆州。此后，襄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分裂时代，襄阳必定是南北政权争夺的重镇，譬如秦晋襄阳之战、岳飞收复襄阳、宋元襄阳之战，有了这些战役才有金庸、郭靖襄阳保卫战的壮烈。

　　除了这些有名的战役，在弥兵的和平年代，襄阳城内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商业贸易的征战。汉末辞赋大家蔡邕在《汉津赋》中描绘了汉水磅礴的气势和容纳万物的博大，汉水“旋襄阳而南荥”，“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在这条黄金水道上，襄阳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水陆码头，是南船北马的商家们必争的一座城池。虽然在“农本商末”的意识抑制之下中国古代商业规模远不如当下“商场如战场”这般残酷激烈，但汉唐时期的商业力量一直在顽强的生长着，就我略有所知的制瓷手工业而言，从东汉到隋唐正是制瓷技术走向成熟、瓷器贸易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瓷器从王公贵族门第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博物馆观摩文物藏品时我们发现有六朝至初唐的岳州窑青瓷，也有中晚唐长沙窑所产的各色瓷器（图五），能在第一站就发现来自家乡的物产，这是湘江下游汉唐制瓷工匠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荣幸，怎能说不是“首战告捷”呢！

　　就我目力所及，此行襄阳所见汉唐瓷器除来自湘江下游的岳州窑、长沙窑之外，有与岳州窑同代竞技的越窑、洪州窑，也有与长沙窑共生共荣的邢窑、鲁山窑（图六）。这是汉唐时期中国瓷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在汉魏两晋时期，来自长江南岸的三大青瓷窑址瓜分着襄阳的瓷器市场，恰似魏蜀吴对荆州的争夺，在这三者当中，越窑无疑是根基深厚的曹魏，而洪州窑与岳州窑则如难分伯仲的吴与蜀。这种瓷器交易与技术交流的精彩细节只有在大量基础性研究和科技检测的基础上才能被充分的展露出来。至迟从北朝开始，在南方青瓷窑业技术的影响下，北方也开始出现青瓷窑址，河南、河北、山东地区都发现了可以早至北朝的窑址，比如与长沙窑关系密切的巩义窑和邢窑，它们的烧造历史都始于北朝。北朝晚期和隋代是北方制瓷业成长的关键时期，北方工匠在青瓷的基础上烧成白瓷，并结合彩釉装饰技法，形成了有别于南方的技术风格。到唐代，以邢窑、巩义窑为代表的北方名窑对南方传统的青瓷生产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晚唐长沙窑名噪一时的彩绘青瓷（图七）、白釉绿彩瓷（图八）是南北制瓷技术交融的产物，长江流域五代白瓷以及青白瓷的兴起也都可视为北方白瓷的变体。

　　曾在丹江口主持过考古发掘的老师告诉我丹江口的初唐墓葬中也曾出土过岳州窑瓷器，而在汉水另一端的武昌出土过大量中晚唐时期的长沙窑瓷器，不难想象得到，唐代的汉水繁忙依旧，比汉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的襄阳更是“千帆所聚，万商云集”，还形成了人货分流的不同码头，今襄阳城西的“老龙提”据说就是唐代的货运码头，在襄阳城南唐代诗人们经常吟咏的岘山附近则形成了固定的客运码头。

　　白居易有诗曰：“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如今在岘山东侧汉水边建有一唐城影视基地，网传是为陈凯歌拍摄《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而建，戏里白居易将与日本僧人空海借“妖猫事件”还原一段震惊世人的历史真相。“历史真相”能在戏里得到还原，而对于考古而言，我们却只能走近历史，然后再走出。告别襄阳后，我们沿着随枣走廊东南而下，迎接我们的除了湖北文博战线上的同仁们，还将有另一片全然不同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