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6月的一个午后，我从湘潭大学毕业，挑着铺盖来到位于湖南省博物馆办公楼二层楼梯口左侧第一间何介钧所长办公室报到。那个时候的长沙上大垅一带，街道不宽，车不多，天空很蓝。政工科负责人徐杏国同志领着我从省博物馆出来，去到500米以外的单位新址——东风二村21栋，经过狭窄的东风北路，沿途有绸厂门口的露天菜市场、煤场、面馆和一些色彩斑驳的小商铺。由于新办公楼尚未启用，便给我这个新来的人员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宿舍。

　　从此，作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考古人生。

　　我在湖南的考古生涯，第一次下工地是1990年9月份去大庸邮电公寓工地，发掘工作不到一个月即结束。随后是10月份去五强溪水电站淹没区沅陵县太常乡窑头村、木马岭村，抢救发掘那里的古城和墓葬，这里的发掘连续进行了3年。1993～1994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94年以后，在城头山遗址工地参加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在此期间，也发掘了湘潭堆子岭遗址、沅陵高坪、老爷台遗址、云溪道人矶遗址、澧县鸡叫城遗址、零陵泉陵侯墓、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等，并在湘黔铁路复线、衡阳开发区、沪昆高速醴潭段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主持多处基本建设工程调查勘探。截至2007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为主。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得益于这段宝贵的经历。沅陵考古发掘时跟着胡德兴老师傅学墓葬发掘技术，认土、找墓、清理器物，手上的功夫全是从他那儿学到的。遗址发掘水平和整理能力的提高，得益于田野领队班的训练。堆子岭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也从研究室裴安平主任那里获益良多。而真正对自己田野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是连续多年在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那是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理论方法的觉悟，是蜕变。在这之后，虽也有诸如澧阳平原考古调查与杉龙岗遗址发掘，但长时间下工地的机会不多了，尤其是承担行政工作以后，就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检查工地了。

　　我的研究，最先是从楚文化入手的，因为沅陵窑头发掘之故，早期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楚文化。后来的转向，则又与工作经历有关，城头山的发掘使我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对于个人而言，并非我决定研究方向，而是工作岗位及考古材料牵着我的鼻子走。我的学术研究，何介钧老所长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的不少习作都请他过目审阅并提出意见，受益良多。后来学术的提升，当然是在北京大学从赵辉师那里得到的培养。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自我回顾，主观上是想从我个人的历程来反映我们单位的历程。我们考古所的每一位成员，如同我个人的成长一样，与单位的发展和成长是息息相关的。从第一任所长何介钧，到第二任所长袁家荣，单位的领导班子及其个人，都竭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互帮互学、耳濡目染的环境，对彼此都很重要。久而久之，这样的环境逐渐形成一种学术的传统和营养，反哺和滋润着我们的团队，而个人与集体，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承担湖南境内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所谓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考古工作来实施的。建所三十年来，抢救性考古工作占了全所总体工作的绝大部分。湖南境内的交通、能源、水利及其他重点建设工程都需要实施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作为考古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全体同仁的主要工作方式。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基本建设抢救性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如五强溪水电站工程的沅陵窑头古城与墓葬发掘、碗米坡水电站工程的龙山里耶古城古井和秦代简牍发掘、二广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澧县优周岗遗址发掘、城区改造工程的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及其他建设工程中的虎溪山沅陵侯墓、泉陵侯墓、五里坪墓地发掘，等等。这些工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考古发掘，还是重要的科研和学术工作。田野考古的操作，不是挖土，也不是工程，它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技术与方法，考古工作又与文物科技保护密切相关，任何一项考古工作离开了科技保护都会寸步难行，所以考古实践又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工作的实施，既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又需要科研和学术人才的支持。另外，考古发掘还需要公众参与，考古工作的成果还需要公共传播，这正是当前大多数文物考古研究所成员学科背景和专业方向复杂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仅仅承担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科技保护，作为一个科研单位，还要开展科学技术的攻关与创新，在构建湖南人文学科体系和湖湘文化研究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