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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历程
2016年09月27日 15:43 来源:赛博古微信公众号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因而大学的考古教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田野考古实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八九、九〇级考古班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和全省地方文物干部田野考古培训,我连续多次参加了扶风县案板遗址的发掘。通过考古现场对遗迹、遗物的仔细观察和对历次发掘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时代早期、西周和汉代的遗存整理,撰写系列发掘简报,编写出版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第一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0年)。尽管之前有过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和四川大学“体质人类学”的进修经历,为了备课我也查阅了当时能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和相关第四纪的论著,写了厚厚几本读书笔记,但缺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实践与研究,缺乏教学标本。

关键词:田野考古;教学;课程;发掘;研究;石器;遗址;学生;人才培养;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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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因而大学的考古教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田野考古实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某种程度上讲,田野考古实习的成功与否是考量考古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指标。因为许多考古学的知识,都需要在考古发掘中再认识;一些考古学的理论或观点,需要在田野考古中检验。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考古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各个教学环节,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198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王世和先生带领七九级考古班20名同学赴陕西商县紫荆遗址进行为期3 个月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在这次发掘中,除仰韶文化早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外,我第一次见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发掘结束后,由我整理了全部发掘资料,并在王世和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第一篇田野考古发掘简报《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不仅积累了田野工作的经验,锻炼了组织与协调能力,对我以后的教学科研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1984年起,在王世和先生的指导下,配合八一、八四、八九、九〇级考古班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和全省地方文物干部田野考古培训,我连续多次参加了扶风县案板遗址的发掘。通过考古现场对遗迹、遗物的仔细观察和对历次发掘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时代早期、西周和汉代的遗存整理,撰写系列发掘简报,编写出版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第一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案板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了我对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各时期文化特征的认识,提高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教学水平。

  多年来我还参加或主持过陕西长安北塬汉唐墓葬、唐长安城崇化坊,河南新安县盐东,重庆万州中坝子和上中坝,日本唐招提寺等遗址的发掘。这些田野考古实践,使我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而且积累了田野考古发掘经验,为不断提高考古学教学与科研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我获得国家考古发掘领队资格。

  从1984年开始,我正式承担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教学。在当时的课程体系中,这是新生入学后第一门专业课,讲课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们今后对考古学的兴趣,这对我压力极大。常言道“课上几分钟,课下数年功”。尽管之前有过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和四川大学“体质人类学”的进修经历,为了备课我也查阅了当时能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和相关第四纪的论著,写了厚厚几本读书笔记,但缺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实践与研究,缺乏教学标本,局限于基本考古资料的介绍,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见解,是这门课最大的缺憾。

  1992年,通过参加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的旧石器打制实验培训,我对旧石器的制作过程有了真切的感悟,并将自己亲手打制的石片、石器带回国,作为教学标本。1998年,在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考古发掘实习时,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打制石器,为使学生们认知打制石器的制作过程,我一方面指导学生仔细观察打制石器的特征,另一方面组织学生亲自动手进行打制石器的实验。通过考古发现与打制实验两种标本的对比,使学生对打制石器有了较好的辨识,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1999年,我有机会参与整理薛祥煦教授主持发掘的陕西洛南龙牙北洞出土的2000余件石制品。这是一次难得的直接观察与研究旧石器的机会,揣摸、观察一件件石制品,使我对旧石器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之后我们合作写了《陕西洛南龙牙北洞遗址石制品的初步观察与研究》一文。基于这次研究经验和多年的旧石器考古教学实践,我开始思考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的相关问题,先后撰写了《20世纪中国古猿类和古人类研究述评》《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环境与文化区系研究》《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分期问题》《泾水上游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与分期研究》《灞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研究》《洛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研究》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但将这些成果融入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内容中,则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1994年开始,我又承担了几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讲授。基于10年的教学经验,我开始思考“史前考古学”课程内容的改革问题。传统的考古学课程内容主要侧重于基本考古资料的介绍,缺乏对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和基础知识方面的教学。于是我开始尝试将“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内容和体系统一起来进行“史前考古学”教学改革。根据“史前考古学”研究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特点,将教学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史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史前环境(环境考古)、史前人类(体质人类学)和史前文化四大块,每部分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既注重基础性和全面性,又突出知识性和学术性。这样的内容纲目清晰,知识系统,效果明显。基于多年史前考古的教学实践与思考,2003年,编写出版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第一部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005年,《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6年,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经过几年的修订和补充,201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第二版)。经过多年的建设,2004年“史前考古学”入选陕西省精品课程,2006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2013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994年,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我承担了“中国考古学通论(上)”的讲授,内容从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一方面,我过去对夏商周时期考古关注不多,需要学习;另一方面,如何调整“中国考古学通论”与“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的教学内容而使之前后衔接,这也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把“中国考古学通论”的内容定位为讲述基本理论与方法、基本的时空框架和各类遗物的基本知识方面,而“史前考古”等各时代考古课程则侧重于专题和相关研究动态、成果的介绍。这样的课程体系和内容,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显提升了教学质量。2008年,在多年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教学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西部人文讲座”丛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被许多学校作为教材或辅助教材使用。

  从1995年开始,我协助石兴邦、巩启明、王世和三位先生培养史前考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诸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中获得了许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经验。1998年获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2003年获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多年来,通过“史前考古文献导读”,引导学生认识史前考古的历史、现状和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努力拓宽学生的专业基础,开阔学术视野。在上述理论

  课的基础上,我用更多的时间引导学生多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参与发掘简报或报告的撰写,在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完成毕业论文。通过这样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考古学人才培养路径,共培养博、硕士研究生30 名。他们或已成为各地考古学研究机构或高校的学术骨干,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业绩;或成为考古队伍的生力军,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0多年的教学历程,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西北大学和考古专业的教育改革过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改革,无论要建设什么类型的学校(教学科研型、研究型等),人才培养都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这也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职责。注重学术、善待学生,敬畏课堂,是我多年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而人才培养的些许成就,是我教学历程中最感欣慰的。(本文由孙莉、樊鑫摘编自张宏彦 著《史前求索集》之“前言——我的学术历程”。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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