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整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书画鉴定家苏庚春（1924—2001）往来信札时，发现一通谢辰生来函。信中并无年款，也无信封、邮戳留存。为了考证其来龙去脉，勾稽其蕴含的文化价值，遂引发采访谢老的想法。经友人引荐，在北京朝阳区安贞里一间朴素的书房里，我见到了已过鲐背之年的谢老。他本人亲自开门把我引进书房。我送给他一本《纪念苏庚春暨征集书画精品集》和拙著《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他认真地翻看一会后，我们便进入采访话题。

　　谢辰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中两位尚健在的成员之一（另一位为傅熹年）。他出生于1922年，江苏武进人。他回忆说，在1946年，其堂兄、历史学家谢国桢（1901—1982）受北方大学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委托到上海为该校购书，他遂随其兄至沪上。因机缘巧合，认识了郑振铎（1898—1958）。后来便做了郑的秘书。从此一生便与文物结下良缘。谢辰生是文物界具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做过战地记者。但真正使他在文博界享得大名的还是他参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内的多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参与浙江定海旧城等多处文物遗址保护的鼓与呼，与傅熹年、宿白、常沙娜等十位文物专家一起联名倡议成立“文化遗产日”，为首部军队营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南京军区营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把关……等，被誉为“文物守护神”。我们的话题从文物保护开始，后来便聊到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及其与苏庚春往还书札上来。他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已成立书画鉴定组，其成员为韩慎先、张珩和谢稚柳。后来因韩、张的早逝和“文革”等诸多原因而停止了鉴定工作；八十年代，在谷牧（1914—2009）和邓力群（1915—2015）的支持下，重新成立了鉴定组。其时成员本应为八人，除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外，还有苏庚春。因苏身体欠佳，担心全国各地奔走，舟车劳顿，身体吃不消，便提出了请辞。谢辰生觉得很是遗憾。不过，在他看来更遗憾的还是，苏庚春七十来岁便已谢世，未能享得大年，不然书画鉴定界当会多一位重量级大家。由苏庚春的话题，我便引入到谢辰生致苏庚春的信札上来。

　　该信札仅一页，全文如次：

　　老苏：

　　寄图录三本，请转致金明、吴南生和孙乐宜同志，收到后盼复告。此致

　　敬礼！

　　谢辰生，七月十四日。

　　谢辰生说，他和苏庚春的交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由北京宝古斋调往广东省博物馆以后，多是工作关系。在“文革”期间，每年两次的广交会，他都会到广州，那时苏庚春负责广交会中书画类出口商品的把关鉴定工作，所以几乎都会打交道。在1983年，广州发掘南越王墓时，谢辰生会同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到广东，记得和苏庚春也有交往；1988年11月23日起，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到广东省博物馆鉴定书画，直到次年2月20日结束在广东的鉴定工作，苏庚春差不多全程陪同，一道鉴定，每天都会照面，共同探讨一些书画鉴定方面的问题。至于书画鉴定以外的活动（如书画展览、旅游参观或笔会、宴会等等），则记得不甚清晰了。

　　谢辰生还谈到，他和苏庚春有很多书信往来，并不止于一封两封，可惜现在很难找到。由于和苏庚春来往密切，见面也很随便，所以才会在信中直呼“老苏”。在八十年代中期，苏庚春退休后，每年夏天都会到北京避暑，住在东琉璃厂的桐梓胡同寓所。他们也会经常在北京见面、寒暄。信中提到的金明（1913—1998），乃山东益都人（今青州），曾任中南局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及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雅好文物，与广东地区文物鉴定界交游较多；吴南生是原广东省委书记，喜好书画收藏，晚年曾将部分书画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市博物馆和深圳博物馆等，出版有《吴南生捐赠书画集》；孙乐宜（1907—1990），原名思墀，别名益坚，江西武宁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广州市副市长，1981年任广州市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遗憾的是，谢辰生已无法回忆出写这封信的大致时间及信中言及之图录书名。但信中提到孙乐宜，其卒年为1990年，据此可知，此信的时间下限当不会晚于1990年。

　　在2010年出版的《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中，有一封苏庚春致谢辰生的信，全信如次：

　　辰生同志：

　　宋、元书简事，回穗向吴南生汇报。他挺高兴。他说，有人能出钱代我们收进，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昨日又与他晤面，他嘱向您奉函询问一下，16号拍期已过，不知此物我们拍获到手否？近日不知有否消息，望您在百忙中赐我一信为盼。耑此敬祝

　　愉快！

　　苏庚春拜上

　　六月二十五日。

　　信中提及宋元书简之事，我特此征询谢老具体情况。他说确有此事，但后来没有买成，至于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成，有哪些人参与此事，都是些什么人的手札，很多已经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这批书简是在香港，当时想抢救回来交给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但最后没有成功。

　　有意思的是，在一通吴南生致苏庚春的信札中，也谈及此事：

　　庚春同志并告任发生同志：

　　我来在深圳。香港方面的朋友告知：有25件宋元名人书简拟于六月十六日在香港拍卖（有一本“说明书”，附上请收阅），不知是否真迹，国家要不要收购？请从说明书上先看看是否真迹的可能程度。若有意购买，最好能派鉴定专家到港，由在港的朋友帮助，看东西，定是真品要收购时，由朋友们出面去参加拍卖买下来（价约为美金3-5万元）。

　　谷牧同志和我看了说明书后，觉得已见到的这六件（字），可能是真迹，都是书简、诗稿小品。但有无收购价值，要由国家博物馆考虑，若觉得有点兴趣，应来鉴定权威先看好再说。如需去港，手续在京办，朋友由我们这里介绍。

　　此事，时间太紧，拟请你们即打个长途电话到京（文博部门或故宫博物馆）问，他们的意思和可能（有没有收购的外汇）。估计这类小件，故宫兴趣可能不大。那就算了。如有兴趣，即将“说明书”寄去，如何处理，请他们与你们联系。

　　“说明书”用完后请退还给我。

　　专此并祝

　　近好！

　　吴，六月二日晨。我大约六、七日回穗。

　　信中的“任发生”，时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而“谷牧”，时从全国政协副主席位置退休不久。该信书写的时间是在苏庚春致函谢辰生之前二十余日。从信的内容看，当是吴南生先发现了这批宋元尺牍，由苏庚春致电（或致函）北京谢辰生。再参证上述信札，知道由谢辰生找到有关买家，拟竞购后交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两信互证，整个购藏宋元书简事件便变得更加清楚了。虽然此事最终并未办成，但却凝聚了谢辰生等文物保护专家及吴南生等地方领导抢救珍贵文物的拳拳之心。

　　苏庚春信札并无确切年份，《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将其定为1994年。诚如是，则吴南生信札也当为此年。

　　至于谢辰生与苏庚春交游的其他信札资料，在一通苏庚春和广东省博物馆陶瓷鉴定专家宋良璧（1929—2015）共同署名、于1975年12月17日写给任发生的信中也有所涉及。彼时两位专家赴河南参观学习并征集文物，其中谈到：“河南省博他们学大寨主要是要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其次就是考古人员配合农田水利搞调查，特别是他们搞了一个全省的文物工作座谈会，参加的人数初定是二百多人，后来共有三百多人参加，有外省的辽宁、黑龙江、北京、天津等地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北京文物局谢辰生参加了这个会议。我们想把他们这次会议的材料要一份寄回去（他们的会议在新乡，15号结束的）”。信中专门提及谢辰生，并称其单位为“北京文物局”，当是“国家文物局”之误。据《谢辰生年谱》所载，是年9月30日，国务院决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为国务院直属局，并未提及“北京文物局”之事，可佐证信中之误。

　　在笔者结束采访离开谢老时，他欣然捉笔，在信笺纸上为我题写书斋名，其全文曰：“梧轩，万章同志留念，丙申初夏谢辰生，时年九十又五”。写好后，又从抽屉中拿出一枚印章，边钤边说：“这是方介堪所刻”。方介堪（1901-1987）是现代著名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有《文综》、《两汉官印》、《古印辨伪》、《秦汉对识拾遗》、《介堪论印》、《玺印》等行世。我小心翼翼地收好信笺，深感谢辰生与苏庚春等老一代文物鉴定家的学术精神，如同这枚珍贵的信笺，我们应惜之、爱之，并传之恒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