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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两周考古七十年:从“证经补史”到“考古写史”
2019年09月19日 10:16 来源:文博中国 作者:徐良高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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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考古事业70年 | 徐良高:从“证经补史”到“考古写史” ——新中国两周考古七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两周考古在1949年以前极为薄弱的初创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可以说,两周考古学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构建完成

  对于考古学来说,首要任务是建立以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时空框架体系和分期断代标尺,两周考古也不例外。鉴于1949年以前两周考古发现零散而缺乏系统,1949年以后,两周考古的工作重点首先放在确认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及其断代,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

  以丰镐、周原和天马—曲村、北京琉璃河等都城性质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核心,以陶器、铜器的分期断代为标准,建立了西周考古学文化体系及其分期断代标尺。东周考古则通过对三晋、秦、燕、楚、齐鲁、吴越等列国都城和墓葬的发掘与随葬陶器、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及其分期断代标尺。

  ▲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

  以西周京畿与两周诸侯国考古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构建完成。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一般表现为京畿地区考古学文化和西周诸侯国与东周列国考古学文化。迄今考古发现的重要西周诸侯国或区域政治体文化有鱼(弓鱼)国、秦、齐、鲁、曾、吴、虢、应、燕、邢、晋、倗、霸等。东周考古对以列国都城和墓葬为代表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如晋都新田、郑韩故城、赵都邯郸、燕下都、中山国灵寿古城、齐都临淄、鲁国都城曲阜古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秦都雍城、楚城纪南城、薛国故城等,初步构建了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体系。从两周考古学文化体系及其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周时期以周原、丰镐和成周为核心的“三环四方”格局到东周时期列国“多元并争”格局的演变过程。

  两周时期的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也初步建立,各地文化面貌日益清晰。大致来说,在西北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以及新疆境内以海洋、流水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等,在北方有夏家店上层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杨郎文化等,在胶东半岛有珍珠门文化,在四川地区有巴蜀文化,在东南地区有以土墩墓和印文硬陶等为特色的湖熟文化、百越文化以及台湾地区的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等,在云贵地区有古昆明、古滇文化等。

  经过七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对两周时期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性质、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周文化、周王朝的关系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为从考古学角度重构两周历史奠定了基础,也使学术界对两周时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历史发展模式有了深入的认识。

  ▲晋侯墓地M63

  以两周都城遗址为代表的城市考古由简单的定性、年代学研究向聚落考古理念下的结构布局、聚落群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研究深化

  理念指导实践,七十年来,两周时期以都城遗址为代表的城市考古经历了从传统的“证经补史”思路下的考古调查、发掘到以古代文化遗存为本位的考古学发掘与研究,从重在分期断代和重要遗存,如大型建筑基址、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到聚落考古理念下的结构布局探索、多学科研究以及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转变过程,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在此理念指导下,两周考古对周原、丰镐以及东周列国都城等中心性遗址的范围、遗址内宫殿与宗庙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室建筑、居民区、水系与道路、墓地等的分布状况、结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城市聚落布局和文化特征均有了基本的掌握。其中,周原、丰镐考古不仅初步掌握了基本的聚落布局,初步探明了聚落内由人工和自然河道构成的水系,还形成了大周原、大丰镐考古思路,开展了大周原和沣河流域区域调查,将狭义的周原、丰镐遗址放在区域聚落群中来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即研究西周时期京畿地区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结构,由此,考古发现的周原、丰镐呈现出不同于根据文献记载所想象的周原、丰镐景象。

  ▲周原西周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现场

  两周墓葬考古不断深化,由聚焦年代、性质到探讨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七十年来,两周考古发掘了大量墓葬,墓葬研究由简单的墓主身份推断、阶级划分到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研究。西周时期家族墓地在周原、丰镐以及各诸侯国考古中屡屡可见,如沣西井叔家族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平顶山应侯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宝鸡市鱼(弓鱼)国墓地、绛县倗国墓地、翼城大河口霸伯墓地、随州曾国墓地等等。通过对这些西周家族墓地的研究,我们对西周社会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联姻制度、世卿世禄制度、宗教信仰、礼乐制度、丧葬习俗等社会文化面貌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中山王墓出土兆域图铜版

  ▲郭家庙曾国墓地M22铜器

  东周考古发现的重要墓葬有上马墓地、曲阜鲁故城甲乙组墓葬、凤翔八旗屯东周秦墓、礼县大堡子山和凤翔南秦公陵园、马家塬戎人墓地、中山王墓、历代曾侯与曾国墓葬、吴越地区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大量楚墓等等。通过对列国墓葬的研究,不仅建立了各列国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标尺,而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列国文化的特色及其与周文化的关系。可以说,东周列国文化都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大传统——周文化基础之上的,东周社会是“统一中的分裂”,这也是秦统一和中国“大一统”传统的历史基础。

  ▲郑国三号车马坑全景

  相关族群历史溯源研究成果突出

  七十年来,围绕周、秦、楚等两周时期重要族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中,与先周文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发现有沣西地区先周遗存、刘家墓地、郑家坡遗址、碾子坡遗址等。学者们根据自己对这些遗址时代和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多种关于先周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的不同观点。随着近年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甘肃礼县的西汉水上游和天水一带被公认为是早期秦文化分布的最重要地区,《清华简》的记载和相关考古发现显示秦文化最早来自东方。关于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丹阳地望的研究则基本集中在商州说、丹淅之会说和沮漳河流域的枝江说,同时对于早期楚文化与周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异同也有了初步认识。

  ▲井叔家族墓地出土铜牺尊

  多学科手段广泛使用,信息采集精细化,研究视野多方位拓展

  七十年来,多学科手段的应用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不断拓展过程。通过多学科手段,中国考古学在古代历史信息的获取数量、质量和系统性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两周考古也不例外。研究上,也由专注于传统考古发掘和遗存年代、性质研究到重视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古代社会、文化与人地关系的研究与阐释。各学科也由专注于自身的学术问题到尝试将多学科真正结合起来去认识古代社会与文化,如动植物品种的出现与人群迁徙、文化传播,气候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手工业作坊所呈现的古代工艺技术与生产过程、作坊与聚落的关系以及手工业生产所反映的两周社会政治、经济特色。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两周考古中比较突出的多学科研究有环境考古、铜矿采冶、青铜器铸造、制盐、制骨、制陶与原始瓷生产、建筑、制车、动植物饲养与使用等等。与之相关的重要发现有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矿冶遗址,周原庄李、洛阳北窑、侯马晋国铸铜作坊,四川和山东等地的一系列盐业生产遗存,丰镐、周原遗址中的大规模制骨作坊遗址,丰镐、周原、秦雍城、郑韩故城等遗址中制陶作坊遗址,浙江德清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原始瓷窑址和亭子桥战国窑址等等。所有这些成果为我们全方位认识两周社会提供了传统文献记载所缺乏的史料信息。

  全球史视野下的两周文化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新认识不断增加

  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出土的2件具有典型西方欧罗巴人种特征的蚌雕胡人像显示周文化与西方有一定的联系。东周时期的“玻璃蜻蜓眼”作为贸易品,一般被认为经由中亚游牧民族进口到我国中原地区。从现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来看,秦以前,中国接受的西方文化因素包括小麦、黄牛、绵羊、冶铜和冶铁术、黄金及黄金崇拜文化、家马和马车、欧亚草原风格青铜器和动物纹饰、玻璃器等。与此同时,两周文化对朝鲜半岛文明的出现和日本弥生文化的兴起发挥过作用。从全球史视野看,两周文化无疑是当时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与其它文化密切互动,中国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一直与世界其他文化紧密相连。

  ▲周初利簋

  一言以概之,七十年来,两周考古学的成就彻底改变了传统先秦史的关注对象、叙述内容与表述方式。两周考古学不仅填补了传统文献记载的大量历史空白,而且已经基本具备重构考古本位的两周历史叙述的条件。比如,现在已经可以依据考古发现重新建构两周时期秦国、曾国、晋国历史的新叙述版本,呈现出一种既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呼应又大大不同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发展图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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