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程 展望未来

　　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考古学报》是中国考古学的权威学术期刊。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1936 年创刊的《田野考古报告》，1953 年改名为《考古学报》。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夏鼐、王仲殊、任式楠、徐苹芳曾先后担任该刊主编。今年是《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八十年来，《考古学报》刊登了许多重要的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为了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考古学报》编辑部主办的“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8 月20 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和媒体齐聚一堂，回顾《考古学报》的发展历程，展望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致辞中表示，这次是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考古学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成立以来，成为考古学乃至人文学科的重要刊物，历任主编都是学术大家，办刊历来是以学术为导向。夏鼐所长和其他老同志为刊物的定位、风格的形成及成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在新的时期，国家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考古学报》如何在学术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拓展学术研究的视野，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寄希望于编辑部同仁、考古所同仁，以及全国考古学界的同仁更加支持这份刊物的发展。

　　《考古学报》副主编冯时研究员回顾了学报的诞生和发展历程。他表示，三十年代创办的《考古学报》（当时刊名是《田野考古报告》），是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考古学报》和中国考古学相伴成长，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这样有悠久历史的刊物在中国是不多见的，之所以经久不衰，既离不开学术界同仁的支持，也离不开单位领导的支持与关怀。

　　《考古学报》主编刘庆柱研究员以《考古学与历史科学》为题，提出没有考古学，就没有现代的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就是研究历史科学。考古学是通过物来研究人，考古学就是研究如何以物见人，探索社会规律。但是考古学也不能离开历史学科，要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学当前需要找清楚中国五千年“小变大不变”的文化基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深情回顾了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对《考古学报》付出的心血。他认为，夏鼐先生治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夏鼐先生学贯中西、通今博古、文理兼蓄。在担任主编期间，无不亲自审阅稿件。《夏鼐文集》新版的资料收集期间获得了更多关于夏先生的前所未见的资料。

　　复旦大学教授陈淳作了题为《考古学的历史重建》的报告，回顾了国内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无言的物质遗存，与历史学的文献研究差别很大，因此，考古学研究需要提高“透物见人”的能力，将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可信的历史知识。就中国考古学当下流行的范式而言，对材料的分类和分期依然是主要的实践。中国考古学应当努力开创以问题为导向的定向研究，注意细致的信息提炼，采用严谨的逻辑推理来整合各种信息和证据，并在文献的帮助下更好地完成历史重构的任务。山东大学教授方辉作了《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当代使命》的报告，分析了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历程以及考古学转型期古史的重建，并阐述了聚落考古在历史时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作了《漫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长时段与大视野》的报告。他认为，要从史学的角度看考古学的阶段性，从全局把握学科的发展。他从考古学史角度回顾了学科的发展，评价了考古学的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做了《中国的原史考古学与夏文化的探索》的报告，从9 个方面对考古学及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夏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阐述。他认为从历史科学角度下看考古学，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很多还是解决历史学的问题。考古学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历史考古学中，对考古学资料的阐释，要有历史学的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深入探讨了国家的定义。他认为国内目前对“文明”和“国家”还没有严谨的定义。他从两个词的外文词源角度，考察了其定义和演变过程。从词源角度来看，两者基本等同，因此，研究国家起源，就是研究文明起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杨建华教授作了题为《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研究的互证》的报告，从中国古代戎狄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历史课题，澄清了对历史文献相关记载的误解。另一个就是要寻找文献与考古的契合点——中山国。她认为，戎狄的课题，源自文献，但更要倚重考古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研究要并重，最后达到互证。

　　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作了题为《世界体系下的边际效应：中国西北与欧亚草原的族群迁移与文化交互》的报告，指出世界文明的几个中心是不断向外扩展的，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压力是其中的重要动力。在距今6000 年前后在西亚东欧出现了两个冶铜中心。由于区域环境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加之人口的压力，导致不同的族群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源掠夺和领土扩张引发的族群迁徙成为了一种常态。在文化变迁，族群交融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也在碰撞与交融，对贵重金属的追求也是重要的动力。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曹兵武研究员作了题为《谈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几个热点问题》的报告。他认为，新考古学在中国，有一个引进、讨论、吸收、消化的过程，新考古学是一个阶段，而不能简单看成是一个学派，也不是否定了传统考古学。关于公共考古学，他认为公共考古不等于公众考古，考古资源是公共的，学者只是资源的开发者，学者应加强信息公开与资源共享。公共考古是当下最具潜力的考古学新兴分支学科之一，能出实践，也能出理论。中国文明探源需要更精确的时空框架、要素标准、发展谱系、过程机制、跨文明比较研究等，因此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是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公共考古等各种理论方法的交汇地带和试验田。在发现新材料的同时，要加强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以《考古现场的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为题，介绍了数字近景摄影测量与三维激光扫描等系统的运用，举例说明了三维重建在墓葬、石窟寺等遗迹上的应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