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并非标新立异之说，而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阶段性现象的总结和概括。在二里头（夏或早商）到汉代将近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墙的，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的，都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从“大都无城”到“无邑不城”的发展变化中，可从考古发现的“不动产”中探知中国古代文明变迁的密码。

　　▲ 北京城内城西城墙、马面、垛口，远处为西直门（《中国城墙》）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诸族群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也随处可见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斑驳的古城墙。至于湮没于地下，为考古工作者发现而重见天日者，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城是这块战乱频仍的土地上的一大“特产”。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大都——庞大的都城，城墙高耸，壁垒森严。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还在的明清北京城，至今还断续可见的明南京城、元大都，淹埋于黄土下的北宋汴梁城，被考古学家移到纸面上的棋盘格似的隋唐首都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等等。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不惟公众，学术界一般也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鲜明的阶段性。经历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都城邺北城。再往前追溯，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城郭齐备的状态源远流长吗？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背后的动因又如何？何为城，何为郭？都城究竟朝哪个方向？如此种种，看似细碎，其实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间观点的严重分歧、激烈的论战，首先聚焦于汉代这一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时期。

　　▲ 洛阳盆地的五大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

　　1980年代，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此引述几位著名学者的见解，看看他们如何勾画都城发展的轮廓，尤其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都城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演变的。

　　∷ 俞伟超：合东周两汉为一大阶段

　　俞伟超认为，无论从生产力水平还是遗址形态看，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在龙山时代应当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商和西周都城遗址内各种活动区的分散存在、东周至两汉都城的密封式规划、从曹魏邺北城到隋唐两京城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分别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发展的几个阶段性的形态。

　　具体而言，他指出商代至西周的都城，属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它们往往没有城墙，或仅宫城有墙，宫殿、宗庙、贵族和平民住地、各种手工业区都分散存在。这种看不到整齐规划的都城布局，是由城乡刚刚分化、王权已经确立而氏族仍然林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到了春秋时期，以往都城中分散的居民点在某些都城发展成若干分散的小土城；战国时，则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战国时期都城主要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这种密封式城市规划形成的重要原因，是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以后大大强化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而曹魏至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既保留了过去那种封闭式形态，又更严格地按等级贵贱来划分居民区。在具体形式上，森严的、多层的等级观念，会使人们追求方正的格局，再加上《考工记·匠人》设计思想的传统影响，导致一种对称均匀的、有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的诞生。

　　▲ 《永乐大典》中的周王城图

　　我们注意到，在俞伟超的叙述中，秦至两汉帝国这一重要阶段的都城形态被一带而过，它与东周一起被归为“密封式规划”的第二阶段。在以战国时期都城为例概括了这一阶段的特点后，作者仅提到两汉都城规划的基本特点也差不多，只不过宫殿区更为集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