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研究员齐聚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考古与公众”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老师主持,围绕田野考古、考古写作、文物保护等话题展开。

　　讲座现场

　　田野考古

　　讲座伊始,郑嘉励首先“破题”。他认为考古是一门科学,任何一门科学的价值都不取决于公众的认可与否,科学不跟公众发生关系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考古也一样。但是,考古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发展到现在,如何扩大学科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科对社会贡献大小,能够为公众提供怎样的文化服务。从这个角度说,“考古与公众”的话题的确很有必要展开。

　　接下来,郑嘉励分享了自己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广义的考古包括对历史文献、古代文物的综合研究;狭义的考古通常指田野考古。考古发掘分为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础建设两种:主动性发掘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先设计课题,然后到田野中解决问题;而大量的考古发掘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如高速公路、铁路等基建影响到地下的遗址、墓葬等,像他这种从事宋元考古(处于历史时期考古晚段)所进行的发掘,过去大多是配合基建工作而开展的。

　　郑嘉励介绍,他于1995年进入浙江省考古所。1995到2000年一年参加一个考古队,每个考古队里配备有三四个干部。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基建规模也扩大,2000年以后,通常一个考古队里只有一个干部。而2007年以后,一个干部可能要负责好几个工地,上半年在丽水、下半年在温州,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同时承担两个工地的工作。

　　他认为,考古是一项极为锻炼人的工作。考古工作者要抢救文物,基建方要赶工期,这就需要跟基建方磨合、博弈。主动性的考古发掘,考古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工作,跟老百姓关系融洽,工作容易开展。考古工作最怕的是流动,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老百姓不信任,可能以为你是骗子,那么一切都要重新磨合。发掘时,占用了老百姓的土地,要有青苗赔偿、用地补贴;住在房东的家里,要跟房东磨合沟通;考古发掘,既要考虑发掘的业务问题,也要考虑考古队的衣食住行。长期下来,考古人自然会有很多的感想。考古人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真正离老百姓最近,也是贴着土地最近的一批人文学者。考古工作关注的是古人的历史与遗物,但跟老百姓生活、工作在一起,自然也会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与喜怒哀乐。所以考古工作不仅会增加历史知识,也会收获各种生活的滋养。

　　考古随笔写作

　　谈及考古工作者如何对社会作出贡献,郑嘉励说,学者不事生产,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方式就是写文章、做演讲,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从传统上来说,考古工作者写文章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客观描述、记录遗址,不掺杂主观意见,这是考古报告;第二类是通过考古报告等具体材料提出新观点,这是学术论文;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报告、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科普文章。不过,经过长期的田野发掘、有着丰富阅历的郑嘉励发现,那些跟老百姓生活的经历,对社会、对人生、对世味的感触,以及面对古物时对古人、对历史的感悟等内容,没办法容纳在前面的任何一种文体里的。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慢慢形成了新的文体——考古随笔——既有他对历史、考古、文物的感想,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个人感悟,是为第四种文体。

　　《考古的另一面》

　　学者要写文章,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问题是,文章该如何写才能与更多人产生共鸣?郑嘉励认为,考古知识的有效传播,需要赋予其更多的人文内涵。考古学科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如梁思成研究的古建筑斗拱做法、考古学家研究的良渚文化陶器编年等,这些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硬知识”,社会上当然会有一些人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对此不会有钻研兴趣,他们需要了解的只是古建筑的美,了解古人的设计理念,古人的环境观等等,仅此而已。又如,史前考古通过技术手段分析河姆渡人吃什么,很少有人会关心,但若把问题转换一下,即河姆渡人在他们的生产条件下,对自然环境是怎么利用的?又是怎样有限度的去改造自然的?这样的知识就与大多数人有关了。

　　《傅雷家书》中的信札也对郑嘉励的写作特别有启发。傅聪在练习莫扎特时遇到一些困难,就给父亲傅雷写了一封信请教。傅雷先生在回信中说,我们每个人对莫扎特音乐的认识,都是从感性出发的,但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是不够的,要上升到理性层面,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是高度理性的产物。写论文搞研究,只要做到纯理性就可以了,但作为演奏家是不够的,我们有理性认识,又要将对音乐的理解诉诸情感,这样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脉搏,就与莫扎特跳动在一起了,才能奏出动人的音乐。郑嘉励认为考古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调查武义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时,感觉墓地规模宏大,在江南极其罕见,这是感性认识;研究墓地的形成过程、不同辈分人的墓葬位次规划安排,这就是理性认识,编报告、写论文到这里就够了。如果要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转化工作,将理性认识诉诸于情感。比方说,吕祖谦家族五代人都不是武义人,但这些人去世后,不远千里全部聚葬到一处,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去思考,很多人的心跳就有可能与吕祖谦“跳到一块”了。这样的研究不光学者感兴趣,一般的公众也会有兴趣。认知要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诉诸情感,这样才有可能与公众建立起更多的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

　　谈起他的业余写作,郑嘉励认为自己虽然是在写杂文,但不会写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这是考古人高度的学术自律使然,也是田野工作的性质使然——“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田野实践是具体的、有地域性的,他在浙江做考古,所以很少写浙江以外的题材。过分强调田野有其不好的一面,就是容易束缚视野;但好的一面是,考古工作者的生活是唯一的,所以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也是唯一的。郑嘉励说,他调查吕祖谦家族墓、主持发掘赵伯澐墓、整理“徐谓礼文书”的阅历都是唯一的,自然文章也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