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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真正受到尊重，就没有真正的学问传授；没有真正的学问传授，就没有真正的学习。

　　9月10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至。表彰、慰问、送礼成为官方和公众表达“尊师重教”精神的惯常路数。在出国留学者益众的当下，这种对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赞美和感谢，从小的方面说，自有致敬者对教师因才施教的希冀，从大的方面说，则折射了全社会对教育质量提高的期盼。 从国家领导人历次的谈话和探视中，国人更是读到了“提升教育质量的殷殷之情”。

　　深化教育改革，建设现代学校，早成急务。虽然近些年也有局部改革，但是，改革的步伐远远不能满足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教育是30多年来改革最缓慢、成效最不理想的领域之一，已成公论。

　　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社会活动。“浇花要浇根，教人要教心”，培养人的社会认知，成为自己应该成为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异化的应试教育，惟分是从，教师和学生一起，沦为考试的囚徒，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询让位于“升学率”的“角斗场”。学生的思考力欠缺、求知欲望被压制、发展后劲不足。迎合计划经济时代“工业赶超需求”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人才培养水平下降，民族整体素质下滑。9月7日，全国教师工作暨“两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呼吁，迫切需要把教育从高考指挥棒下解放。深意正在于此。

　　诚然，中国的教育百年来一直承载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政治功利性，教育改革之策以“救国”而非“启民”为终极目标。为此，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垄断资金、办学权和课程设置等近乎所有教育资源，行政主导教育，就似乎具有了正当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其培养者，学生们和教师们就成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颗颗螺丝钉，在行政指挥棒下，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从既往的历史看，这种工业化的人才模块生产模式，为建政初期培养了大量的工业建设者，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初期目标的实现。但是，不应忘记的是，那些研制出两弹一星的高精尖的人才恰恰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如今大师的匮乏(所谓“钱学森之问”)不正是建国以来教育模式的结果吗更何况，时代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复杂以及国际竞争的多样化，呼唤着教育模式尽快转型。

　　然而，行政对教育的主导依然是一头惯性怪兽，继续压在中国教育头上而徘徊难去，近些年更有日益加剧之势。一方面，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日益强化，另一方面，学校内部尤其行政权力过大，各种资源由行政权力而非学术能力决定配置。这样的倾向，事实上是在否定教师与学术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于是，与应试教育相匹配的各种行政考核，成为压在教师身上的梦魇，教师一天天地被格式化，遵从教育本真的内心呼唤让位于制造甚至虚造数字迎合应接不暇的各种考核。教育行政化下的大学内部以行政位阶排序，而非学术能力，导致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术的兴趣，而去追逐行政级别。

　　有学者就提出，各种干预、扰乱、冲击教师专业化的势力盘根错节，教师专业自主的声音非常薄弱，造成了当今口号横行、专业弃守。《礼记 学记》中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也就是说，教师受到尊敬，学问才能受尊敬；学问受尊敬，才能使人重视学习。

　　因此，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观，解放教师、解放学生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真正受到尊重，就没有真正的学问传授；没有真正的学问传授，就没有真正的学习；没有真正的学习，就没有真正的人才出现，遑论大师。

　　1980年，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

　　尊师重教的核心，在当前的语境下恰恰在于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能达成尊师的共识：“还权”于教，把本来属于老师、校长东西还给他们。让老师从考试的镣铐中解脱，不再成为考试的囚徒，真正享受幸福完整的教学生活，体验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成长、尊严和快乐。让校长从学校升学排名中解放出来，以符合教育思想的治校理念来领导学校。孩子们在教师和学校的本真教育中，不再为分数而活，挖掘自己的潜力，为成就未来的大师打好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文件中指明，“教师在履行职责上享有学术自由，有资格对最适合于学生的教具及教法做出判断，在选择和使用教材、选择教科书以及运用教育方法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些目标在中国还是有待实现的理想。

　　颁布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育法并未对教师的这一专业自主权和职业专业化给予明确界定，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放权于农民，迎来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由此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放权于教育，终将迎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到那时，“钱学森之问”还会是悬在国人心头的一个问题吗？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