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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系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45年生于英国威尔士，1869年从海沃尔福维斯（Haverford－west）神学院毕业后，自愿报名赴中国北方传教，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在华的传教活动。1891年10月，任上海广学会总办，大量出版和推介各类介绍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图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山西民教冲突加剧，引发“山西教案”，在八国联军进逼的危局之下，李鸿章向清政府建议由李提摩太出面斡旋和解决“山西教案”善后事宜。在解决山西教案的《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中，李提摩太除提出惩凶、归还财产、道歉外，还提出了使用赔款创办中西学堂的思路，要求“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稗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17]此建议立即得到李鸿章赞同，并电告晋抚岑春煊遵照办理，同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等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1902年，在李提摩太倡议下，将拟议中的中西大学堂与正在创建的山西大学堂“归并办理”，在山西大学堂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签署《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西学专斋开办后设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五科，并在上海设译书局，李提摩太自任西学专斋总理，全部人事由李提摩太任命，经费由赔款开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和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拟定学制，在学制上与西方先进的大学教育接轨。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学制体系。在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时，丁韪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了两套课程计划：一套供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使用，学制八年，前五年相当于中学程度，后三年相当于大专水平；一套适用于年龄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学制五年。[18]丁家立以美国大学为蓝本，规定北洋大学堂学制为四年，分为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四科。设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学制各为4年。学堂采取分门、分班级授课制。[19]李提摩太仿照英国大学的办学模式，规定山西大学堂设预科、专门科，预科学制三年，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一些课程。[20]专科分法律、物理、化学、采矿、土木工程等科，学制四年。预科毕业后方可升入专门科，实行分班、分教室上小课。[21]

　　第二，推行分科（门）教学，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中国传统的知识观点是强调“博通”，看重学问的综合和全人的培养，不主张对学问进行分类，更反对分科进行教学和人才培养。直到清末，无论是官僚系统的太学还是民间系统的书院，其基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都是以经学为主，各种学问兼而治之。传教士在创办新式学堂之初，就积极推行分科（门）教学，尽管各学堂在学科设置方面各有侧重，但各科的课程体系渐次形成，并对后来学制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学堂章程》时，明确规定了大学堂专门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细分了各科的课程设置，奠定了近代大学发展之学科基础。从课程设置看，三所大学堂的教学内容已经包括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如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机械学、地质学、采矿学以及法律学、国际公法、刑法、商法、政治经济学等等，他们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推进，其主要的贡献应该是对西学课程的引进以及大批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专门人才的培养。

　　第三，把延聘教习作为至关重要的头等要务。各学堂在开办初期，大多从教师队伍建设入手，聘请各科教习，所聘教习多为中外硕学鸿儒。丁韪良在同文馆任上先后聘用英国医师德贞任医学教习、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海灵顿和德国天文学家费理饬为天文教习、欧礼斐为英文和物理学教习、师克为法文教习、卜世礼为生理学教习等，各门功课均有专任教习讲授，使同文馆的教习队伍初具规模，为同文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京师大学堂开办后，丁韪良又聘请了一批传教士到校任教。丁家立在北洋大学堂期间，除国文外，其他西学课程均聘请美国人任教，以达到与美国名牌大学相当的水平。据北洋大学毕业生李书田回忆，在建校初期，北洋大学的教授“大抵悉为美籍硕学鸿儒”。李提摩太在山西大学堂则充分利用他在课程选定和教习聘用方面的权限，在合理安排课程的同时，十分注重选聘教习，所聘教习大多为学问很好的外籍教员。据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王家驹记述，山西大学堂西斋开办时，包括总理、总教习和分教习在内共有教员14人，其中英国5人、美国4人、瑞典1人、华人上海广学会会员4人，其中，外籍教员占2/3以上。在这些外籍教员中，许多人有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外籍教习为起步阶段中国大学堂的教学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也为中国大学教育近代化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

　　关于西方传教士的研究，在国外，是伴随着近代传教运动兴起后，传教士来华述职报告和传教士回忆录等历史资料的发表和公布而展开的，并随着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和研究课题的拓宽而逐渐发展形成了影响较大的几个研究范式。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教范式、60年代的冲击一回应范式、六七十年代的传统—现代范式、80年代后期的中国中心取向范式，等等。在此观照下，传教士及其来华活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史学界大致经历了革命史取向下的“文化侵略”范式、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超越现代化范式等等。[22]但鉴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复杂性，使得对传教士及其来华事业和中国基督教大学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情，关于传教士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评价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而且往往使我们在某些史事的评述中流于偏颇。章开沅先生强调，要“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用比较平和的心态从事此段曾经众说纷纭的复杂历史研究。[23]梳理学术界和三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对三位传教士的评价，我们会得到许多启发。

　　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除了以往散见于各种著作和文章中有关丁韪良的比较零乱的评价意见外，典型的评价有陈平原教授的《不被承认的校长》以及沈弘的《丁韪良：如何评价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与陈平原教授商榷》。两文引用了大量国内外鲜见的史料，基本澄清了丁韪良在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的作为。我们都知道，丁韪良虽然穿着传教士的外衣，但在晚清中国政治中常常充当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以华治华”，妄想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加强奴役中国等等，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丁韪良先后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且将大部分时间倾注在办学和著述上，他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中国近代大学起步阶段，做了筚路蓝缕的工作；他一生著述浩如烟海，已知其下落的就有8部英文著作、42部中文译著，以及156篇报刊文章和大量尚未出版的文章、报告、信札、回忆录和自传。[24]

　　关于丁家立在北洋大学堂的评价，由于丁家立掌校11年，在北洋大学堂评价颇高。据天津大学校史载，丁家立在北洋大学堂任总教习期内“办事认真，治学严格，有实干精神”。[25]1906年，丁家立辞职，北洋大学堂全体学生拟《送丁公嘉立序》，对其评价甚高。《序》曰：“自近世祸作，众咸知国家靡学不兴，于是则创学堂，谋教育，举国嚣嚣，有若发狂。迄于今智者窥神州之学堂，谓佥莫燕赵若，燕赵丁公所任也。夫庚子之乱，直隶当其冲，浩劫洪灾，生民皆垫。以常理衡之，则学务之逊于他州，势所必至也。乃不数年间，死灰复燃，且炎炎然，枯骨再肉，且艳艳然，靡不逊已也，且实驾而上之。桥闻者之舌，而瞪见者之目。丁公之功，不其伟矣。公能使我国最尊最贵最有价值之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对公之感情如此其厚，则公之德意必有大过人者矣。”[26]李书田在回忆北洋大学之过往时说：“创设伊始，延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等大学相伯仲。西沽复校后，其中在中南各省，响往尤殷。始终重质不重量，教习严谨，风格独存。丁家立博士惨淡经营，不遗余力，北洋之得于庚子后复兴，而蔚为东方有名学府者，兼丁先生之功也。”[27]

　　李提摩太在创办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亦得到较高的评价。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评价他：“办事和平……宅心公正，其爱晋之意，似尚非虚。”[28]1911年7月，在西学专斋合同期满即将交付晋省自办之际，梁善济撰文、刘笃所书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亦称颂“山西之有西学专斋也，自英儒李提摩太先生始。夫非常之举，黎民所惧。以民俗伊塞，习安固有之区，一旦输以新学知识，遂一跃而入文明之域，士气学风且驾它省而上之，是非李先生之力乌能及此……十年交还之期将届，李先生由沪至晋，欢祝之声盈于道路，至以一见其面为荣，先生诚我晋之功人哉”。后人对其评价也较高，认为李提摩太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而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草创和中国的近代化发挥了“促进作用”的一个典型代表。[29]

　　客观地讲，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和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讲，没有传教士的参与和投入，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步和发展会更加艰难。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传教士参与办学的动机不纯、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师资严重短缺、传教士学业水平和办学经验不足以及中国传统和社会环境制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大学起步初期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差强人意。

　　正如王立新所言，近代中国教育变革是以西方教育为参照系的。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传教士与这一变革进程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特有的历史现象。[30]陈平原教授也指出，传教士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纠葛极为复杂，很难一言蔽之。既以传教为主要目的，又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既对传统陈腐的教育体制造成致命的打击，又以其“傲慢与偏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AA090011）

　　注释：

　　①传教士在本文中主要是指新教传教士。新教（基督教）是西方16－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大教派，与天主教（也译为公教、罗马公教）、东正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教派。新教是一个代表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教派，新教传教士是西方近代对华传教运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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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27]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19，21.

　　[18][19][22][30]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49，152，附录一，155.

　　[20]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86.

　　[21]王李金.中国近代大学创立和发展的路径——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1902－1937）的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3.

　　[24]沈弘.丁韪良：如何评价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与陈平原教授商榷[EB/OL].http：∥shen－hongrg.com.

　　[28]朱寿朋.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4867.

　　[29]王李金.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J].历史教学，2005，（7）.

　　[31]陈平原.不被承认的校长[J].读书，1998，（4）.

　　（作者：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李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同大学评估办副教授 段彪瑞）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