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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在曲折中前行:新中国70年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2020年04月01日 08:34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杨天平 陈凯 字号
关键词:教育管理学;高校教育;教育行政

内容摘要: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教育管理学在近代传入中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奠立了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基础。

关键词:教育管理学;高校教育;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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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教育管理学在近代传入中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奠立了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管理学在我国不仅未受重视,反而迭遭坎坷。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拨乱反正,走上了学科复苏之路。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就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展开讨论,丰富了教育管理学的内涵。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唤醒学科建设应有的历史意识。

  一、教育管理学的艰难性发展(1949—1978年)

  1949年至197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建设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不断被改造、被弱化的过程中艰难发展,并一度表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1952年,随着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的发表,我国正式学习苏联教育体系,在教育管理学领域开始“照搬苏联”,导致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科失去其原有地位,被弱化为教育学的最后一个板块。

  (一)初步改造(1949—1951年)

  1949年,由时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宗麟先生负责,在邱椿、陈友松、董渭川、徐特立等专家学者的参与下,经过长期研讨,《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于同年10月正式颁布。在该规定中,“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评价”两门课程被规定为高校教育系必修课程,要求学生分组修习“教育行政”。试行半年多后,秉持“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原则,针对上一次课程改革存在的不彻底现象,教育部邀请各系专家学者组成课改小组,进一步的课改在紧锣密鼓中展开。调整过的“教育行政”课程包含四部分内容,分别是“教育行政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地方教育行政”“学校行政”及“教育统计调查”。其中“学校行政”囊括教学工作的领导与学校事务的领导(校舍、经费、人员等),可见包含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内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课程改革,教育管理学作为高校教育系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未受到删减。

  但是,这一时期有关教育管理学教材、专著的编写工作却相对滞后。

  (二)照搬苏联(1952—1955年)

  1952年“院校调整”后,我国高师院校开始独立设置。同年,参照苏联教育理论,教育部制定、印发了《师范院校教学计划(草案)》。在该计划中,教育系的必修课程从原先的13门增加到了21门,但是删去了原本独立设置的“教育行政”。修订后,1954年重新颁布的《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将教育系的必修课程从21门增加到23门,但依旧没有“教育行政”。从此,有关教育管理学的课程在国内高校教育系失去了位置。

  从1952年起,国内高校除了进行“院校调整”,也将引进苏联教材作为教材建设重点。曾一度被我国教育领域奉为圭臬的凯洛夫的《教育学》(1948)是20世纪50年代国内师范院校的主要教科书及参考书目,这本专著明确地将教育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一般之部”“教学法”“教育理论”及“学校行政和领导”。在将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将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奉为国内教育领域标杆的年代,我国的教育学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编写出的许多教育学书籍纷纷效仿其体系,因此我国的教育管理学就这样被弱化到了教育学的最后一个板块。

  (三)受到冷落(1957—1977年)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年,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主持制定了《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要求建立属于新中国自己的教育科学。在该规划草案的教育学部分中,“学校管理与领导研究”被列为研究题目,由波波夫讲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教研室译的《学校管理与领导》(1953)被列为重要的专门著作。

  1961年,教育部、文化部制订的《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开始将“教育行政”列为高等师范院校学校教育专业的选修课程。此外,一些学者在运用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来对中小学进行指导时,发现存在许多困难,从而开始编写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学校管理用书。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许多教师与学者被错划为“右派”,教育学科建设遭到严重挫折。1958年教育科学领域开始的“大跃进”使得教育学教材成了教育政策的汇编。在这一段时期内,国内未出版由国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教材,更多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经验的汇编。

  二、教育管理学的恢复性发展(1978—1999年)

  1978年至1985年,我国教育管理学以高校课程恢复和专业设置为重点,开始了“恢复重建”。1985年,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契机,学科专业建设蒸蒸日上,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渐入佳境,学科理论探索开始走向成熟。其中,邓品珊、康尔珪编写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1985)是国内首本以“教育管理学”命名的教育管理类著作。

  (一)恢复重建(1978—1985年)

  1978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将“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列为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选修课,众多学校纷纷开设教育管理学课程。在学位点建设上,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及毕业生使用方向介绍》(1986),改革开放至1986年,国内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在内的1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教育管理(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并进行本科招生培养,标志着教育管理学正式从高校教育系课程转变为专业。1986年,哈尔滨师范大学获得了“学校管理与领导”硕士学位点,成为国内最早拥有这一学科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等师范院校,我国教育管理学高级人才的培养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教材及专著编写上,据学者考证,改革开放后的几年时间里,学校管理学相关的出版物已达十五六种,论文、报告、介绍文章等累计接近八百余篇。

  (二)深化繁荣(1986—1999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教育委员会开始修订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目录,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高校恢复设置的教育管理学专业亦经历了几次调整。1993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原属于师范专业的“教育管理”设置在教育学学科门类下,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1997年,教育部颁布了经过新一轮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教育管理”从教育学学科门类中抽离出来,设置在管理学学科门类的公共管理类之下,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一个方向。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为一个新的学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国内拥有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点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外,该学科的博士点开始在国内一些研究重镇陆续设立。院校类型上除了师范类大学,还有综合类研究型大学,均为我国的一流大学,可见该学科雄厚的研究基础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敏锐嗅觉。

  1986年,中国教育学会学校管理研究会召开了“学校管理学教材教法研讨会”,围绕高校教育学院“学校管理学”教材教法问题展开了研讨,着重讨论学校管理学发展的形势、现状以及教材编写的经验和问题,对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学教材、专著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从著作上来看,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了对体系构建的思考,也开始从管理的一般职能入手研究教育管理的发展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学校管理,并且有不少著作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教育管理进行专门研究,且注重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表明该时期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

  三、教育管理学的反思性发展(21世纪以来)

  2009年起,教育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在我国正式设立。

  在著作方面,学者们对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另外,在学术刊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创办了《中小学管理》《高校教育管理》等多种有关教育管理的学术刊物,但没有一种教育管理学的专门性学术刊物。针对这一现状,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褚宏启教授牵头创办了《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以以书代刊的形式填补了我国教育管理学领域的这一空白。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就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诸多反思,形成了许多观点并展开争论。其中,关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归属是争论最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一情况也反映在教育管理学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说明我国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此外,该学科还存在对国外教育管理学依赖过多、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四、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走过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性发展、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恢复性发展和进入21世纪至今的反思性发展3个阶段的“之”字形道路。

  (一)宏观政策环境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基础

  国家政策导向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巨大的,教育管理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与世界各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相比,我国教育管理学的诞生时间并不太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教育管理学在教育事业的改造过程中仍存在于高校教育系,并未受到过多的削弱。随后,在举国学习苏联之后,教育学体系进行重构,教育行政学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逐步被弱化,相关课程停开。1978年以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教育政策的颁行,我国教育管理学终于迎来了恢复重建的春天。

  (二)学科自身成长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20世纪初,正是由于一批留日、留美学生的引领,教育管理学来到中国,开始生根、发芽。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全国性的教育管理学学术团体。在人才培养方面,改革开放之后,部分高校先是恢复教育管理学课程,随后开设了教育管理学专业,进而开始了教育管理学研究生的培养。随后,我国教育管理学本科、研究生专业设置几经调整,相关的专著、教材层出不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管理学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国家教育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

  (三)扎根中国大地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使教育管理学更好地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服务,需要在引译国外教育管理理论过程中坚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建构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教育管理学专业学位政策的施行,使得该学科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从而培养了一批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教育管理人才。围绕教育管理学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等问题,孙绵涛、杨天平、张新平等纷纷著文,审视我国教育管理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开启了使教育管理学本土化更具内涵与深度的当代历程。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重庆高教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毕雁/摘)

 

    附原文链接:http://edu.cssn.cn/jyx/jyx_jyglx/202004/t20200401_5108714.shtml

作者简介

姓名:杨天平 陈凯 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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