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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已错过发展民办大学最佳时机
2015年10月30日 08:34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平原 字号

内容摘要: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民办教育。跟许多披荆斩棘的先驱不同,我从未真正介入其中,只保持“遥远的兴趣”。正是这种“观察者”的定位,使我写不出关于我国民办教育的专门著作。可另一方面,我因发表过不少和高等教育史相关的专业论文,由此谈当下中国的民办教育或私立大学,将不限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力求在古今、中外、公私的巨大张力中展开论述。

关键词:民办高校;公立大学;合作办学;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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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1989年的岁末,天很冷,我应邀跑到城里的和平宾馆,跟几位日本朋友商谈在中国创办私立大学的可能性。我的答复是: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可能性。值得尝试的,或许是创办学术杂志。日本朋友很热心,说干就干,于是有了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学人》。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民办教育。跟许多披荆斩棘的先驱不同,我从未真正介入其中,只保持“遥远的兴趣”。正是这种“观察者”的定位,使我写不出关于我国民办教育的专门著作。可另一方面,我因发表过不少和高等教育史相关的专业论文,由此谈当下中国的民办教育或私立大学,将不限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力求在古今、中外、公私的巨大张力中展开论述。

  曾经前程似锦的私立大学后来纷纷改弦易辙

  20多年前,我曾撰写《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一文,谈及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章太炎一生坚持私人讲学,多次拒绝进入大学当教授,有其明确的学术追求。而同样对传统书院充满敬意,但更倾向于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唐文治,则在创办无锡国专上下了很大功夫,且有很好的成绩。至于张伯苓的南开,我曾如此描述:“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此外,马相伯之创办复旦大学(1905年)、陈嘉庚之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等,也都值得认真表彰。

  当然,上面提及的南开、复旦、厦大,日后都在某个节骨眼上改弦易辙,变成了国立大学。这正是我要讨论的话题——为何曾经前程似锦的私立大学,非改为国立不可?

  1937年春,因企业破产,陈嘉庚在独力维持厦大费用16年后,不得不放手,函请南京国民政府将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全面抗战爆发,复旦大学整体内迁重庆北碚,为争取政府经费支持,1941年改为国立。同样是1937年7月,张伯苓的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狂轰滥炸,8月奉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因抗战胜利重返天津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是校长。

  作为南开的“大家长”,张伯苓对于南开大学改国立,其实是不太情愿的。1945年8月,张曾两次给蒋介石写信,第一封信称:“南开大学未来之发展,需费颇巨。在最初十年所需之款,拟请按照北大、清华经费数目,由政府拨付。”第二封信又说:“南开在战前由政府每年拨给之补助费,约占全部经费三分之一。抗战开始,南开与国立北京、清华两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后,其经费全由政府拨发。战后三校分别恢复,而南开居于私立地位,又当八年苦战方告结束之时,疮痍满目,各方募款不易进行,复校殊感困难。拟请政府成全始终,对于南开复校第一年所需经费准照北京、清华两校经费比例,由政府全数补助,嗣后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第十一年,即全由南开自行筹款。”而1947年7月《南开周刊》“南大介绍专号”上更是发表了《世界、中国、南开》:“南开大学现改为国立,限期十年,期满仍改私立。”当然,我们都知道,那只是张校长的一厢情愿。紧接着的风云变幻,决定了南开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教育体制及课程设计被彻底否定,中国大学来了个急转弯。单是这整顿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已足够惊心动魄。

  经过短暂过渡,至1952年底,所有中国大学都变成了国立(公立)。至于原来的情况,查1934年度的《民国以来国内高等教育之演变》,那年全国共有高校110所,扣除31所专科学校,这79所大学(含独立学院)中,公立37所,私立42所。

  撇开独立学院,这20所私立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震旦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法大学、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前10所是教会大学,后10所是国人所办私立大学。

  立志办“中国的哈佛”的民办高校至今难以挑战公办大学地位

  此后10年,战火纷飞,中国大学不时峰回路转。至新中国成立,私立大学的力量,仍是三分天下得其一,其中不乏声誉很好的名校。

  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自孔子首开私门讲学与著述,两千年来,私学与官学并存,在某些特定时期,前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甚至比后者还大。一旦将大学全部改为国立(公立),虽有效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增加了国民经济负担,也助长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欲望,效果其实并不好。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逐步松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的一大景观,便是私立学校的大量涌现。1993年初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当年年底,我接受日本《文》杂志专访,预言私立学校的恢复必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教育体制的改变,短期内是‘救急’,即调动民间的资金,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贡献。长远来看,对实现教育的相对独立,允许并鼓励多种声音、多种观念的并存,进而改变已有的中国文化格局,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现在看来,这预言有些过于乐观。

  从培训班起步,30年来,民办教育历尽艰辛,为国家解忧,为百姓解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民办大学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拥有漂亮的校园以及基本师资队伍,初步树立起自家的品牌。据今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529所(含独立学院283所,比上年增加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02所(比上年增加32所)、高职(专科)院校1327所(比上年增加6所)。在另一个地方,公报提及“民办教育”:全国共有民办高校728所(含独立学院283所),比上年增加10所,在校生587.15万人(比上年增加29.63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408人。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今天中国,十个大学生中有两个以上是在民办(私立)大学读书的;第二,民办大学也在逐渐升级,如今出现可招收、培养硕士生的院校;第三,对于这283所独立学院,不再称其为“公有民办”,而是明确划为“民办教育”,也就是私立大学。第四,随着独立学院的转型与升级,有可能出现一批教学质量较好的私立大学。既然成绩如此辉煌,为何我还是检讨当初的预言过于乐观呢?

  在我看来,中国民办高校(或曰私立大学)的意义,一是培养各类人才,二是试验新的体制,三是刺激公立大学。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有所推进,第三个任务完全落空。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对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公立大学,可以说构不成任何挑战与启示。

  10年前,我应一家电视台邀请,作为主讲嘉宾与西安六所民办学院的校长展开对话,对他们直接套用美国及日本的例子,来推测中国民办大学的未来,我不以为然。那年头,民办学院因获得较好发展,正气势如虹,不再满足于获得专科或本科学位授予权,有的甚至提出要办“中国的哈佛”。我当时的回应是:“民办(私立)大学中,经过一番大浪淘沙,会冒出一些名校;这些名校逐渐成长,总有一天可以跟著名的国立大学相媲美。但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仍在起步阶段,提过高的要求,明显不合适。”这就说到了我心里的那杆秤——早年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私立大学所取得的业绩,岂是今日中国诸多私立大学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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