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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童年的社会位置   ——基于结构的视野
2016年12月07日 09:30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郑素华 字号

内容摘要:需要从“儿童”(child)研究转向“童年”(childhood)研究。基于结构的视野,童年不仅仅是个体的一段人生历程,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构成。借助于世代的分析,可以显示出童年的特定结构与位置。

关键词:儿童;童年;结构;社会位置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郑素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儿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传统儿童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个体的儿童或儿童个体的发展,较少关注儿童群体的历时或共时变化;忽视从宏观上关注儿童群体及童年问题,这导致对儿童的结构性忽视。需要从“儿童”(child)研究转向“童年”(childhood)研究。基于结构的视野,童年不仅仅是个体的一段人生历程,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构成。借助于世代的分析,可以显示出童年的特定结构与位置。

  关 键 词:儿童 童年 结构 社会位置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外童年社会学的当代进展研究”(项目编号:12CSH001)的阶段性成果。

  一、对儿童的结构性忽视

  总体上看,关于儿童的传统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儿童发展理论;另一种是社会化理论。前者为教育学者所熟悉,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社会学领域中。

  传统儿童发展理论的代表是皮亚杰(Jean Piaget)。皮亚杰是迄今为止儿童心理发展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其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发生认识论这一新学科,即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认识的起源。这里所用的“发生”一词,是指“基本的发展”这一最原始的含义。皮亚杰将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2岁)、形式运算阶段(12岁以后)。这些智力发展的阶段,代表了认知功能和形式的不同水平,皮亚杰称之为恒常发展顺序。

  关于皮亚杰理论的进一步讨论,已有很多论著。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十年来,一些批评家已经指出了皮亚杰理论的明显不足之处,例如在艾瑞卡·伯尔曼(Erica Burman)看来,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探索儿童如何学习的理论,不过尝试解释知识的起源与发展而已。[1]

  英国学者米切尔·维尼斯(Michael Wyness)把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儿童发展研究,称之为“年龄与阶段”的童年模式。[2]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非常关注儿童能力的发展,特别是认知能力;认为儿童发展是自然而普遍的;关注评价儿童在某个年龄、阶段适应环境的能力;其焦点是个体儿童,而非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

  这种发展论预设了所有儿童都会通过这些阶段,也必须经过这些阶段。发展历程是不变的,只能往一个相同方向前进,而且必须经过每一个阶段能达到完备。例如,儿童在不经过具体运算阶段,是不能进入形式运算阶段。

  不谋而合的是,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姆·科萨罗(William A.Corsaro)对皮亚杰有着类似的批评。他批评皮亚杰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儿童是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世界的;其理论核心是聚焦儿童个体的活动、儿童个体的发展以及个体的儿童如何成为个体的成人;很少关注儿童群体之间的互动。[3]

  至于社会化理论,其则是社会学领域中解释儿童相关问题的一种重要理论。一般将社会化理解为一个人学习、适应、内化社会标准与价值的过程。

  有关儿童“社会化”的经典社会学立场,可以参考斯佩尔(Speier)的叙述:社会学家将儿童的生活作为基本研究领域,譬如,体现在所谓的家庭和学校的制度分析中。关于儿童研究,最经典的问题是文化导入。社会学家一般将童年视为这样一种生命的阶段:建立一种准备机制,以使得儿童慢慢具有参与日常文化活动的行为能力,最终成为成人成员。这一经典的社会学问题,被置于社会化的主题之下。[4]

  由此,儿童被视为外在于社会的边缘性存在,童年成为成年的准备期。也就意味着,为了成为具有完全社会功能的成员,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力量的规训和指导。

  这种认识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是社会学家帕森斯。帕森斯认为,新生儿降临如同野蛮人入侵一般——当然,这是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种情形——因为这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如何社会化儿童并使儿童符合既定社会规范均是一项挑战,而社会化的全部与最终目的便是将儿童融入社会,也就是融入成人社会。[5]因而,帕森斯的观点,实际上如同涂尔干一样,视儿童在社会化之前是社会的潜在威胁,必须要接受社会秩序的整合。[6]这样,儿童最初并不被认为拥有社会性,在成人主导的社会位置格局中儿童是不存在的。

  上述这两种主要的儿童理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实质上至少潜含着两个共同点:

  一是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个体的儿童或儿童个体的发展,较少关注儿童群体的历时或共时变化。这方面的工作,是由童年史学家来完成的。

  二是很少从宏观上关注儿童群体及童年问题,这导致一种不为人所注意的现象:尽管我们很重视儿童,但儿童在社会位置上仍然处于边缘地带,是不被注意的一个群体。

  在这些理论的主导下,进而导致一种如德国学者考夫曼(Kaufmann)所言的整个社会对儿童、童年的“结构性忽视与漠不关心”(a structural disregard and a structural indifference)。[7]

  二、从“儿童”(child)到“童年”(childhood)

  如何提升儿童在社会结构位置上的能见度,挪威学者詹恩斯·库沃特普(Jens Qvortrup)认为这就要关注童年。通过运用“童年”这个概念来提升儿童的能见度。

  为什么要使用“童年”而非“儿童”作为思考的关键概念?在库沃特普(Jens Qvoffrup)看来,传统的儿童研究是以个体儿童为核心的。这是有问题的:第一,视儿童(child)是超历史的个体;第二,忽视了作为群体或集体的儿童(children);第三,忽视了儿童群体的建构能力;第四,忽视了童年的历史变迁;第五,潜在地将个体的儿童从社会中分离开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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