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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 ——基于A市八年中考数据的分析
2017年06月19日 15:58 来源:《教育研究》 作者:柯政 字号

内容摘要:农村学生学业成功机会不断下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已有讨论很少从学校教育的内部机制来分析城乡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忽略了学校课程是城乡不均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教育机会不均等;学业成功机会;课程社会学;政策工具;模拟政策干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柯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农村学生学业成功机会不断下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已有讨论很少从学校教育的内部机制来分析城乡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忽略了学校课程是城乡不均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A市连续八年的学生中考成绩数据发现,课程改革对城乡学生学业成功机会的影响比较复杂。从总体平均值来看,“新课程”后,城乡学生的差异没有扩大,甚至有些许的缩小。但在“新课程”改革后农村学生获得高分的机会却明显下降,城乡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在不同课程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基于不同课程对城乡差异的敏感性,进行政策模拟干预的检验,通过调整不同课程在统一考试中的权重,可以明显地改善城乡学生的教育机会均衡度。

  关 键 词:教育机会不均等 学业成功机会 课程社会学 政策工具 模拟政策干预

  标题注释: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高峰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对于近些年尤其是大学教育扩招之后,城乡学生教育机会的均等程度的变化还有争论。梁晨、李中清等认为,改革开放后,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在明显上升后维持稳定。[1]而刘云杉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农村学生获得精英大学的机会显著下降。[2]刘精明[3]以及丁小浩[4]则认为,如果把所有大学都看作一个整体来统计,那么,近些年城乡学生的机会均等程度是明显提高的;但如果看精英大学(一流大学),那么,城乡的差距依然是不断在扩大的。李春玲则发现,就整个大学入学机会来看,相比70后、80后这一代的城乡学生入学机会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5]但大家对于当前城乡学生在教育机会上存在巨大的不均衡,则基本没有太多的争议。李宏彬等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就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来说,虽然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也存在不均等现象,但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却远远大于这些不均等。[6]李春玲也指出:“很明显,当前最突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差异”。[7]

  在基本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分配教育机会的制度背景下,为什么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会明显地落后于城市学生呢?对这个问题,社会上有若干不同的分析。有说是因为分省录取的政策设计不利于那些农业大省,有说是因为“超级中学”挤占了农村学生的竞争机会,也有说是因为就业难导致农村学生读书积极性不高,还有人认为这是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人口基数减少的原因,等等。但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大多还停留在个人观察经验层面,缺乏清晰的理论分析,也缺少相应的实证支持证据。

  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与解释上,有两种路径做得比较充分和扎实。

  一种路径是从城乡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分配差异来解释。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投入差异,是城乡教育差异与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在基础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基层政府负责筹集的制度背景下,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就直接转变为各地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后者又直接导致农村地区学校在教师质量、办学条件、课程资源等方面的巨大劣势,使得城乡教育质量差异越来越大,最终致使农村学生在教育机会上的劣势。薛海平和王蓉通过教育生产函数的多水平模型分析,认为“城乡和校际间以生均公用经费和教师质量为核心的学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和校际间数学教育质量的差异。”[8]陈斌开、张鹏飞和杨汝岱利用2002年城镇和农村住户及个人调查数据研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9]

  另外一种路径是从家庭社会背景优势的代际传递来解释为什么农村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会处于劣势。如李春玲研究发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生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17.9%可以通过家庭社会背景来解释。[10]吴晓刚也发现,即使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父辈的经济社会地位对子女的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在1990年-2000年之间仍然呈现加速趋势。[11]很多研究还对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剖析。李煜认为家庭背景事实上包括不同的要素,它们对学生教育机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影响机制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是要取决于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特定的政治制度条件的。[12]比如,父母的文化教育优势是通过提高教育期望、提供文化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方式来帮助子女有更高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文化再生产模式),这与通过直接排斥或隐形排斥的方法来使子女获得教育优势的政治经济优势的作用机制(资源转化模式)是不同的,但前者要发挥作用,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的教育制度是遵循绩效原则的(谁的成绩好谁有机会)。刘精明也对家庭资源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提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对子女学习存在着不同的影响机制。[13]这些研究显著地增进了我们对城乡学生学业成功机会不均等的认识,让我们看到农村学生考不过城市学生,是有深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策原因。

  但是,在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和家庭背景对城乡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影响之外,还有两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当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背景,具体说就是当时代获得教育机会的衡量标准。显然,在一个是否以“贫农”为标准进行录取的时代,父母高学历、懂英语就不再是优势。关于这点,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清晰地注意到并有精彩的论述了。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学校课程。这其中既包含既定的、不可选择的学习内容与学习经历,也包括证明学习结果的科目考试。在当前的录取制度背景下,农村学生之所以在教育机会上处于劣势,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在一些“重要”课程上的学习结果处于劣势。只关注“输入”(家庭背景、生均经费)和“输出”(教育机会),而没有把它们与学校课程联系起来,有关解释可能是不全面的。这就如,虽然我们看到了两个选手的条件不一样,也看到了条件更好的那位选手得到了胜利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比赛的内容(是跑步还是射击),那我们事实上还是没有真正清楚这背后的原理和机制。

  在分析层面上,在剥离了时代的因素、社会既有的阶层家庭背景差异和公共教育资源投入之后,鲜有实证研究从教育制度内部分析城乡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随着义务教育制度的全面普及,城市与农村学生都共享了国家规定的以学科为基本形式的学校课程,都必须接受分科目的考试以便毕业与升学。这些看似“共享的”、“一致性的”学校课程经历与城乡学生的教育机会差异存在什么关系?随着大规模的国家课程改革的铺开,课程改革是否会影响城乡学生的教育机会?可否存在通过课程改革来改善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多。

  本研究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初步的实证探索,试图为城乡学生教育机会公平的讨论和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工具。

  二、课程社会学的视角

  对很多不是研究课程的人来说,很容易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认为进入课程的都是科学、权威的知识,而且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以符合学生心理认知规律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课程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权威共识”。然而,近半个世纪的课程社会学研究发展,已经昭示了学校课程里所隐含的社会再生产机制。从知识的筛选到课程的组织,再到考试科目,学校课程对不同群体间的教育机会差异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西方精英阶层长期以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具有明确的等级的,越是抽象(最好抽象到只能用数学符号表达),越是远离日常经验世界的知识就越高级,而那些经常通过简单口头语言来表达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就是低级的知识。[14]也就是说,被作为是具有公共性的知识而进入学校课程,事实上更多地反映了精英阶层的偏好和利益,这样精英阶层的子女就有更多的机会在以这些课程定义起来的“学业”上取得成功。因为,在以这样的课程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中,那些擅长“把玩”(manipulate)理论概念和复杂学术性语言的学生就能得到超额回报。[15]而那些从小就适应理论概念和学术语言的孩子,恰恰主要是来自优势家庭。伯恩斯坦认为,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早期生活中会发展出不同的符码(codes),即不同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工人阶级子弟通常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限制性符码”的语言,它更适合实际经验的沟通,而中产阶级子女却拥有一套“精密性符码”,它更适宜抽象概念、过程及关系的探讨。[16]因此,来自劣势阶层的子女他们的生活文化就与学校的学术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要让他们掌握这些课程所强调的能力就会特别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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