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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两难困局
2017年05月18日 16:05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 作者:刘丽群 屈花妮 字号

内容摘要: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是我国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但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具体操作落实,无疑是一大难点。

关键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丽群,屈花妮,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刘丽群,1976年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中教育政策、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屈花妮,1992年生,湖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是我国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但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具体操作落实,无疑是一大难点。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试点省份的实施推进来看,评价素质的内隐与外显、评价指标的分解与合成、评价标准的模糊与精确以及评价结果的软参考与硬挂钩,是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中的“两难”。“两难”的困局不在于作出何种选择,而是何种选择都各有利弊,难以取舍。

  关 键 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普通高中 综合素质评价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湖南省高中多样化发展策略研究”(XJK014BJC005)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6)10-0095-06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1](即“两依据一参考”)。同年12月,教育部又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2](以下简称《意见》)。综合素质评价迅速成为当前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热点与焦点。虽然早在2002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中就提倡要“综合评价学生的发展”,近年来我们也一直试图通过引入综合素质评价来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局面,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综合素质评价的推行几乎是步履艰难且迟迟未有实质进展。理论上,综合素质评价有着众所周知的好;实践中,却有着尽人皆知的难。“难”在个体内隐的素质与外显的行为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但又必须通过外显行为来评价;“难”在个体的素质是一个整体,但评价必须要分解,分解难,合成更难;“难”在个体的综合素质很难计量并不可比较,但评价试图提供各种参考,完全模糊不适,太过精确也不成;“难”在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是发现学生而不是区分学生,但评价结果若只供高校软参考将使评价流于形式,若硬性挂钩又将背离评价初衷。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与推进,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局。

  一、评价素质:内隐如何外显

  众所周知,素质是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简而言之,素质是一个人内在的素养、修养和品质。那么,如何对这种内隐的品质进行评价,这需要借助与内隐素质相匹配的外显行为。因此,综合素质的评价往往通过设计一些与内隐素质相匹配的行为观测点来进行。问题在于:内隐的素质是否一定都有外显的行为?外显的行为是否能完全准确、完整地表征个体内在的素质?事实上,内隐的素质与外显的行为并不完全一一对应。

  (一)内隐的素质并不一定都有外显的行为

  个体内隐素质的结构异常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有些素质有明显的、可见的、可观测的外显行为,有些素质不一定都有相应的外显行为,更不一定在观察期内有外显行为。根据《意见》要求,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学生学业水平方面似乎有明确的观测指标,身心健康也可以参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那么,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该如何评价?《意见》指出,思想品德“主要考查学生在爱党爱国、理想信念、诚实守信、仁爱友善、责任义务、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去考查学生是否“爱党爱国”?《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完善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生成长记录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3](以下简称《浙江意见》)把“品德表现”细化为“品德操守如家国情怀等”,而一些学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试图通过“尊敬国旗、国徽,会唱国歌;升旗仪式中态度严肃、认真”等外显行为来评价学生的家国情怀。的确,尊敬国旗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但不能由此而推论:因为尊敬国旗所以爱国。一旦我们将内隐的品质外化为行为,那么就建立了素质与行为之间的单值对应关系,这很容易导致具体操作上的固化与教条。即一旦没有出现相应的行为,就由此来判断个体不具备其内在的素质。事实上,一种素质往往有多种行为表征,一种行为也可以表征多种素质。例如,如果我们将“拾金不昧”“英勇救人”等作为判断学生“思想品德”的行为观测指标,一旦学生在整个高中期间都没有拾到过“金”,也未有任何“救人”的机会,是不是就由此反推学生的思想品德不高呢,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内隐的素质并不一定都有完全匹配的外显行为,更不一定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内预期显现。

  (二)外显的行为并不都代表了内隐的素质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如果学生(包括家长)事先明了评价细则,尤其是如果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挂钩继而成为高厉害评价,那么学生会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主动做出符合要求的行为,即学生会通过刻意的外显行为来有意展示甚至“表演”某些他本身并不具备的内在素质。《意见》对“思想品德”评价内容的具体表述:“重点是学生参与党团活动、有关社团活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的次数、持续时间,如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无偿帮助,到福利院、医院、社会救助机构等公共场所、社会组织做无偿服务,为赛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活动做志愿者”等。显然,学生如果能去参加这一系列的活动确实能一定程度上表征其思想品德,但一旦该评价与学生的升学挂钩,甚至与个体的命运相连,那我们很难判断学生在参加该类活动时,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行为,还是出于外在利益考量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继续用外显行为来考察其内在素质,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尤其当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不够健全的大环境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的记录能否真实表征其素质,都是有待商榷的。

  二、评价指标:如何分解并合成

  目前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实施基本都是采用层次分析法的操作范式,即将综合素质这种结构较为复杂且不易量化的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要素,通过对要素的比较和计算来进行评价。如《上海市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4](以下简称《上海意见》)把评价内容细分为“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及其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修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而《浙江意见》的评价内容则包括“品德表现、学业水平、运动健康、艺术修养、创新实践”五个方面。各学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般会把这几个维度再度细化,如某中学[5]就将“品德表现”进一步细分为“品德操守”“责任义务”“行为习惯”。“品德操守”的评价要素包括“爱国情怀”“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爱国情怀”再细分,直至到具体的观测点,如“奏唱国歌肃立,升降国旗行礼”。那么,评价指标能否分解、如何分解?分解后能否合成为综合素质,如何合成?合成后的结果是否真正代表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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