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善鑫(1977- )，男，甘肃平凉人，教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虽然民族教育研究几近成为我国教育人类学的代名词，但真正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民族教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还相当有限，民族志文本“打造”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部分研究中存在的选题避重就轻、方法生搬硬套、结论不合事实等问题与民族志文本“打造”的理论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造成了民族志文本撰写过程中研究问题明确具体，但人类学“深描”运用不当；文本表述生硬刻板，却很难“写文化”；文本撰写未能“讲故事”，很难有真正意义的追问等诸多困惑。这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关 键 词：民族教育研究 民族志文本 教育人类学 困惑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公平视野下人口较少民族教育特色研究”(DMA110315)；2014年度甘肃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县域内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就功能而言，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中的借鉴和应用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在学校教育研究方面，教育民族志者重视教育发生的社会或社区，根据情景来界定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教育问题置于更加宽广的、全面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下进行观察与分析，从而获得较为全面而客观的理解”。[1]就这一范式在目前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借鉴和运用而言，虽然民族教育研究成了我国教育人类学的代名词，但真正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渗透到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成果却相当有限，民族志文本的“打造”就是其中一例，存在的问题值得深思。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一直致力并倚重田野工作开展民族教育研究，进行民族志文本的书写，试图在研究中借鉴和延续人类学的学术传统。但从最终呈现的研究成果来看，此民族教育研究的“民族志”非彼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形成的某些“传统”的确给民族志文本的“打造”带来了天然的困惑。本文拟从我国当前民族教育研究现状检视、从民族志文本“打造”的理论要求省思民族志文本“打造”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以引起民族教育研究者的重视。

　　一、民族教育研究现状检视

　　近年来，由于民族教育实践发展的迫切要求和研究力量的加强，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但问题也不容忽视。正如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习惯于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学者们大都醉心于完整的学科体系结构的建设。这种研究模式在促进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同时，存在着远离民族教育实际之嫌。”[2]从而使民族教育发展并未表现出与民族教育研究齐头并进的“繁荣”景象。纵观现有的民族教育研究，部分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研究中形成某种思维定势或研究套路，先入为主地想象“现实问题”，呆板教条地套用研究方法，主观臆断地设计对策，事实上加剧了对民族教育的误解，也使民族教育研究雷同化并缺乏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选题避重就轻

　　笔者认为，部分研究成果集中在研究选题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研究选题“避重就轻”，不能很好地关切民族教育发展的现实。在研究中存在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选题没有针对民族教育内部的紧迫问题、尤其是民族教育发展的困境进行研究，使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如很多针对民族教育公平的研究，没有从民族教育的历史出发，更没有对民族教育内部的教育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量，往往是将民族教育和普通教育进行简单的对照，发现两者差距很大，从而得出教育极不公平的结论。二是选题没有对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作研究，很多研究探讨的是民族教育表面的现象和问题，导致研究结论没有贴近民族教育发展的实际，针对性不强，研究成果现实意义不大。如当前很多研究在关注民族教育质量的问题，但对涉及民族教育质量提升的很多因素是泛泛而谈，缺乏对关键因素的深入研究。三是对研究主题集中关涉的政策、制度、宗教等敏感问题经常人为规避学术研究的价值，似乎也成了部分研究者心照不宣的范式。这在涉及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当然这类研究谈不上能为民族教育决策提供服务。

　　(二)研究方法生搬硬套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始终为问题服务，研究问题决定了研究方法的运用。纵观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演进经历了“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民族教育研究也是如此。但这种发展历程只能说某种方法或范式在某一特定阶段作为科学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方法论取向，而不是要求某个时段内必须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去从事科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部分研究者对此在实践中产生了集体误读，使研究方法出现了“生搬硬套”的嫌疑。民族教育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单一取向的方法论逻辑和做法，使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论没有真正体现。

　　一是盲目质性与定性手段的采用，使研究缺乏相应的“标准”和“依据”。当然这里的“标准”和“依据”是相对的，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探讨绝对的“标准”和“依据”也不太现实。定性研究方法虽然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但也并非所有研究都可采用的范式。在某些研究中定性研究成果的呈现，使研究表现出“就理论而理论”，尤其涉及实践层面的问题时经常泛泛而谈，不能进一步深入。由于定量方法的缺失，民族教育研究部分成果“纯定性”的理论探讨，给人感觉就是在探讨“人人皆知”的大道理，什么都对，但什么都没有系统的思考，研究往往得出一些常识性的结论。在这方面，研究结论以“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出台特殊政策”、“关照民族学生发展”、“开设多元文化课程”等为甚，至于怎么操作和执行层面，却是蜻蜓点水、面面俱到，没有实质性的措施，研究没有足够的理论自信，结论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二是过多量化方法的采用，实际上强行量化了教育中不能量化的事物。在科学研究中，量化方法以其精确性和科学性而得到了高度认同，但对同一个量化结果，不同的主体对其内涵的解读往往迥然有别，问题显而易见。事实上，量化的研究手段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介入程度大相径庭。自然科学关注精确性，这与量化的研究方式、方法是完全吻合的；但人文社会科学侧重合理性、合法性的探讨和论证，两者各有适用的场域和条件。就民族教育研究本身而言，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也有区别，相对而言，定性的方法采用较多，介入较深。而量化研究的结果能为定性的描述提供较为科学和准确的参照，使研究结论真正有理有据。从此意义上讲，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量化或质性研究范式对研究成果进行定性，单一的方法论模式注定不能解释和分析民族教育中的所有现象。近年来，民族教育研究中的量化成果较多，但实际价值和意义不大。如对民族教育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揭示出“民族教育质量提升快”、“民族学生入学率高”以及“民族教育体系完整”等结论，一方面为量化结果而量化；另一方面研究中将这些量化结果和普通教育进行横向的比较，很难得出客观的研究结论，常常也使民众对民族教育产生误解进而误导社会舆论。

　　三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论没有在研究中得到体现。如前所述，正因为民族教育研究中长期的单一方法论取向，急需在民族教育研究中进行定性和定量结合，也是研究方法论的理想范式。实际上，民族教育的跨学科性质也决定了研究本身需要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就跨学科性而言，民族教育研究不仅需要综合地运用教育科学和民族学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同时也需要涉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就跨文化性而言，民族教育学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少数民族的教育状况，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其研究方法的突出特征。”[3](P21)因此，民族教育研究既要有定量的“参照性”研究，也亟待定性的“合理性”分析，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现实困惑是，民族教育研究独特的方法论系谱尚未完全建立，研究方法的共通特性使研究中“照搬”和“套用”在所难免，真正探讨属于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时，研究者往往底气不足，民族教育研究中亦很难从根本上体现民族教育实践的“特殊”与“特别”，进而影响到研究的价值，创新无从谈起。

　　(三)研究结论不合事实

　　研究结论是研究创新的重要表征之一。由于部分研究在选题和方法上的先天缺陷，导致部分研究结论“不合事实”。具体有三种表现：一是闭门造车般地为民族教育发展进行主观的对策“设计”。这些研究为民族教育发展“罗列”了不计其数的对策和建议。但民族教育实践表明：很多却经不起民族教育实践的检验，于民族教育的长远发展而言，不痛不痒，可有可无。二是堂而皇之地为民族教育“增加投入”。众所周知，在我国，由于少数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使部分民族地区“欠发达”成为公认的事实，因此，一些研究不言自明的结论就是“加大投入”。笔者认为，这已在舆论上给民族教育发展造成了一种持续“被投入”的假象。其实当前在研究包括民族教育在内的教育投入问题时，已不是简单“加大投入”了，现实急需对到底谁来投入、怎么投入、投入到什么程度等这样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以有针对性地解读民族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三是理所当然地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制造“理论”。在目前民族教育的研究中，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理论来解决民族教育发展难题的研究不在少数，这种“理论”到底能否指导民族教育的实践，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国情不同，少数民族(或者族群)发展状况不一，有相当一部分理论没法运用到民族教育实践中。如有一类研究试图完全照搬西方国家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解决我国民族教育面临的所有问题，但问题是这些研究往往将“西方国家看成是高度同质化的整体，忽略了具体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4]并且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理解的情境和场域截然不同，在译介的过程中各有侧重。因此，直接移植和套用不仅水土不服，而且食洋不化。究其根本，这些所谓的理论本身不是从我国民族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却要“拿来”指导国内的民族教育实践，因此真正面对国内民族教育实践时就力不从心。

　　上述部分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几近成了当前研究的“传统”，折射出民族教育研究的共性问题。这已潜在地影响到民族教育研究的质量。当我们借鉴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考量时，不仅其中的差距很大，而且也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打造”的要求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