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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公民教育
2015年02月10日 10:59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14年8期 作者:刘争先 字号

内容摘要:在资本运行逻辑的驱动下,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一社会转型在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同时,给现代教育带来了诸多冲击。面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嬗变、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的紧张以及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时空错置等问题,现代教育应该也必然走向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教育。唯有确立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的目标,才能平衡资本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冲击,形成教育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均衡,并明晰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边界,最终回应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及其运行逻辑给现代教育带来的冲击。

关键词:社会转型;现代社会;现代教育;公民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争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在资本运行逻辑的驱动下,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一社会转型在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同时,给现代教育带来了诸多冲击。面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嬗变、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的紧张以及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时空错置等问题,现代教育应该也必然走向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教育。唯有确立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的目标,才能平衡资本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冲击,形成教育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均衡,并明晰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边界,最终回应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及其运行逻辑给现代教育带来的冲击。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现代社会 现代教育 公民教育

  15世纪以来,在资本运行逻辑的驱动下,人类社会逐渐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人的现代化并借助人的现代化,现代性持续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教育作为促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必须顺应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的趋势。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使得传统的师徒制等劳动者教育形式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对于现代化劳动力的需求,现代教育应运而生。①

  现代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形式的改变,同时也是教育性质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教育的大生产性、民主性等特征使得教育民主化(包括受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自身的民主化)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较传统社会有了质的变革,受教育者以至整个人类都以公民身份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因而,现代社会全部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也必须是培养现代公民,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规则,体悟现代价值的意义,从而获得美好生活。对此,檀传宝教授于2010年在《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一文中,以现代化的视角,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详细阐述了“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公民教育并非只有工具性的一面,就目的性而言,它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1]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一次重大变革。教育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传统与现代的不断角力下,教育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型。教育学究竟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并令人信服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呢?可能的路径在于,基于历史的逻辑来透视现代教育问题,关注人类如何实现了由传统社会的人到现代社会的公民的转变,从而证成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的的公民教育是社会转型后教育的应然形态。笔者尝试探讨社会转型②对教育带来的冲击及现代教育如何回应这一挑战,论证当前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性,以期推进学界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认识。

  一、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产生的动力

  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种划分的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终极原因即在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资产者追求自由平等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并要求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使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资本为追逐剩余价值而讲求效率,因而社会分工成为必须。社会分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人陷入技术和能力上的片面性。然而,人的需求是全面的、多样的。于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从而,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大,基于经济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被构建起来。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并未“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翻那个统治者集团,用新的二元结构(市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对立)代替原有的二元结构,相反它把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这种贯彻不可能是彻底的,因此,资本主义运动创造了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封建国家的公共领域,而且创造了一套保证社会公共性资源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会设置。”[3]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所指出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4]

  与现代社会一样,现代教育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成有信的分析,现代教育是和现代生产力的孕育期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期相伴随而产生的,因而,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5]伴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教育得以产生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首先,现代社会是以机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所据以存在的社会,机器化大生产需要现代教育培养大量的现代化劳动力。欧美国家在其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建立公共教育体系,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在促进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推进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教育民主化。现代教育在教育民主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令人瞩目。教育民主化不仅“把政治民主扩展到教育领域,使受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即实现“教育的民主”),而且逐步“把专制的、不民主的、不充分民主的教育改造为适合公平和民主原则的教育”(即实现“民主的教育”)。[6]

  其次,现代社会的特征不仅在于由资本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更重要的是“一套保证社会公共性资源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会设置”。正如英格尔斯所言,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到行为,都能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英格尔斯进一步强调:“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7]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英格尔斯再三强调了教育在人的现代化中的作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学校在培植和加强人的现代性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是最强有力的方式之一。”[8]

  二、社会转型给现代学校教育带来的冲击

  现代教育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产生和发展,社会转型产生的需求在推动现代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现代社会所依存的资本运行逻辑及其社会设置也给现代教育带来了诸多的冲击和挑战。

  (一)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嬗变

  从古代教育转向现代教育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的组织形式以及教育方法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以教育目的为例,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和统治阶层,古代劳动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体力劳动者;而现代教育则在培养统治人才的同时也培养现代劳动者,并着力推行义务、免费和世俗化的学校教育以满足现代化大生产对现代劳动者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的民主化。

  然而,由于现代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由资本驱动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资本所主宰。在现代社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被置于更大的金融资本控制劳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在此,我们看到一个由金融资本控制的利益集团正试图改变并正在改变着我们原有的关于教育是什么和为了什么的观念。随着资本的逻辑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和准市场逻辑也日益侵蚀着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几乎取代教育内在逻辑而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基本逻辑。③

  这种教育逻辑的嬗变表现在多个方面。在提升(学校、学生)竞争力的导向下,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参与社会服务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被相对弱化和忽视;人们以就业率来衡量教育的质量而不再关注教育对于学生人格完善的作用;民主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杜威语中的教育概念而变成了一个经济概念,在“自由”和“选择”等理念指导下的诸如“择校”等行为使得学校教育成为为那些更有资本能力的人提供的。教育内在的价值与文化逻辑日益式微,教育的公益理念开始枯萎。

  (二)国家能力与教育自主性的紧张

  现代社会在使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平等自由的公民的同时,现代国家也在此过程中一同成长起来。在传统社会,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限于国家(财政、军事)能力而保持在相对较小的规模。随着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国家能力④急速增长,其控制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欲望和能力也日益膨胀。

  鉴于教育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代教育逐渐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代国家能力的增长促进了现代教育的大发展,伴随着近代史上的公立学校系统的产生,现代国家教育领导权得以确立。“国家教育权的产生本身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保证了现代国家对教育的决定性影响。”[8]现代国家通过掌握教育的领导权从而决定着教育的性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等,它要求教育工作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而这些均涉及学生对于择校、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方面的自由,进一步涉及学生在教育中获取的价值取向、政治态度等。正如阿普尔批判的那样:“课程的政治并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它还涉及谁来选择它,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被传授、被评价的,以及谁才应该来提问和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我们的意愿如何,只要谈起课程就会谈到权力”。[10]

  一种教育制度能否由民族国家实施,而教育过程的全部社会目的又不受限制、不被约束、不被腐蚀呢?[11]现代国家变得日益强大并逐渐摆脱社会的影响,教育团体在国家机器面前存在强烈的无力感。国家能力的扩张与教育自主性之间的张力时隐时现,成为困扰各国教育决策者的重大根本问题。一方面,现代教育需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从而提升国家能力,使国家有效运转;另一方面,现代教育又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避免现代国家对教育规律造成的伤害。因此,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以及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教育应该由谁承担?家庭、民间还是国家?[12]这一问题在当前教育市场化、民营化等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

  (三)学校空间中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交错

  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有着各异的社会结构,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伦理基础也不尽相同。因而,当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后,支撑传统社会运行的传统伦理(主要是家庭伦理)也需要向支撑现代社会运行的现代伦理(主要是公共伦理)转型。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着私人领域、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的二元结构,差别只在人们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因而,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转型并不是以现代伦理取代传统伦理,而是在传统伦理中生发和容纳一种依赖和根源于公共交往领域的公共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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