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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变革与社会变革 ——基于西方教育历史的诠释
2014年05月26日 15:10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11期 作者:单中惠 字号

内容摘要:在西方教育历史上,随着社会的变革,作为人类社会主要教育机构的学校也进行了变革。西方学校的第一次变革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西方学校的第二次变革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多样。面对21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西方学校必将随之进行变革,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也许将会成为西方学校未来变革的主题,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教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题。

关键词:学校变革;社会变革;西方;教育历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西方教育历史上,随着社会的变革,作为人类社会主要教育机构的学校也进行了变革。西方学校的第一次变革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西方学校的第二次变革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多样。面对21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西方学校必将随之进行变革,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也许将会成为西方学校未来变革的主题,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教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题。

  关 键 词:学校变革 社会变革 西方 教育历史

  作者简介:单中惠(1945-),男,浙江绍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教育思想史、西方教育问题史、西方幼儿教育史研究,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现今的时代,学校已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机构。在西方教育历史上,自学校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变革,学校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美国教育家杜威(J. Dewey)在他的很多著作中写到学校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1899年,他在《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一书中就大声疾呼,社会“根本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在教育方面也只有相应的改变才行”[1](P30)。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在《教育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1938)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需要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2](P231)基于西方教育历史的视野,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西方学校的变革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学校变革是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的变革;第二次学校变革是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多样的变革。面对着21世纪社会的变革,西方学校无疑将面临着新的变革,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也许将成为西方学校未来变革的主题。

  一、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西方学校的第一次变革

  就西方学校的产生而言,学界一般认为,根据考古发掘的推断,最早的西方学校公元前3500年产生于古代巴比伦;根据古代史料的记载,最早的西方学校公元前3500年产生于古代埃及①。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发展。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西方学校的种类得到了不断地扩大。从学校的教育内容来看,西方有文法学校、音乐学校、体操学校、角力学校、修辞学校、文科学校、实科学校、文实学校、工业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从学校的教学方法来看,西方有导生制学校、手工学校、劳作学校、活动学校等;从学校的管理主体来看,西方有行会学校、城市学校、慈善学校、教会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国民学校、独立学校等;从学校的分级程度来看,西方有母育学校、幼儿学校、初等学校、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等。

  西方学校的第一次变革开始于17世纪。这时,欧洲正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革新,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形成。各种新的思想和方法不断涌现。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宣告了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与此同时,关心生产力提高的新兴资产阶级也需要科学的帮助,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这一切表明新时代的曙光出现了。因此,17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平民群众对文化教育的普及需求,都使得已具有几千年历史的西方学校面临着变革。

  但是,无论在学校管理制度上,还是在学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当时欧洲的学校都无法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学校不是为整个社会设立的,而是为富人设立的;学校不是儿童接受真正知识的场所,而是儿童才智的屠宰场;学校的教学不是有序的,而是混乱的;学校不能使人留恋和得到愉悦,而只能使人感到厌恶和反感。本来应当清晰的和条理分明的讲授却被混乱的和复杂的讲授所取代,使学生好像是走入了知识迷宫。在这样的学校里,有些现象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例如,在法国,有一位校长“在任教期间用杖打过学生911 527次,鞭打过学生124 010次,扭学生耳朵10 235次,打学生头1 115 800次。此外,他还让学生在三角木板上下跪777次,让学生戴傻瓜帽子5 001次,让学生高举棍子1 707次。他曾经说过大约3 000句脏话”[3](P416)。

  在西方学校第一次变革中,曾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被称为“教育科学奠基人”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 A. Comenius)。在学校应该提供一种“周全的教育”的思想引领下,他第一个从理论上全面论证并制定班级授课制,他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教学原则使教学方法井然有序。他还撰写了《组织一所良好学校的准则》(Laws of a Well-ordered School),这是学校管理方面的最早著作之一。夸美纽斯明确论述了学校本身的概念、学校的组成等。他认为,学校是一个共同的教育和教学机构、共同的学习场所,保证学生获得一切要学习的知识;学校的各个部分只有处在一种有规律的和不变的依从关系中,学校才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算是有组织的,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在强调学习的程序和制定统一的学制系统的同时,夸美纽斯还在总结前人教育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班级授课制。他认为,按年龄分的班级是把成绩相同的学生结合为一个整体,以便更容易地带领学习内容相同的、学习同样勤勉的学生奔向同一目标;每个班级都有自己固定的教室,每个教室都有自己固定的内部布置(包括教师的讲台和学生的凳子)。最有趣的是,他运用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班级授课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例如,把教师比作太阳,可以发出同样的光来照亮每一个学生;把教师比作泉眼,可以发出知识的溪流从每一个学生身上流过。确实,夸美纽斯关于学校、班级和课堂的观点使得西方学校生活由原来的无序变成有序,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和之后的普及学校教育的社会需求,推动了学校教育的革新,促进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在之后的西方学校发展过程中,西方很多教育家都论述过有关学校的各个问题,进一步推进了西方学校生活趋于有序。不少西方教育家还专门写过有关学校管理的著作,例如,基督教兄弟会创立者拉萨尔(J. B. de La Salle)的《学校管理》(Conduct of the Schools,1720)、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学校的三个要素》(1857)等。当然,在这些西方教育家中,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他对学校管理作了全面的探讨,主张对儿童进行严厉的约束和压制以及采用惩罚的手段;尤其是他对教学阶段进行了划分,主张一切科目的教学完全采用统一的方法,以消除教学上混乱无序的现象。应该看到,尽管赫尔巴特探究了教育心理学化的问题,强调了儿童的多方面兴趣,但他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制定适合任何规模或结构的班级教学计划、注重教学的固定模式、偏重知识的系统传授以及忽视儿童发展的严酷管理,使得西方学校环境变得僵化和形式化,使教学成为一种呆板和枯燥的活动,从而使学校成为一个令人厌烦的地方。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这样指出,这种学校教育是“非常专门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4](P23)。因此,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最后在西方学校中变成了趋于形式化,变成了学校僵化的特征。“随着教学工作的高度结构化和颇有竞争性,科层制逐渐呈现,……在具体的班级管理工作中,教师也开始用一套工厂的管理式原则来管理学生”[5](P241)。到19世纪末时,西方学校形式化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并引起了很多具有学校革新思想的教育家的认真思考。

  二、使学校生活趋于多样:西方学校的第二次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校又开始了它的第二次变革。欧洲的新学校运动和美国的进步学校运动是这次变革的起点。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 A. Cremin)曾写了一本使他获得“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奖”(1964)的杰出著作,题为《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直接点明了这一时代西方学校所面临的变革主题。

  西方学校的第二次变革是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发生的。在这一时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革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题,并成为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的主要动因。在欧洲,自19世纪后半期起,尤其是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为迅速,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更为广泛。这一切必然使得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美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年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市化运动使得美国从一个以农村生活为主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以城市生活为主的工业国家。总之,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生活当时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这种社会生活的变革必然会对欧美国家的学校变革提出新的要求,使得西方学校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与此同时,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心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使心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理论的诞生。这也为西方学校的变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论基础。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分析美国学校变革的动力时,就列举了当时社会的工业、文化和社区、科学和达尔文主义等。

  但是,当时西方学校的实际状况却是十分糟糕的,不仅令人们很不满意,而且根本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在那里,教师盲目地让天真的儿童进行机械的训练、死记硬背和复述那些毫无意义的冗词赘句。对于当时学校的弊病,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教育学者进行了这样的归纳概括:一是教室环境单调乏味;二是教学活动毫无生气;三是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没有关联;四是学习方法死记硬背;五是训导方法愚蠢无知。1895年,美国一位报纸编辑曾这样指出,当时学校的低劣和蹩脚,“正如60年前我们少年时代的情况,但今天99%的学校还依然如故”[6](P40)。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意味着学校应当进行改革。

  因此,在新的社会生活的挑战下,西方学校的变革已是无法阻挡的一种趋势。学校校长和教师以及学生家长都强烈要求变革学校,并积极参与了学校的变革。例如,在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验学校中,随着学校实验的逐渐扩大,实验学校成为了包括教师、家长和学生在内的一个共同事业。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曾在《林哈德与葛笃德》(Lienhard und Gertrud)一书中深刻指出:“时代在进步,五十年来,一切都变动了,学校还是依然故我。这哪能培养出现代的人才,哪能适合时代的需要。”[7]P438)在西方学校变革的年代,很多学校改革者把他的这句话作为了学校变革的旗帜,因为它明确指出了学校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社会生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迫使学校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承担许多新的职责。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变革是范围更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欧洲,自英国教育家雷迪(C. Reddie)1889年创办欧洲第一所新学校——阿博茨霍尔姆学校之后,先后出现了许多新学校。其中有:英国教育家巴德利(J. H. Badley)的贝达尔斯学校、德国教育家利茨(H. Lietz)的乡村教育之家、法国教育家德摩林(E. Demolin)的罗歇斯学校、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O. Decroly)的隐修学校等。看到新学校运动的发展,瑞士教育家、国际新学校局的发起人费列尔(A. Ferriere)明确指出,新学校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在世界上传播开来,……旧的传统学校将不能抵制它。在旧的传统学校的地方,将在通过经验而提炼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建立起一座更宏伟的大厦”[8](P355)。概括起来,新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反对主知主义教育和学校过分强调灌输知识;二是反对学校课程忽视现实社会的需求;三是反对学校生活的僵化呆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四是反对学校在精神上压抑儿童。在美国,自帕克(F. W. Parker)1875年领导昆西学校实验之后,先后出现了许多进步学校实验。其中有:斯托特(J. H. Stout)的梅诺莫尼学校、库克(F. J. Cooke)的弗朗西斯·帕克学校、约翰逊(M. Johnson)的费尔霍普学校、沃特(W. A. Wirt)的葛雷学校、普拉特(C. Pratt)的游戏学校、农伯格(M. Naumberg)的沃尔顿学校、弗莱克斯纳(A. Flexner)的林肯学校、华虚朋(C. W. Washburne)的文纳特卡学校、柏克赫斯特(H. Parkhurst)的道尔顿学校等。概括起来,进步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反对从外面的灌输;二是反对外部的强制纪律;三是以训练的方法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巧;四是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应该说,每一所新学校和进步学校在实践中都凸现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共同构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图景。从欧洲新学校和美国进步学校来看,这次西方学校变革的区域之广泛、思想之新颖和形式之多样,在西方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杜威和他女儿合著的那本论述美国进步学校变革的著作,甚至采用了《明日之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这样的书名。

  以新学校和进步学校为标志的西方学校变革,无疑是对这一时代西方社会生活变革的直接反应。与传统学校相比,新学校和进步学校更强调学校生活的多样,并在教育形式、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革新性实验。例如,学校要与社会生活加强联系、学校环境和学校设施要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要注意体育运动和学生健康、要发展学生的独立精神、教学活动要适应学生的兴趣和满足学生的创造性等。这一切使得西方学校生活发生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变化。它们表现在:学校生活环境更加有利于儿童的发展;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学校更注重满足儿童的创造性要求,并趋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在教师的指导下,儿童实行自我管理,以追求个人自由的发展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教师对儿童的能力和需要有了更多的了解,使师生关系明显地变得亲切和民主等。杜威是一位学校改革家,他的实验学校的一位学生曾这样回忆道:“杜威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养成实际的、使生活充满着意义的行为方式的那种机会。……我的儿童时期的记忆,不但是鲜明的,而且是很有活力的”[9](P352)。

  由于过分强调儿童个人的发展和课程教学的活动性,这次西方学校的变革受到了批评和批判,甚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新传统教育派的要素主义者所否定。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次西方学校变革所带来的学校生活的多样还是被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改变了特征的西方学校并没有回到原来僵化呆板的传统学校。这确实是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中最有意义的和最有启发的一点。因为它们给西方学校带来的许多方面的变革是不能否认的,这就像曾经在西方起巨大作用的工业变革是不能否认的一样。

  所以,在对当今的西方学校进行仔细考察之后,人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一所学校,在一所学校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一个班级,在一个班级里找不到在每天的教学过程中从头到尾完全一样的课堂场景。无疑,这是西方学校在第二次变革后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即学校生活多样的特征。

  三、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西方学校的未来变革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当代西方教育信息化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学校的变革提出了又一次新的挑战。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 Delors)在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Leranng: The Treasue Within)的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新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消除了距离的障碍,正十分有效地参与和塑造明日的社会。由于这些新技术,明天的社会将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模式。最正确和最新的信息可以提供,而且往往可以实时地提供给地球上的任何人使用,并能达到最偏僻的地区。……人机对话的技术将使人们不仅能发送和接收信息,而且能不受距离和运作时间限制地进行对话、讨论、传递信息和知识。”[10](P27-28)

  实际上,在教学机器产生和在中小学广泛使用之后,随着教学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西方学校确实又一次面临着新的变革挑战。更早的话,这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面对着这样的挑战,一些激进的西方教育学者提出了可以用教学机器来代替学校和教师教学的观点。这一教育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教育家伊里奇(I. Illich)甚至提出了令人震惊的“非学校化”(De-schooling)理论。他说:“我相信,学校的废除已不可避免,并且,这样一种幻想的结局使我们充满希望……我也相信,‘学校教育时代’的终结可能开创一个全球性校舍的新纪元……一句话,我们可以废除学校,或者说我们能够废除学校文化。”[11](P651)应该看到,这种废除学校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空想的倾向,实际上是阻碍而不是推进西方学校在新的时代中的变革。对此,当代国际比较教育学家、瑞典教育家胡森(T. Husen)曾进行了十分理性的分析:“不要把学校看成是一个教学工厂,因此,机器也不能代替教师。在有理由用机器代替教师的情况下,也必须把这种教学看做是反常的。”[12](P190)西方学校的发展证明,尽管主张教育非学校化的人和主张学校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但废除学校的思想在西方并没有成为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在进入学习化社会的21世纪,面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教育技术的进展,西方学校必将面临着未来变革的严峻挑战。与学校有关的许多实践性问题,需要人们进行认真的和深层的思考。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西方学校未来变革的一个主题:如何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具体来讲,它也许应该表现在诸如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互动、学会学习与学会什么的结合、认知发展与情感发展的和谐、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的联系等方面。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在以前的西方学校变革中没有被涉及或被关注到,而是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或解决。因此,在西方学校的未来变革中,人们需要认真而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在学校实践中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美国教育学者阿克曼(D. B. Ackerman)曾在《卡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世纪的根基:叩响最佳的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文章,十分幽默地告诫我们不要把有关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看成是装饰华丽的手纺车中周而复始的转轮,并强调指出:“引用生物学上的隐喻,学校最显著的哲学形式,就如同DNA的双链一样:进步派和传统派是相互缠绕、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这就是我们应提倡的学校。”[13](P344-349)但是,西方学校变革的历史已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是教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题。

  事实上,人们对未来学校实践的憧憬显然要多于对未来学校理念的憧憬。但是,西方学校未来变革的理念能否成为未来变革的实践,这仍然需要时间的等待。当然,西方学校的变革历史也已表明,要实现学校变革的理想使命,首先需要教育者对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和敏锐精神。这也许是西方学校未来变革成为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展现一些口号式理念之关键。美国著名教育家古德莱德(J. I. Goodlad)曾主持了美国学校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和最复杂的调查研究项目——“学校教育研究”。他在《一个称为学校的地方》(A Place Called School)一书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敢于希望为‘一个称为学校的地方’带来新的一天曙光的艰苦工作已经开始了吗?”[14](P381)这实际上为西方学校变革发出了新的呐喊。

  总之,社会始终在通过变革而得到发展,学校作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机构也自然会随之而进行相应的变革。社会变革无止境,学校变革也无止境;学校将随着社会变革而变革。从西方学校变革的历史和现实中,人们应该清晰地领悟到这一教育真谛。

  注释:

  ①与西方学校的产生相比,关于我国学校产生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公元前4000年虞舜时期,传说有了学校,参见“虞氏之学名庠。”(《三礼义宗》)、“米禀,有虞氏之庠也。”(《礼记》《明堂位》);在公元前2033-1562年夏代,有可能产生了学校,参见“夏后氏之学在上庠。”(《仪礼》)、“序,夏后氏之序也。”(《礼记》《明堂位》);在公元前1562-1066年商朝,正式有了学校,参见“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礼记》《王制篇》)

  参考文献:

  [1][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Gabriel Compayer. The History of Pedagogy[M]. Boston: D. C. Heath & Company,1910.

  [4][美]杜威著.学校与社会[A].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名篇[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5][美]厄本,瓦格纳.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M].周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美]克雷明.学校的变革[M].单中惠,马晓斌,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7][瑞士]裴斯泰洛齐.林哈德与葛笃德(下卷)[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8][瑞士]费列尔.活动学校[A].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9][美]梅休.杜威学校[M].王承绪,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10][联合国教科文]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1][美]伊里奇.学校教育的抉择[A].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2][瑞典]胡森.教育的目前趋势[A].胡森,世界教育展望[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13]D. B. Ackerman. Taproots for a New Century: Tappi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J]. Phi Dalta Kappan, 2003, 84(5): 344-349.

  [14]John I.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8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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