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区域周刊推出了“湖南东安缔结县域教育‘命运共同体’”的报道。稿件刊发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纷纷来信来电，希望得到更多区域推进集团化办学的经验。为回应读者需求，周刊将在5至6月连续推出多篇专家特稿，为进一步推进集团化办学提供思路，敬请各位关注。

　　——编者

　　集团化办学最初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以契约为纽带构建的大规模多层次组织形态，是通过优势互补或以强带弱，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的办学模式。

　　从形式上看,通常是以名校为龙头，依据共同的办学理念和章程组建学校共同体，整合学校的教育资源，在学校规划、日常管理、课程建设、教师发展、设施使用等诸多方面实现共享、互通、合作，旨在最终实现共同体内优质教育资源品牌的辐射推广与合成再造。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北京、上海等很多大城市，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重要举措。梳理各地集团化办学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影子。

　　笔者以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4个发达地区的集团化办学为例，尝试总结这四地政府的探索与经验。

　　注重顶层设计，从制度上突破编制、经费难题

　　综合来看，北、上、杭、深四地集团化办学之所以成效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政府作为幕后推手。四地都在其《“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要支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制改革，从政策上引领集团化办学方向，并从顶层设计上为集团化办学“立柱架梁”。

　　以上海、杭州为例，从领导小组的组织建构，到出台系列建立和完善集团化办学的管理制度，再到发布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绩效督导和评估指南，无不体现了政府把大力发展集团化办学作为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要途径的意志和决心。

　　为规范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上海早在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促进优质均衡发展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实施意见》和《上海市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上海还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学区和集团进行绩效评价，将学生、家长与社区老百姓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成效的重要标尺。

　　在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集团校会遇到很多体制机制上的壁垒。面对难题，四地都选择了主动出击，协调教育、编制、财政、人社等相关部门，联合推进改革，解决了校长职数设置、教师编制和福利待遇、学校办学经费等难题。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各地以往的政策基础和经验。如北京的集团化办学是在“十五”“十一五”时期，政府大力开展“城乡手拉手，名校办分校”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上海自“十一五”以来就通过政策和资源杠杆，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办学联合体，推进中心城区优质学校托管郊区的薄弱学校，引导和带动了薄弱学校的内涵式发展。

　　尊重现实差异，鼓励多种模式多个样态的集团校并存

　　从办学体制来看，四地集团化办学都融合了公办、民办、混合制等不同体制的学校，这以上海、深圳、杭州表现最为典型。从办学模式来看，四地均采用了多元化、特色化的办学模式。北京有教育集群，上海有委托管理、多法人组合、单一法人、同学段联盟、跨学段联合，深圳南山区有加入型、内生型、联盟型、委托管理型等。

　　集团内部治理结构和而不同、因校制宜，有松散型、紧密型和混合型。如深圳南山区落实“一校一策”，鼓励集团与集团、集团成员校之间个性发展、特色发展。育才教育集团通过“联邦式”模式，总校充分授权激发分校校长的办学积极性，保持了分校的办学自主权和特色。

　　在同一集团内，管理体制也非常多元。既有在集团总校一个法人领导下的紧密型管理模式，也有存在多个独立法人的松散型管理模式，即“独立法人联盟式管理”。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桃源中学、育才教育集团龙珠学校、南山实验教育集团白芒小学都是“联盟式”管理。

　　杭州集团化办学实现了跨层次、跨类别、跨区域、跨行业发展，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各区和学校都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办学模式与运行机制。集团化办学在连锁式、加盟式、合作式和嫁接式的基础上，以特色、主题为引领或以学区型“划片组团”方式组建教育联盟，如上城区的钱江教育联盟、阳光宝贝教育联盟、吴山生态教育研究联盟以及下城区的特色教育联盟等。而杭州第四中学教育集团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则代表了名校托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