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校长）的眼睛里、心里始终有“人”存在，一切以人为核心，在如何“塑造”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我的想法、做法。在看似纷乱的行为中，他找到了教育的核心和真谛。 天成 绘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与人类学系教授哈里·F·沃尔科特所著《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描述并分析一位校长的日常生活，对校长做出民族志的考察，是一部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经典。在教育领域，往往存在着一些被忽视而又时刻潜在影响其整体的灰色地带。这本书从民族志角度对校长的研究，像一把打开教育灰色领域之门的钥匙，将具有代表性的校长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铺陈式地展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校的管理是如何实行的，一个校长是怎样养成的，甚至可以领悟到一个具体层面的教育决策出台的思想过程。

　　这种对事物发展的质性描写，对当今社会一些教育现象和规律的揭示是非常全面、客观和有历史意义的，对现在校长研究领域通行的规律性分析方法是一种补充。特别是他提到的对调查数据研究方法的质疑和反对，在这个一味倡导大数据的时代，更让人觉得清醒、踏实、独立。

　　新视角：连接琐碎常识和专业知识

　　民族志研究是因为其最大程度地进行客观和连续研究而具有价值和意义。《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的研究价值在于，作者不仅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本身,还详细地向我们呈现了如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操作性的微观问题，即在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中需要注意的专业问题。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要相互信赖，同时又不能让因彼此过度信赖而产生的亲密关系影响到研究。还要考虑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使其作为复杂的人而不是单纯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在研究中受到控制的。

　　研究者能为被研究者提供什么，也是应该被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被研究者来说，置身事外的研究者也许只是一个资料和信息的索取者，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本身需要被研究者的配合，同时对被研究者的工作和状态也会带来一定的干扰。那么，这样单方面受益的研究能持续多久？被研究者要配合研究者的理由在哪里？而如果研究者为其提供一些智力支持，又使研究成为了一种合作。假使牵涉双方的利益行为，也许对研究本身来说，又是一种非自然状态。面对诸如此类问题和矛盾，如何去解决？

　　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行为都是一种双方的合作，只是收获或许有形或许无形。比如，校长艾德应该是一个正直、勤恳、很配合而且非常能够合理看待这种研究的人，但依然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研究过程及撰写报告阶段，我已经感觉到困惑，因为我怀疑艾德个人希望的是一种对于困难工作的证明，而我无法想象我的民族志报告本身能否对这些方面给予证明”。

　　样本的选择，是研究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样本的选择是否谨慎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性，整体上会影响研究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力——艾德不是校长中最优秀的，也不是最有个性的，如果将其置于千百个校长中，他似乎是可以隐身的；然而他又是尽职尽责的。因而，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校长，是研究中需要的一个好的样本。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对样本的剖析全面而细致入微。这就好比一个生产校长的加工厂，我们通过阅读看到了生产的整个流程，甚至原料产地，以及校长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动作和决定。这是一个连续的、全方位的解读，而没有拘于片面或主观地去判断或归类其属性。

　　总体上说，这个相当精彩的民族志研究中隐含着非常客观的方法论。精彩和客观，也许大多时候在研究中是难以兼顾的，而作者却几乎隐去了个人任何主观的见解和判断。客观的事实描述与如此专业的研究，是需要付出相当的心血和精力，才能完美地把琐碎常识和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连接起来——它的确起到了一个对世界强大的“解释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