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教育独家
再识大楼与大师 ——重温梅贻琦就职演说
2019年11月08日 16: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晓报 字号
关键词:内涵式发展;梅贻琦;教师队伍建设;办学理念

内容摘要:在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今天,重读梅贻琦校长的就职演说,再识他的“大楼”与“大师”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内涵式发展;梅贻琦;教师队伍建设;办学理念

作者简介:

  学校的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内在因素无疑是师资。关于师资的重要性,教育学界和教育一线多有论述,但最为经典、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梅贻琦于1931年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中所说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关于这句话是否容易让人产生误读,读读演说原文便知,但对大楼与大师的关系,从大学发展的现实角度,实有再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今天,重读梅贻琦校长的就职演说,再识他的“大楼”与“大师”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师相对比大楼更重要

  梅贻琦在演说中说:“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由此可以看出,梅贻琦的这句经典论断并没有否定包括大楼在内的设备的作用。只不过从难易程度来说,大师的罗致远远要比大楼的营建困难得多。因为教师,尤其是大师级的人物,总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往往看重的是学术平台、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这是一般大学难以给予的。

  对于大师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大学存在的依据。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主要承担者,没有教师,大学的职能就无法履行,大学也将随之无以为济。以人才培养为例,梅贻琦认为,学生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进一步来说,如果让大学保留几个关键要素,那教师与学生无疑是其中最关键、最不能舍弃的两个。因此,包括大师在内的教师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根本之一。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学面临着多个要素无法同时具备或同时优质的办学境遇。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西迁长汀,当时条件艰苦,学校以长汀文庙为办公场所,借一座破楼做女生宿舍,租长汀饭店给教授安身栖息。校长萨本栋一家则住在仓颉庙,仅卧室和饭厅两间。然而,即使在这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之下,厦门大学仍然可以称之为大学,仍然在坚持办学。经过师生员工的苦心经营,抗战期间的厦大不仅没有被战争摧毁,反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绩:由刚迁至长汀时的3院8系、83名教师、284名学生,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4院15系、94名教授和副教授、1044名学生。反之,一旦大学没有了包括大师在内的广大教师,没有了学生,即使拥有富丽堂皇、设施一流的大楼也无法再称之为大学。

  其二,作用力。地以人重,校以师重。梅贻琦言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与梅贻琦同一时期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在1936年的就职谈话中说道:“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进一步来说,没有一流的教师,有再多再好的大楼,学校的办学水平也无法得到有力的提升。这就是当前“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挖人”大战出现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反之,当哈佛、耶鲁、北大、清华全部变成了茅草屋,但却有一流的教师,它们仍是一流大学,仍可成就一流。

  提起这一点,我们会自然想起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8月在长沙成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所组成,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大学,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然而其校舍却很简陋——平房、土坯墙、茅草顶。但是,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校舍之下,西南联大却培养出了一批精英人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和173位两院院士。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三校联合办学形成了一支实力超强、冠于全国的师资队伍:西南联大先后共聘请教师778位,其中教授290位、副教授48位,基本师资为350位左右。

  大师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有研究者认为,如今很多地方投入巨资推动“双一流”建设,大都规定经费大部分用于人才引进,基本不能用于基建、设备等用途。这似乎让人觉得,在大楼与大师之间,我国大学已经给予大师和其他人才足够的重视,因此目前应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大楼”而非包括大师在内的师资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对全国高校的教师进行调查,相信很多老师给出的答案会是否定的。

  具体来说,包括大师在内的师资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体现之一在于,当前我国大学教师的待遇总体上还比较低。2013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研究分会组织的“高等学校教师薪酬调查”课题组对84所高校教师进行了薪酬调查。结果显示:高校教师的年工资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47.7%,10万—15万元之间的占38.2%,15万—20万元之间的占10.7%,20万元以上的占3.4%。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高校教师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按职务分析,正高级教师的年平均收入为14.36万元,副高级为10.33万元,中级为8.3万元,初级为7.44万元。而青年教师情况较差:81.9%的青年教师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特别是34.6%的青年教师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17年那张复旦大学老教授的工资表会刷爆微信“朋友圈”,因为它不仅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反映了高校广大教师的心声。从影响来看,待遇低不仅意味着大学教师无法得到与其职业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影响其职业认同感和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而且也对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带来一定冲击: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大学教师本身的职业收入无法很好地养家糊口的时候,他们要么节俭度日,要么想其他办法去增加收入,而这势必会分散其教研精力。从现实来看,这种精力的分散并不鲜见,如麦可思2016年进行的“大学教师薪酬福利调查”显示,50.2%的本科青年教师和56.8%的高职高专青年教师有为增加个人收入而兼职的经历。

  体现之二,与目前有些研究者的观点恰恰相反,不少高校“大兴土木、大建高楼,在短时间内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却“对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师资队伍等却缺乏规划、支持不足”。更有甚者,一些大学在大楼可以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仍然大肆兴建新大楼甚至新校区,而没有想方设法去增加现有大楼的利用率,对现有大楼进行提质改造,从而节省大笔开支,将其用在聘请高水平师资、增加现有教师待遇、为学生发展提供经费支持等事务上。前文已述,一般大学在学术平台与学术环境上往往并不占优势,因此只能从工资待遇、人文关怀等方面着手去延聘大师,并注重现有师资的培育。然而,“蛋糕只有那么大”。当一些大学将大笔经费投入到大楼的建设上时,也就意味着它们投在“人”本身上的经费将是有限的,这也随之导致它们在高水平师资引进和培育上所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体现之三,当前大学教师作为办学主体的特性还不够突出。在过度行政化的现实之下,大学教师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被管理的地位,西南联大创造奇迹的重要经验——教授治校并没有在今天得到很好的落实。再者,梅贻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讲道:“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然而,在学术与行政倒置的现实面前,“官职”为荣、为尊,大学教师地位往往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以至于出现了“教授与科长,哪个大”的疑问,出现了科长训斥教授的场景,出现了“办公楼的,得罪不起”的告诫,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抢一个处长位子的现象。此外,不少大学主张“以学生为本”,却将教师的切身利益放在其后。实际上,大学只有首先做到了“以教师为本”,教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科研,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大楼涵养大师有讲究

  前文无意将大楼与大师对立起来,只是从比较和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大师的重要性。大楼与大师对大学的发展都是重要的。正如竺可桢校长所言:“一个大学,如欲使其存在发展,最低限度的校舍建筑是不可少的。”“人才诚然重要,可是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惟有丰富的图书,方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简言之,人才与设备二者之间是必然辅车相依,相得益彰的。”以抗战期间的厦大和西南联大为例,它们在分别迁到长汀和昆明后,一方面重视引进人才,一方面也在进行办学场所、设施、设备的建设。而且从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来看,它们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也具有一流的场所、设施和设备。因此,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师与大楼无疑都是需要进行谋划的。

  然而,当前我国大学在“大楼”建设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单就狭义上的大楼本身而言,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曾经指出,当前我国很多大学不但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不知道怎么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少大学还是在拿盖房子的逻辑在建大学的大楼。有此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大学的建筑看起来如此相似,为什么中国不少大学的大楼乍一看像工厂而非大学。再从内部构造来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教室里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固定桌椅;图书馆里满是阅览室、自习室,却没有可供交流的研讨室;教师们的办公室紧紧相连,却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很明显,这样的大楼是不利于涵养大师的。

  丘吉尔曾说:“我们塑造我们的建筑,而后我们的建筑又重塑我们。”那么什么样的建筑可以更好地塑造大师、促进大师成长呢?这一点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案例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MIT认为,工作氛围(如自由精神)固然重要,但学院还应努力为学者们构建一个便于交流的空间,因为工作环境会刺激和孕育协同合作,而没有协作,某些研究课题根本无法完成。MIT一些成果就是在协作、对话之中取得的,如天气预报从一种直觉艺术成为流体力学的一个分支,并且计算机能在天气预报中派上用场,就得益于MIT气象学系成员之间的思想交流、深入讨论。因此,大学要努力通过建筑设计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增加他们产生互动的可能性。目前,MIT一些建筑就体现了这样的设计理念:大卫·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Koch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Cancer Research,KI)将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置于同一个屋檐下,以便研究癌症的科学家和寻找治疗方法的研究者展开合作;斯隆管理学院大楼则有一个相当开阔的中庭,并且强调较高楼层拥有较大的开放空间。

  实际上,大楼的建设,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内部构造,背后都是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理念的建筑是没有灵魂的建筑,它充其量只是个‘房子或构筑物’(building or construction),而不是建筑(architecture),更不是艺术(arts)。”然而,这恰恰是当前我国很多大学建筑的写照:在外形上缺乏艺术性,在功能上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学和科研的切实需要。缺乏艺术性,使大学建筑的美感缺失;没有考虑大学功能需要,导致它更像一般建筑而非大学建筑。因此,要有一流的大楼,就要有一流的办学理念、建筑理念。如基于前文所提及的促进大学学者交流与对话,从而促进科技进步、学人发展的理念,国外一些大学在教学楼设计时将教室与教师的工作室安排在同一平面层,一侧是教室,一侧是教师的工作室,教师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交流。再如,当前国内外一些大学都设有咖啡厅,其目的也在于通过营建公共场所为师生交流提供方便。

  再识大楼与大师,大楼促进大师的孕育,大师将大楼作用最大化。重温梅贻琦校长的“大楼”与“大师”说,一个理想的图景是,一所大学既要有一批大师,又要有外形与功能兼优的大楼,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一个最大的期望是,大学应结合大学的本质、特性和职能给予“大师”足够的重视,同时又对“大楼”进行大学意义上的设计和改造。

  【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跨学科专业的发展机制研究”(EIA150408)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张晓报 工作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