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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教师: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及消解
2015年08月07日 08:59 来源:《教师教育研究》2015年第20151期 作者:蒋福超 赵昌木 字号

内容摘要:面对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教师在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出现了紧张局面,宗法权威遭遇自觉理性,德性伦理让位规范伦理,整体性丧失而带来生命意义的单向度,对当下的放逐而带来生存价值的虚无,并在国家代言人还是托管人上焦灼不安,在科层权力和专业权力上矛盾重重。要消除紧张、实现幸福,就需要正本清源、需要教师教育的启蒙以及教师的自我解蔽。

关键词:现代性;前现代性;教师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蒋福超(1979- ),山东新泰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赵昌木,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面对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教师在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出现了紧张局面,宗法权威遭遇自觉理性,德性伦理让位规范伦理,整体性丧失而带来生命意义的单向度,对当下的放逐而带来生存价值的虚无,并在国家代言人还是托管人上焦灼不安,在科层权力和专业权力上矛盾重重。要消除紧张、实现幸福,就需要正本清源、需要教师教育的启蒙以及教师的自我解蔽。

  关 键 词:现代性 前现代性 教师

  在走向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我们忘却了传统,却在现代中迷失;我们双手迎来了极具现代性的教育精神和课程文化,为理性和个人的光辉欢呼雀跃的同时,却不得不受制于前现代的文化规约。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互动,彰显出一种爱恨交加的紧张局面。

  中国教育问题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龃龉而带来的矛盾和紧张更多地体现在教师这一实践主体上。在教师与自我、他人和社会三维空间内,教师不只是许多人说的戴着脚镣跳舞,而是“带着笑面具哭泣”。每一个稍有良知和智识的教师,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颉颃都会紧张不安、矛盾重重、无所适从,是纠结带来违背,是违背带来不安,是不安带来痛苦,是痛苦带来哭泣。如果说戴着脚镣跳舞是教师的外在表现,那么“带着笑面具哭泣”可能是教师内心的精神写照。笑是职业的标志,哭是内心的不安。本文力图发现教师的内心纠结甚至痛苦的深层原因所在,进而为教师的幸福谋求可能之路。

  一、教师与他人:宗法权威与自觉理性、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

  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凸显的过程,“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走向自觉……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1]由此,现代性的转换使得宗法血缘维系的前现代文化基因让位给自觉的、理性化的人本和法治精神,同时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张扬。教师与他人关系的冲突和紧张也由此产生。

  教师的紧张感首先表现在宗法权威与自觉理性的冲突上。在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或“长老统治”的社会里,教师有着与天地君亲并提的地位,“亲其师信其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话语都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下,教师用家庭伦理关系来规约师生关系,中国传统“情本位”的文化弥漫在人与他人处理关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以降,人更多地以独立的、自我的、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不再依附于诸如血缘、家族、村落等的群体关系,人存在的“单子化”促使人们在个体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承担对社会及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教师与学生和其他人的关系变成了现代意义上制度化的契约关系,权利和义务是度量教师行为的标尺。

  深受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浸淫的当代学生,其主体性正在苏醒,对民主平等的权利诉求也日渐显现,当这种诉求与教师旧有的、和农业社会相适恰的专制权力相遭遇,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教师面对两者的冲突,一方面有着教师天然具有权威的深层职业潜意识,一方面不得不遵从法律法规的约束而实践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的这种紧张感让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矛盾重重,造成了表面上维护民主平等,私底下却通过各种手段去控制、窥探、监控学生。

  其次,群体伦理让渡于个体伦理带来道德的世俗化,教师的德性伦理也沦丧为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而非“我应该做什么”,它的基本概念是“好、善、德”而非“正当、责任”。当然,教师的德性伦理是与前现代“共同体”社会或“熟人社会”相适应的。当教育进入现代社会,“教育已经不再是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的价值引导,而成为整个社会机器的动力学补偿性构件;对人的机械论理解直接导致了教育建构的程序化和机械化,从而教师也就不再是‘道’的追求者,而成为人力资本的培训者。”[2]教师从前那种威严清俊的形象逐渐模糊,教师的道德产生了碎片化,个体主义的张扬取代了“公共善”的价值求索。道德只能置于自身之上,处于虚空之中,道德成了与社会无关的事情,成为教师私人领域的事情。

  在这种转化中,教师仍然面临着选择带来的痛苦。我们教师教育中所要求的“人师”形象,“传道、授业、解惑”者的魅影,在现代性的言说中异化为“用教学技能高效率地教知识以保证学生考试成功的规范伦理,使教师职业自我意识和人生态度都充满着工具理性和利益至上的倾向”。[3]教师之间的竞争、唯成绩论等,让师生关系、师师关系变得狭隘、单调,更有个别教师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将教师的德性伦理肆意践踏,从此教师的生活世界便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当教师与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社会人的关系变成干巴巴的“守则”遵守和个人至上的合理维护,教师以何影响、化育学生?没有了融洽的关系,教师又怎不紧张和焦躁?

  二、教师与自我:整体性与功能性、当下与未来

  教师的分裂感和迷茫感不只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还体现在自我认同的危机上。“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这些认同之间可能会相互竞争或者彼此强化,如职业上的、文化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认同可能与另一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4]教师自我认同的冲突和危机表现在生命意义的单向度和生存价值的虚无化两个方面。

  在前现代,知识分子被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天职感”所召唤,是文化的传承者,甚至是与政统相抗衡的道统的重要力量。现代以来,“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原来充满了意义的目的论宇宙观彻底解体,世界割裂成一个个孤零零的机械碎片。在这样的彷徨、孤独之下,知识分子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之中,寻找专业所提供的独特价值。”[5]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质的转变,即从立法者到阐释者(鲍曼),从普遍的知识分子到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从理念人(科塞)到专家(吉登斯)的变化,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过程就是现代性的后果逐渐显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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