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高等教育学
立功与立言可否融通:综合大学中教育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20年10月30日 13:11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阎凤桥 字号
2020年10月30日 13:11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阎凤桥
关键词:教育学科;综合大学;立功;立言;四重逻辑

内容摘要:综合大学的教育学科应该利用综合大学的学术优势,向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学习和借鉴,进行学科的有益交叉,通过提高其学科化的程度,来达到强化学术性的目的,最终反哺于教育学科社群,推动教育学科整体的进步。

关键词:教育学科;综合大学;立功;立言;四重逻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阎凤桥,山西稷山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教育学科既要满足所在大学发展的需要,又要在整个教育学科中有立足之地。满足前者,产生了教学和服务的功能;满足后者,产生了研究的功能。大学与学科的双重要求既独立,又联系。在评估和声誉机制作用下,大学也越来越关注系科的研究水平,形成了学术、政治、资源、社会四重逻辑,共同作用于大学中的学科建制。教育学科本身具有实践性强、学科性和专业化程度弱的特点。这种特点限制了其在综合大学中的地位。从发展规模和水平上,综合大学的教育学科又无法与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相抗衡。在这种两难的格局下,其出路何在呢?本文认为,综合大学的教育学科应该利用综合大学的学术优势,向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学习和借鉴,进行学科的有益交叉,通过提高其学科化的程度,来达到强化学术性的目的,最终反哺于教育学科社群,推动教育学科整体的进步。

  关 键 词:教育学科;综合大学;立功;立言;四重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9)04-0011-05

  一、“一仆二主”与立功立言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其特殊性有很多表现方面,其中之一是“一仆二主”。所谓的“一仆”可以指学者,也可以指基层学术单元(院系);所谓的“二主”,一为大学,二为学科社群。处于大学中的学者和学术单元既与所在的大学建立纵向隶属关系,也与所属的更大范围的学科发生横向联系。“一仆二主”之说法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所反映的西方国家的基本情况是,就“二主”的相对影响力而言,学者更加注重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学科的忠诚度要高于对大学的忠诚度,这也是学者重科研、轻教学的缘由,因为教学是学者与大学关系的表现方式,研究则是学者与学科关系的表现方式,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造成“人往高处走”的流动态势。①在中国特定的单位制情形下,学术体制内的纵向关系强于横向关系,学者与大学的关系更为密切,造成大学人员稳定甚至僵化的格局。②“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项目学校的作用,而削弱了学科的影响力。当然,在上述普遍情形下,在同一所大学中的不同学科之间和在不同大学中的同一学科中也有差异,例如大学校方对于校内的学科是区别对待的,在他们心目中,不同学科的分量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另外,同一门学科,在甲校的地位可能与在乙校的地位差别明显。

  以教育学科为例,在中国不同的院校中的情形就不太一样。在师范大学系统,教育学科是核心学科,也是主要学术建制,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往往受到学校领导的关注,无论从规模、地位、资源配置、办学条件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发展境况,同时在全国学科评估中也处于领先的等级和名次,可谓左右逢源。而在综合大学中,教育学科的境遇则大相径庭,在地位等级和优先顺序上,多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甚至被撤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特别是在综合大学,教育学科的处境为何如此这般呢?这关系到教育学科的命运与前途,值得作为一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假使你是一所综合大学的最高领导,你会如何对待校内不同学科呢?大学校长的角色多少有些像多子女家庭势利家长的角色,家长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女呢?我在这里假设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家中两个孩子,一个学习好(甲),另外一个学习不好(乙),家务活让谁去做呢?显然,家长会倾向于给学习好的孩子更多的学习时间,让学习不好的孩子去完成家务活。另外一种情况是家中两个孩子,一个有体育专长(丙),另外一个学习不好(丁),家务活又让谁去做呢?这就不尽然了,也许会让学习不好的孩子去做家务,也许会让体育专长的孩子去做家务,给学习不好的孩子留下更多的时间去补习功课。在综合大学里,教育学科不可能是甲,因为所有获得学科评估A+和A的都是师范大学,只能是乙和丁(综合大学教育学科的最好评估成绩是A-),充其量只能是丙(在某些二级学科领域领先)。因此,学校总是期望甚至安排教育学科建制为学校做一些服务工作,如制订方案、拟订计划、提出对策等,甚至被当作一个职能部门一样对待。从名义上看,好像教育学科为学校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种说法有些勉强,为什么其他学科(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健康、艺术等)就没有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为学校服务的义务呢?教育学科作为充其量的丙该怎么办?《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那么综合大学的教育学科在“立功”(为学校服务)与“立言”(做好本身的学术工作)之间选择时该何去何从?在立言无望的情况下,似乎只能选择立功之路,悲观地讲是忍辱负重,吃苦耐劳,锤炼自己,赢得“好人缘”的名声,或者乐观地看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主动开拓,创出一番新天地。

  二、北大教育学科发展史自审

  北大的教育学科历史久远,京师大学堂、老北大、西南联大期间就有教育学科或师范教育内容,但是从学科地位和学术成果方面看,好像业绩平平,缺少可以与文史哲、政经法、天地生学科中出现的大师级人物相媲美的学者。胡适在美国求学时虽然是杜威的学生,但是他的专长是哲学和文学,而不是教育学,硬要拉到教育学领域来,未免有附龙攀凤之嫌。北大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教育家,但他们都是因为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学者而被冠以教育家,而不是教育学家。可见,教育学家不等于教育家。阅读有关北大的史书,有上述的感觉和猜测,也许这种感觉和猜测是片面的。史书往往是人文学者撰写的,所以人文学者容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有人文学科的大学容易形成校园文化。③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的教育学科被迁移到其他院校,空白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80年代后,在汪永铨、郝克明等人的推动下,北大教育学科得以复建,从高等教育研究室发展到高等教育研究所,到2000年教育学院建立,从设立硕士点到设立博士点,到发展成为重点学科和文科基地。回顾40年来北大教育学走过的路,它始终以学科形式进行,在学科或者学术框架内做文章,以学术为立命之本,独善其身。在扶持“二主”时,偏向于学科而非学校,在立功与立言二者选择时,偏向于立言而非立功。因为唯有如此,才免于承担不必要的“俗务”,可以保持一份清高,没有被大学当作职能部门一样对待,也免于命运多舛,至今运行平稳。北大的情况可能在综合大学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大的教育学科建制始终是校内的一个二级学术机构,规格相当于院系,具有小规模、高层次(研究生)、重研究、国际化等方面的特色。在开展学科评估之前,教育学科在北大校内普普通通,清静无为,默默无闻,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不被青睐,也不受什么干扰,偶尔也效力于学校。可以说,在学科领域的知名度高于在校内的知名度。但是,当学科评估开展之后,校内平静的氛围不再,我们先后获得了第六名排序和A-,这个成绩在全国综合大学中名列前茅,但是在北大内部则远不尽如校方之意,与前三名和A+的校方期许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短期内来缩小。于是,学院的负责人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在域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的教育学科被撤并的不利影响和校内真假难辨的传言中,甚至有了生存的危机感。④这种感觉仅限于学院的领导层,普通老师对此可能没有什么感受。

  近些年来,大学的生存场域发生了明显变化,竞争程度逐步加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所大学,北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竞争压力。借着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形成的学术优势,北大曾一度在人文、理科方面独领风骚,所向披靡,在社科领域也优势明显,遥遥领先。但是,今非昔比,今天北大的一些院系面对着的是其他学校的整体竞争态势,比如在外语、法律、艺术、商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地质、工程等领域就是如此。于是,学校把压力下传到学科建制,但是学科本身并没有消除压力和摆脱困境的能力,除非学校允许它们无限规模地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希望从事教育研究的我们增强为学校服务的使命感,拿出妙招,帮助学校摆脱困局,走向新的辉煌。不过谈何容易!

  三、如何为学校服务呢?

  好大学是方方面面都要强,管理水平与学术水平要匹配起来,北大也是如此。首先,北大有很强的行政体系,以校长和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副部级或者是院士级学者,见多识广,专业精深,下面则是精兵强将,不仅行政人员的学历高,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不计其数,而且很多都是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思维敏捷,视野广阔,综合素质高,了解国外一流大学的情况,人人可以独当一面,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作为校党代表和中层干部,本人阅读过北大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和其他校方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感佩报告的执笔者对上级政策的精准把握,以及对于学校工作的缜密构思,可以说文件写得天衣无缝。其次,所谓的被管理者——学者们都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不用扬鞭自奋蹄,个个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壮志和本领。前校长林建华对比了他曾经任职校长的几所大学后说,北大最不需要管,大家既有想法,也有能力,只要把权力下放,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会有好的结果。基于这样的思路,在任期间,林校长推行的一项改革是管理重心下移,使院系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

  在行政系统强和学术人员不需要管的情形下,在服务大学方面,我们一直无用武之地。老实说,分工不同,职责各异。行政部门做得了的事情,我们做不了。行政部门难做的事情,我们也同样难以做到。在这一点上,北大很像国外的一流大学,学是学,术是术,不能将两者混淆,教育学院是学术单位,服务学校的是专门设立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北大校长没有太用我们,并不是没有期许。几任校长都提出,希望我们为学校的发展提出好的建议和方案,我们理解,那是给你一个临时的舞台,你可以试一试,演得好就演,演不好就罢。领导可能都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像学院领导对于院系内的发展态度也是如此,谁做得好就支持谁,先有成果后有位子。遗憾的是,对于校方的期许,我们一直没有做出积极和有效的回应,雪中送炭容易,锦上添花难,我们对自己有些估计不足。

  几年之前,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教育研究中心,以学院的教师为主体力量,他们结合本职工作兼做一些服务于学校的事务,比如撰写本科新生调查报告,调查博士毕业生中从事学术工作的占比,分析校内本科生转专业的情况,以及执行校领导提出的其他专项研究任务等。另外,教育研究中心还发布自主研究课题,评审和资助行政职能部门和院系工作人员提出的研究计划申请,鼓励他们结合本职工作的实际需求从事行动研究。这种参与向经验管理注入一点“科学”的成分,效果究竟如何,当由委托人进行评价,暂不好做自我评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及其下属的系、研究所是实体机构,除此之外,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申请设立虚体研究中心,我们学院一共设立了11个虚体研究中心,其中一些中心的工作与学校行政部门有较好的对接关系,比如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与学校研究生院,蔡元培研究中心与校史馆,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部。

  总之,在学科主体建制之外,我们通过设立虚体中心的方式,与学校行政部门发生工作关系,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为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四、教育学科为什么会局面尴尬?

  上面说过,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大学较为重视教师的教学行为,也希望教师可以为学校做好服务工作,但是在评估出现后,评估的结果与大学的声誉息息相关,而评估主要看研究成果,于是科研被提上大学议事日程中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内一些高水平大学中,常常遇到教学效果好而科研平平的教师被学校炒鱿鱼的情况,就是例证。教育学科在综合大学中的境遇,多少有点像在家庭出现的“孩子很努力,家长却不待见”的情形。在家长眼里,孩子光有孝是不够的,还得有忠,为父母挣得光彩,有忠才有孝。

  在蔡元培任职校长期间,北大就区分了学与术,学术是立身之本,立言比立功更重要。就教育而言,实践的教育不等于学术的教育。怎样才算是学术的教育呢?说得绝对一些,得有名师、名著,培养出优秀的学者。当具备了这些条件,就不用操心为学校直接服务了,就可以获得上述孩子甲的待遇。

  “学术”与“实用”是两码事,所需要的研究人员的素质是不同的,行为方式也是有差别的。学术的基本姿态是:价值中立,批判现实,认识而不是改造社会,用理性与非理性双重视角审视现实,得到“无为即有为”的结论是正常。与之不同,实用的基本姿态是:只能理性,不能非理性,必须保持积极和亢奋的姿态来呼应校长的理性诉求,哪位胆大者敢不识时务地给校领导出“按兵不动”的主意。学术和行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员,其行政能力越弱,学者充其量只能做参谋,不能做指挥员。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一书中就戏谑道,工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文学院的,文学院的学生里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学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钱钟书关于教育学之说,成为这个学科挥之不去的阴霾。但谬论也可能蕴含着一定的道理。检视教育学科,我以为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检讨。首先,在社会大系统中,教育处于子系统的地位,于是教育学科的视角就比较狭窄,除了教育学原理、课程论等少数子学科外,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都是母体学科的一个分支。教育的许多名著都出自其他学科学者之手,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这些学者研究教育的作品更有深度和启发性。相反,在教育学者中则较少出现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涉足其他学科领域去产生影响。其次,教育问题几乎人人可以评说,专业门槛低,专业化程度不够高。因此,教育常被视为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第三,教育现象十分复杂。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教育在多数情况下被作为解释其他社会现象的自变量,被其他学科用来解释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社会分层、民主制度等现象,这时,教育处于不可或缺但却从属的地位。对于教育学科而言,教育被视为因变量,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人的认知、成长、幸福等,结果是影响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不易得到确切和肯定的结论。

  五、教育学科怎么办?

  大学组织中学科的发展遵循学术逻辑、政治逻辑、资源逻辑、社会逻辑,其地位和发展状况可以被上述四重逻辑所解释。如果一个学科的学术水平高,自然可以在大学中获得一席之地,基础学科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学科规模业已很大,就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有利于其在大学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是学科扩张的动力所在;如果一个学科有能力从外部争取到大量的资源,其发展也不会太差,商学就是一个代表;如果一个学科与社会中的某一个强有力的职业发生紧密的联系,即使其学术水平不高,也可以高枕无忧,早期的医学就属于这种情况。⑤从四重逻辑角度看,综合大学的教育学科不具有任何相对优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后三个逻辑的作用下,有相对的优势。

  在学科地位、规模扩张受到限制、服务学校使命的召唤下,北大教育学科该如何办呢?想一想,有如下一些选择:我行我素(消极、不进取)、规模扩张(学校对硕士招生逐年递减,对于博士招生规模有严格的控制,不易实现)、范围拓展(增设教育硕士、开拓师资培养、在校内设立公选课,利弊参半)、增强校内外的服务功能(偏离学术之轨)。总的来看,上面的各项选择有利有弊,利弊参半,需要慎重决策。与师范大学和其他专门性的院校相比,综合大学的优势是学科齐全,学术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教育学科在此容易得到学术滋养,提升学术能力。此外,可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的交叉与融合,借势发展,在校方认可和鼓励的国际化方向上进行规模扩张和范围拓展。总之,综合大学的教育学科应该超越“研究领域”之局限,向学科深度发展,最终反哺教育学科,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

  注释:

  ①John D.Millett,The Academic Communit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2),70.

  ②陈苑等.北京市高校教师学缘关系与职业发展轨迹的调查与分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5):20-26.

  ③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④周勇.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悲剧命运[J].读书,2010,(3):80-89.

  ⑤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姓名:阎凤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