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现代性内涵不断丰富的实践过程。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审视，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逻辑图景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学术共同体逻辑到“学术—国家”共同体逻辑再到“学术—国家—市场”共同体逻辑的发展过程。基于一种总体性立场可以发现，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外部逻辑与内部逻辑不断互动和耦合的历史过程，是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多向互动和融合的历史过程，是由单一逻辑主导逐步走向多元逻辑共同支配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市场逻辑

　　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学术职业视角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15YJC880077）。

　　作者简介：唐世纲，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大学自身有序运行的内在需要，也是新时代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从大学外延的层次性看，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包括“个体意义”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群体意义”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类意义”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而从大学的演化进程来看，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既体现为一种横切面的结果形态，也体现为一种纵切面的过程形态。目前，论者们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个体意义”和“群体意义”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结果形态，采用的研究进路主要是“描述—解释”范式，鲜有从大学进化过程视角揭示“类意义”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逻辑，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从一种更为宽广的角度探究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逻辑图景，以期深化人们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和进一步推动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进程。

　　一、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学术共同体逻辑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大学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所谓大学治理体系，是指多元治理主体对大学进行共同、民主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基本结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这一基本结构不断优化和协调化的过程，是一个现代性内涵不断丰富的实践过程，判断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标准，主要是大学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大学使命和任务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大小。大学本身是一个生成的历史性存在，因此，大学的起源性存在及其性质是揭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逻辑的历史前提和认识论起点。也就是说，没有大学这一存在，也就无所谓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大学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共同体

　　尽管大学诞生的确切日期还有待更细致的考证，但是大学大约出现于中世纪时代是学界的共识。也就是说，中世纪大学是世界所有大学共同的历史源头。中世纪大学主要有两类组织形式：一种是“学生型”大学，主要以学生控制大学权力为主；另一种是“教师型”大学，主要以教师控制大学权力为主。但无论是“学生型”大学还是“教师型”大学，都是学者们包括教师和学生自发地聚集而形成的，他们基于学术的兴趣和需要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因此，诞生于既分裂又分权的西欧的中世纪大学，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种纯粹个体的集合形式，而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是基于探究和传播学术的兴趣和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而中世纪大学的成员来自于世界各地，因此，中世纪大学是一种“世界意义”的大学，是一种无边界大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二）治理体系围绕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需要而建构和展开

　　大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美丽的智慧花朵。大学在历史中的出场，尽管有多种原因，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是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出于对高深知识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结果。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已成为学术共同体探索和传播高深知识的组织机构，大学治理体系围绕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需要而建构和展开，成为一种更有效率、更便于成员进行学术沟通和交流的组织构架，它使大学远远超越了单纯个体层面上的自发探究和摸索。

　　首先，大学外部治理体系有效地保障了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地位。尽管从当今视野来看，中世纪大学的治理体系是相对比较简单和粗糙的，治理机制的运行也相对来说并不复杂，但是，从当时情况来看，这套治理体系还是十分有效的，能够在十分险恶的社会环境下保障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缓慢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套治理体系，大学很难会在当时艰难的社会险境中生存下来。所以说，原初的治理体系之于中世纪大学是功不可没的。从外部层面来看，大学治理体系主要涉及宗教神权、世俗王权以及自治市镇权力体系等与大学之间的治理关系，中世纪大学通过仿照当时手工艺人行会的模式建构了学者行会，“行会模式”的外部治理体系不但促进了学者们的团结合作、互助共赢，而且有力地保障了学术共同体的存续，使其不至于被当时的宗教势力、王权体系和自治市镇当局扼杀于摇篮之中。行会治理机制一方面是当时手工艺人保护自身力量盛行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也给当时危难之中的学术共同体很大的启发，并借助这种治理体系恳请当时的宗教神权或世俗王权授予其“特许状”，如此才能够很好地护卫学术共同体的有生力量。可以这样说，“行会模式”的大学外部治理体系之于学术共同体来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其是偶然的，是因为当时的学术共同体恰好选择了这套治理体系；说其是必然的，是因为学术共同体为了保全自己的“星星之火”，一定会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有效治理体系，而“行会模式”的治理体系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寻中发现的恰切治理体系。所以，从外部层面的治理关系来看，“行会模式”的治理体系是适合学术共同体内在需要的，有效地保障了其自治地位。

　　其次，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有效地维护了学术共同体的自由探索。学术自由是学者们进行学术探索的重要条件。从大学内部层面来看，治理体系是由学术权力主导的，是学术力量基于自由地探索真理和学问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学者团体事实上拥有全面的学术管理权利，学术力量完全主导智力机构内部的一切事务，包括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中世纪大学之中的学者团体拥有的学术自治权主要有：招收学生或邀请学者的权利；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授课的权利；颁发教学证书或学位的权利；不受外来干涉，自主管理大学教学、行政等其他一切事务的权利。“中世纪大学的师生不但拥有对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学位授予、教师聘请等学术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的权利，而且学校的行政事务也基本上是由学者完成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世纪大学的规模不大，各种事务也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并不复杂。尽管如此，中世纪大学创制和建构的这套治理体系，不但是基于自身发展内在需要的，而且事实上有效地维护和保障了学术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

　　（三）学术共同体逻辑是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基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大学的外部治理体系还是内部治理体系，都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需要即更好地探究和发展学问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行会模式”的治理体系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地位，维护了学术共同体的自由探索，而且有力地支撑了中世纪大学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尽管现代化是一个近现代以来的话题，它开启于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更是一个“新时代”课题，但是，从中世纪大学治理体系的建构和筹划中，我们不难体悟到，学术共同体逻辑是中世纪大学治理体系背后的深层逻辑，也就是说，大学治理体系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需要而建构和筹划起来的。尽管大学治理体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践过程，但是，现代大学是由中世纪大学进化而来的，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历史源头，而中世纪大学的治理体系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需要建立起来的，学术共同体逻辑是中世纪大学治理体系的深层逻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术共同体逻辑构成了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基因，是深深嵌入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始终的内核性元素。所以，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是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反过来说，没有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或者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不够显著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难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或本真意义上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

　　尽管从起源性角度来看，大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逻辑是大学治理体系的本体逻辑，它以一种“基因”的形式存在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之中，比如，英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很好地体现和反映了学术共同体逻辑的基本精神，“古典大学的自治传统在英国现代大学制度中实质性地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大学自治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大学谨守自身的价值与使命，颇有洁身自好的意味；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敬畏大学，奉大学为社会文化之柱石，严守法律和文化传统，不直接干预任何大学的具体事务，给予大学全面的自治权力”，但是，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外部世界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随着宗教神权的衰微、世俗力量的崛起、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学的“世界性”特征正逐步消解，“民族性、地方性和国家性”特征日益凸显，学术共同体逻辑作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基础也开始慢慢地发生变化，国家逻辑作为一种新的逻辑形式逐步渗透和扩散至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之中，与学术共同体逻辑一道成为影响和主导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力量。

　　（一）大学的角色日益由“世界性大学”转变为“国家性大学”

　　作为一种集体性探究高深学问的历史源头，中世纪大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共同体，也是一种“世界性大学”，因为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大学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它就是自身的主人。对其成员来讲，既没有民族之分，也没有地域之分，更没有权力之分，只要对探究和传播高深学问有兴趣，都可以自行加入学术共同体，成为其中的一员。当然，如果对加入的学术共同体不满意，也可以选择自动退出。可以看出，中世纪大学是依据自身的价值和使命而逐渐形成的，是一种“自我演化论”的产物。

　　自16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宗教神权体系控制力的减弱、世俗力量的觉醒、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以及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世界性重大运动的相继发生，相较于中世纪时代，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不但对世界力量的整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实质性地改变了大学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大学的角色不再是“世界性大学”了，而日益成为了“国家性大学”。作为国家的重要社会组织之一，大学的办学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主”和“自由”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不但对大学办学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国家的行政科层权力体系对大学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而且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凭借，它们构成了大学办学的外部生态环境，大学也因此与国家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共同体。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国家的存在，也就没有大学的存在，国家成为大学的保护性力量和支持性力量，大学也逐步由“自我演化论”的产物转变为“社会建构论”的结果，成为国家的大学、民族的大学和地方的大学。与之相应，学术共同体探究高深学问的兴趣也由世界性学问、普遍性学问逐步转到地方性学问、特殊性学问，国家利益、国家立场和国家战略渐渐成为学者共同体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不自觉、无意识的前提和条件。

　　（二）大学治理体系围绕“学术—国家”二元逻辑框架来建构和展开

　　中世纪时代的大学治理体系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行会模式”治理体系。这套治理体系既是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性选择，也为后来大学的治理奠定了必要的结构基础。由于中世纪大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其治理体系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需要而构建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学术共同体逻辑是中世纪大学治理体系的本真逻辑，中世纪大学治理体系深刻反映和体现了学术共同体逻辑的精神和要求。但是，随着外部世界环境的重大变迁，特别是作为世界基本单位的国家日益发展和壮大，逐步成为支配世界运行的基本力量，大学也由单纯的学术共同体一跃而成为“学术—国家”共同体，国家开始对大学治理体系产生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大学治理体系不可能再单纯地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必须根据“学术—国家”的二元逻辑框架来重建和展开。

　　一方面，从外部层面来看，大学治理体系需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大学与政府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与中世纪大学不同，近代以来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日益成为主导世界运行的基本力量，也成为大学办学的关键性背景和支配性力量。作为国家的行政执行体系，政府日益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介入大学，大学的自主性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主与控制成为大学运行的基本矛盾之一。因此，大学与政府的治理关系是大学构建有效的外部治理体系的关键。为了有效应对和化解大学与政府的治理关系问题，各国大学在自身文化传统、制度背景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艰苦探索，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大学外部治理体系。例如，19世纪初德国政府创建的柏林大学，建立起了一种大学自治基础上的联邦与州政府合作治理体系，也可称之为“洪堡模式”的治理体系，其突出特点在于：“它在欧洲首次塑造了现代社会世俗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赋予大学自治的法律地位；首次将大学教授归入国家公务员系列，为大学教授提供职业保障；首次明确大学学术自由的合法性依据，将大学的学术使命置于国家责任之上；首次建立讲座教授制度，给予讲座教授绝对的治校权力，使德国大学有‘讲座制教授大学’之称。”又如，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法国大学的外部治理体系主要是一种学术自由基础上的政府治理体系，可称之为“集权模式”的治理体系，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管理和大学学术自由的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从内部层面来看，大学治理体系需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学术与行政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中世纪大学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学术共同体组织，规模不是很大，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非学术事务，也都并不复杂。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变化，大学也日益社会化、世俗化、民主化和地方化，大学的规模逐渐扩大，大学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提高，其各种事务变得越来越繁多和复杂，大学的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也相应增加，“早期由教师兼职的管理岗位逐渐被以行政为职业的人员所占据，他们在大学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阶层’，大学也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日益成为一个“学术—行政”共同体组织，而不再是单纯的学术共同体组织。因此，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学术与行政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就成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所在。围绕这一核心，各个国家的大学根据自身的情况建构了差异显著的治理体系。比如，德国柏林大学在“学校—学部—研究所”三层治理框架中建立起了以讲座教授为主体的治理体系，无论是在学校层面、学部层面还是研究所里，讲座教授都具有绝对的权力，大学内部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是由教授们主导和把控的，因此，其内部治理体系可称之为“讲座制教授模式”治理体系。与德国大学不同，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框架下，法国大学内部建立起了委员会治理体系，是一种“委员会模式”的治理体系，教授在各种委员会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保障了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

　　（三）“学术—国家”二元逻辑框架成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在不断变迁，大学亦在不断变革，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中世纪时代大学治理体系只是单纯体现和反映学术共同体逻辑不同，随着近现代进程的开启，大学变得越来越国家化和世俗化，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国家逻辑也越来越凸显，“国家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威权引领功能的重大责任主体，遵循、维系和保障国家逻辑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是深化国家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合理需求，是规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要素分层和功能重叠的定海神针”，所以，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逻辑图景有了新的变化，“学术—国家”二元逻辑构成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基础。换言之，“学术—国家”二元逻辑框架成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的现代化，不论是过程意义还是结果意义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都是如此。

　　三、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市场逻辑

　　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交换体系和消费体系的全面建立，市场的“幽灵”开始在全世界的上空飘荡，竞争、效率、交换、消费、价格、利润等市场话语也开始广泛地出现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之中。作为一种力量、话语、背景和理念，市场已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缺失的存在，逐步渗透和扩散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环节和方方面面。大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不可能置身于市场体系之外，它已被市场全面包围，成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不但受市场法则制约，而且为市场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促成市场更为健康地运转和发展。与此相应，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深刻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而且深刻反映和体现市场逻辑，市场力量已经和正在成为影响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

　　（一）大学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

　　市场的观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但是，作为一种重要话语和运行方式，市场全面影响和深度介入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则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全球扩散，市场的思维、精神与行动正日益深入人心。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处理和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体关系的重要方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场尽管看似是无形的，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却是一种真实的影响力量，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的生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市场正从以往“孤立的点”向四面八方辐射和扩散，世界已成为安放市场之网的载体，市场机制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机制之一。

　　在市场化风起云涌的现代，大学既是学术共同体的，也是国家的，更是市场的。大学的市场化和市场的大学化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不可能脱离于市场之外，它正成为现代市场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学的市场性格越来越突出。市场之网把大学卷入其中，并规范大学的日常运行乃至精神风貌。大学办学也越来越以市场的要求和尺度为标准，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市场的印痕无处不在。市场不仅影响大学的日常运行，而且规制大学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学也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一环。

　　（二）大学治理体系围绕“学术—国家—市场”三元逻辑框架来建构和展开

　　20世纪以来，市场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世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市场不仅影响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而且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就是说，生活于市场之网中的人们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市场的意味。大学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为建制，在市场化滚滚洪流的裹挟下，它不可能无动于衷，既会受到市场的深刻影响，也会以一种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反作用于市场。在国家的场域中，市场与大学的双向互动，不但使大学治理体系的建构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而且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反映和体现“学术—国家—市场”的三元逻辑。

　　从外部层面来看，大学治理体系需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大学与市场、政府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在传统的国家治理框架下，大学治理体系需要集中关注的是大学与政府的治理关系问题。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费关系、交换关系的在全球辐射和蔓延，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市场即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之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大学都不可能自我封闭而成为“学术孤岛”，而一定会受到市场化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治理体系不但要处理和协调大学与政府的治理关系，而且要处理和协调大学与市场的治理关系。大学外部相关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需要紧紧围绕大学、国家和市场三者的治理关系来构建。各国大学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例如，美国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的市场体系不但发育得比较成熟，而且其运作也比较规范。强大的市场力量不仅塑造了美国灵活而有效率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而且对大学的治理体系也产成了重要影响。由于美国没有所谓的国立大学或中央大学，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没有举办权和管理权，相关的权力主要由州政府来掌控。尽管州政府拥有一系列的教育管理权力，但它并不直接管理大学，而是具体通过董事会、认证委员会、各种协会等来规范和治理大学。美国大学外部治理体系是一种大学自治基础上的州政府协调治理体系。尽管如此，由于市场化的深度影响，美国社会参与治理十分广泛和普遍，对大学办学的影响也比较大。“各种专业性、职业性的学会或协会，各种新闻舆论媒体，甚至一些相关劳工组织和慈善组织都通过专业评估认证、排名、调查报告、公开声明、经费支持等，对大学办学施加必要的影响。”

　　从内部层面来看，大学治理体系需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学术、行政和市场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市场不仅对大学外部治理体系的构建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构建亦产生深刻影响。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不仅大学的日常办学，包括专业设置、课程开设和教学方式，深受市场的影响，如近年来出现的“学术资本主义”就很好地刻画了市场对大学办学的显著影响，而且对大学的治理体系也施加着重要影响，大学内部的学术、行政和市场的治理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各国大学在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提升大学的治理水平，依据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传统，对构建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进行了艰苦探索，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文化。例如，在市场化进行得比较彻底的美国大学，其内部治理体系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三架马车’的模式，即董事会、校长行政体系和教授会三位一体，共享治理权力，维护大学正常办学秩序，保障大学功能的实现”，也可将其称之为“三驾马车模式”的内部治理体系。又如，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市场体系，其发育还不够成熟，运行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就主要表现为行政主导的治理体系，也可称之为“行政主导型”内部治理体系。

　　（三）“学术—国家—市场”逻辑是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层逻辑

　　市场化是当今时代的一种基本趋势和重要运动。处于市场化滚滚洪流之中的现代大学，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蛰居一地，自成一体，它必然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市场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说，大学的市场化和市场的大学化是同一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在此情况下，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既不可能单纯地反映和体现学术共同体逻辑，也不可能简单地反映和体现国家逻辑，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和水平上体现和反映市场逻辑，也就是说，市场逻辑一定会成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逻辑图景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术—国家—市场”逻辑是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层逻辑。一方面，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反映和体现了学术共同体逻辑，另一方面，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也体现和反映了国家逻辑，再一方面，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还体现和反映了市场逻辑。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博弈、互动的外在体现和形式表现。也就是说，在市场化不断涌动的现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是体现和反映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现代化，一定是这三种逻辑不断互动和耦合的外在结果。

　　四、余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三重逻辑的反思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历史的视角看，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治理体系丰富化、展开化的实践过程；从逻辑的角度看，尽管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的，形式是五彩缤纷的，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却是相对简单的，它经历了从中世纪时代的学术共同体逻辑，到近现代的“学术—国家”共同体逻辑，再到现代的“学术—国家—市场”共同体逻辑。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必然受到大学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变了，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背后的逻辑图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说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始终体现其“学术本质”的现代化，是学术共同体逻辑的外在化和形式化。所以，基于一种总体性视角，可以发现，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外部逻辑与内部逻辑不断互动和耦合的历史过程，是学术共同体逻辑、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多向互动和融合的历史过程，是由单一逻辑主导逐步走向多元逻辑共同支配的历史过程。此外，目前大学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虚拟大学和网络大学，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否也反映和体现了智能逻辑，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