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高等教育，已为大势所趋。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技术手段与相对不变的教育初衷之间，天然存在着伦理冲突。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必然引发一体两面的伦理纠结：高等教育面临更多的选择与更多的限制；教育伦理主体出现机械化与模糊化倾向；个性化教育更加便捷有效，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保护屏障无以为系；技术一方面促进学习效能，另一方面成为自主学习的钳制手段。往前看，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要避免陷入“机械化”的陷阱，务必恪守教育发展的本真逻辑，在积极迎接新技术的同时，警惕“泛技术化”和技术功利主义对教育的浸染，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权衡与融合中坚守育人底线，以道驭技，以人为本，继而才有利于实现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统合发展之道。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伦理；技术理性；教育发展

　　作者简介：董云川，男，云南云龙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韦玲，女，云南普洱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德育研究。

　　科技的创新和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两者相互激励和促进，共同书写人类的文明史。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把人类推入了机器大生产时代，并及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教育也因此进入科技革命的快车道，取得巨大发展。当前，以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以一种颠覆式的功能深刻驱动影响着人类及智能社会的变迁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教育活动，并持续渗透到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全程之中，伴随着教育信息化2.0的启动，“高等教育也将迎来人机协同、跨界合作、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这也必将对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1]。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教育变革，鉴于其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巨大助推力，人们在技术的感召引领下亦步亦趋，专注于发展智能教育，积极革故鼎新，努力重塑教育生态。当前，人工智能在促进大学生个性化学习和改善学习效率，提高教育管理水平等方面已彰显出明显优势。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头不可限量，结果很难臆测，脑机接口技术甚至可以为大脑植入芯片来代替学习。人们因此津津乐道，“给大脑植入芯片就不用学习了”[2]174，“有了脑机接口技术，学生再也不能开小差了”[2]172。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教育领域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也会越来越深入。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工智能科技对教育的变革提供了样本”[2]18。然而，这种对于技术的无条件信任和无边界追求，是否会入侵并干预到教育的本真与初衷？结论尚不明确。而在“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这一问题上的纠结，却难以避免引发在技术至上语境下的“教育的机械化趋势”[3]。在这种趋势下，如果智能教育仅仅只关注到知识及信息传递的效率，那教育终究难免沦为一场追逐功利的劳作，教育的价值理性一旦被技术理性所超越，势必连带出一系列伦理问题的产生。如此情形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究竟会给未来的高等教育带来什么样的伦理冲突，也就值得根究一下了。

　　一、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的伦理纠结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围绕各种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人类总是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并不局限于技术和应用层面，而更多的是人文和伦理挑战[4]。教育行业同样如此，雷朝滋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模糊人类社会与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界限，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和法律安全问题”[5]。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为高校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产生一系列的伦理新纠结。

　　（一）教育伦理主体的机械化与教育伦理主体的模糊化

　　从教育伦理学看，“教育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从而保障教育符合道德的有序进行”[6]。“如果教育教学没有这样的道德意义或道德承诺，那么教育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它的神圣使命”[7]。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主客体的关系，技术是依附于人的客体，教育伦理的主体是人，教育伦理规范由人的道德判断来实现。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体具备了“类人”的思维和“超人”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仍然归属于客体范畴，随着“类人”思维和“超人”能力的发展，人与技术是否会突破现存的主客体关系，进而演变为主体与类主体的关系？主客体关系的突破必然会解构传统的教育模式。进一步说，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与发展，技术和机器成为教育的重要载体，这些智能载体能否成为教育伦理的主体，即伦理主体的机器化，并在面临伦理道德选择时具备判断意识？关于机器是否具有意识和“道德智能体”[8]是否成立的争论，关乎伦理关系中主体的根本性质和价值基础。这一系列的问题悬而未决，致使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教育伦理也丧失了根本依据，导致伦理关系模糊、伦理主体缺失，伦理规范丧失了依据。当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与物的伦理关系和人的伦理主体地位时，传统伦理也就面临解构的风险，意味着以人为主体地位的传统伦理时代的终结，这必然会对教育伦理带来颠覆性的冲击。

　　教育是人的教育，任何教育都必须通过人而改变人，这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存在的意义。从教育伦理存在的意义来看，教育伦理的发生和结果也应该指向人。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育如果缺失了人的主体地位，或者机器代替了人的主体地位，那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技术选择机会的公平VS.技术条件限制的不公平

　　优质的高等教育一直是稀缺资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破除了传统教育对于时间、空间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借助人工智能打造的自适应学习平台，不断涌现出有别于传统课堂教育的非正规教学空间，传统大学的“围墙”正在消失。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打破时间、空间的藩篱，让学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让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覆盖城市与农村，让即便是地球两端的学生也能同上一堂课，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将会促进教育向智能化、科学化、社会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并能够有效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然而，“乞丐与王子真的能同上一堂课吗？”[9]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未必会促成受教育机会的绝对公平。精英阶层总是想方设法的寻求各种防范来保全自身的优势，智能时代，最新的教育技术依旧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享有，他们会拿到最好的教学设备，比如一台有很多新增设备和功能的电脑。更为严重的是信息的不对称、不透明和知识技术门槛，这些都会加剧教育领域出现信息壁垒、数字鸿沟等有违于教育公平的现象和趋势。相关研究描述了当前发展中国家智能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硬件、互联网的可靠性、数据成本、通信技术、语言文化差异等”[10]。从这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技术，学习者使用计算机、网络与相关语言的能力，智能教育设备和资源信息的储备，以及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经费等等，这些因素的效应相互叠加，最终使处于技术边缘和不利情景中的人有可能被排斥在智能教育之外，这部分人不仅不能通过智能教育平台共享教育资源，反而缺失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和渠道。从这个角度判断，这种技术上选择的公平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统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除此之外，大部分优质的教育资源都不是免费的，教育与技术企业的合作势必会受到资本与市场的左右，这些都成为了“乞丐”在接受教育时的桎梏。可见，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带来的这些桎梏和歧视成为了教育不公的诱因，“由技术霸权导致了知识霸权的出现”[11]，由此构成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中的伦理价值难题。

　　（三）个性化教育的契机与个人信息穿透的危机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为智能精准选择并实现个性化学习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结合，高校可以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的专家系统、感知测算、模式识别、模糊逻辑等技术，依据学生的个体情况打造个性化的自适应学习模式，为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创造客观条件。通过物联网、新型智能教室和智能设备的使用，学生可以在个性化的自适应学习平台上，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制定学习计划，并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这使得学习更加人性化，更具自主性。

　　然而，受教育者在智能学习平台接受个性化学习定制时，必然需要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公布的越全面、细致，学习越能彰显个性化。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催生着教育大数据的产生，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利用各类数据采集设施、数据分析系统轻松获取受教育者的各种信息，并且运用强大的算法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将一些与学习有直接关系或者看似没什么关联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不仅能分析出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明令禁止的分数排名，还能“算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素养、思考能力、心理健康、行为习惯等，甚至“读出”他们隐藏的弱点。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记录，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大数据，智能算法系统甚至比我们自己还了解自己，人毫无保留的被暴露在了数据智能分析中。数据的力量不容小觑，数据公司可以轻而易举的用它来操纵学生。更有甚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学生的信息成为各个智能教育商之间相互分享的商业数据，这些数据在市场的运作下不断地在各个企业中分享和使用，形成大量的教育用户信息库，最终使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丧失了现实意义。由此给受教育者带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频繁接收到投资商和广告商发送的有针对性的广告推荐，更深层的问题是个人隐私被数据化、价值化，造成了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人的尊严是人的基本权利，隐私权是构成人的尊严的重要内容，属于人的一种基本权利，隐私权的侵犯使得个人的基本权利丧失了基本的屏障。

　　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在使用大数据技术来为学生量身打造个性化学习时，不得不以获取大量学生信息为基础，受教育者也不得不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这种一方面要求保护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又要求搜集海量个人数据的悖论需求，使高等教育面临伦理的两难困境。在隐私权与个性化学习中，受教育者如何取舍？高等教育又该何去何从？

　　（四）学习辅助系统的进步与技术扩张对自主学习的钳制

　　在利用技术来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效率无疑是最大的成就点。随着人工智能在校园的普及，智慧校园、智能教室使教育评价与管理更加自动化，更加高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的智能评价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可以加强对学习过程的把握、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系统整体效能。借助于人工智能设备和算法，教育管理者可以对受教育者的元认知、高阶认知，甚至是心理和身体健康等多种因素进行实时监控和掌握，并进行分析与运算，不间断地对学习的过程进行跟踪、检测、预警和干预等，实现对教育质量的动态监测和管理。比如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记录与分析人脑的信号，推测人的思维活动，并据此输出具体的指令来操控智能机器。如果把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到教学中，课堂上的学生再也不能开小差了，因为一开小差，教学系统就能通过脑机接口侦测到异常脑电波动，并分别向教师与学生给出提示。学生要自我警醒，集中注意力；教师要注意转变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2]174。早在2017年，就有教育机构表示，将推出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提供学习状态测评，对学生上课的瞳孔和表情变化进行监测，从“专注、疑惑、高兴、闭眼”四个维度分析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接受程度，并绘制学生听课时的注意力曲线图，全面掌握学生的听课状态。试图以此来使课堂透明化，打开教学过程的“黑箱”，让教学过程更清楚透明，以此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

　　然而，在教育领域，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一味地迷恋于手段，盲目地去追求控制学习的技术性，往往忽视了对教育中“为什么而治理”、“什么样的治理才是好治理”等具有价值追求的思辨和考量，以至于忽略教育管理的价值本源与伦理审视，甚至出现了“究竟是校园信息化还是校园监狱化”、“表情识别分析真的靠谱吗”、“上课要学会演戏”等的质疑。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细致、全面的行为和认知管理，一切学习因素都可以通过强大的算法进行量化考核。假设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确保分析的万无一失，然而即便技术问题解决了，教育伦理这关是否能过得去？教育的根本，是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是教育的需求，也是学生的需求。但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教师依赖于技术对教学的监控而逐渐弱化了自我判断，学生面对机器的采集和分析，势必为了迎合机器而忽略了独立思考。技术的无限扩张最终导致教育沦为单纯的技术性灌输，学生形成表演型人格。除此之外，外在价值刺激的作用只能短暂存在，积极的管理行为将管理权利牢牢掌握在教育者手中，受教育者被排斥于管理之外，这无疑弱化了自我管理，阻碍了受教育者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控制等内因，从而使积极的管理行为导致了消极的结果，这种对学习的强制控制导致了教育管理目标和方法的双重迷失，引发教育管理的价值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高效积极的强势控制，越容易形成消极服从或奴化的行为习惯，不利于受教育者主体意识的形成，限制了他们通过自我管理来丰富人性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力养成。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权衡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是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是教育主体和教育发展的自然选择，当这一选择给教育带来颠覆性革新后，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一系列伦理挑战，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势必要从伦理角度对教育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马克斯·韦伯将理性一分为二，划分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且认为两者是对立状态。马科库塞基本认同其观点，并指出工具理性等同于技术理性，认为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条件；而价值理性作为技术理性的对立面，强调人的价值导向和立场，代表着人对于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反思和审视。在技术的应用中，“应用”的失误或者是失控，是由于技术理性缺失了价值理性的引导规约，忽视了人的价值和人对技术的反思，导致了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和价值理性的日渐衰微，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中要警惕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与失衡，防止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首先，教育的技术化不是“泛技术化”，教育的技术理性也绝不是工具性教育。在教育与技术的融合发展中，技术给予教育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也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诸多便利，人们普遍对技术表现出推崇和乐观，聚焦于技术带给教育的新鲜和刺激，积极尝试各种新技术给教育带来的便利，然而过分依赖“技术支持”，一味地追求“技术革新”，盲目推动教育的技术化进程，往往导致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使教育陷入“泛技术化”的窠臼。技术越俎代庖成为教育的主人，教育中人的价值和意义得不到彰显，教育的过程完全依据技术手段和遵循技术思维来开展，人即成为了技术的附庸，生命主体价值在技术的支配下被扼杀，人性受到技术的压制，使得丰富多彩的“人性”物化为“工具人”。教育的“泛技术化”趋势一方面将教育者作为技术理性的代理人，“教师”的职责简化为技术的执行者，即用技术的手段、技术的方式为学生进行技术的灌输。人工智能提供的标准化的教学过程、海量的教学资源、科学的教学方法，使教师在教学时，由于对新技术产生的理所当然的敬畏，被动地成为技术信息的“搬运工”，把知识的传授变成了机械化的信息传递，抑制了教学过程中由特定的教学情境带来的教学的多样化，使教育呈现出“机械化”趋势。这种工具性教育使教育沦为追求信息传递效率的方式，由此丧失了教育育人的初衷和本真。同时，作为教育者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于本专业领域知识的钻研和探索，削弱了育人的主动性，由此产生的教师职业倦怠成为“泛技术化”的代价之一。另一方面教育的“泛技术化”趋势将受教育者满怀疑问和否定的思维全面转变为抛弃价值理性的肯定性思维。随着智能教育搜集的浩如烟海的信息大量传入，“学生”无暇思考“是什么”的价值本源问题，在对技术的崇拜中，学习转向了功能性的“怎么做”，“学生”沦为一台台乖巧的“机器”，被动的等待着“机器人老师”的传授。在这种“泛技术化”情境中，教育被圈禁于技术的牢笼，沦为技术的“阶下囚”，技术因素取代教育因素成为决定教育有效性的标准。丰富、发展和完善人性是教育应有的追求，过度强调技术手段、技术逻辑是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控制，必然会导致教育缺乏应有的温度。“泛技术化”导致本身包含情感、心理和知识交互过程的教育活动成为促使教育异化和人的异化的劳作。让人们承受着一系列技术进步导致的道德失灵问题的困扰，背离了教育技术存在与发展的价值追求，也制约着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

　　其次，教育的技术理性要警惕技术功利主义对教育的浸染。缺乏价值理性约束的技术理性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其的影响，从而形成技术功利主义倾向，技术功利主义把“是否有用”作为衡量技术价值的标准，仅仅关注技术的使用效率和产生的效益，把技术工具化、目的化。在技术和教育的融合发展中，技术功利主义导致了教育的功利化趋势。教育承载了太多的希望与梦想，因而在投入和产出之间，人们总是希望周期越短越好，差距越小越好，教育的功利化正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缩影，人们对教育外在目标的追求高于教育内在价值的追求，技术理性帮助教育实现了短时间内输送“教育产品”的目的，教育俨然变成了一场竞赛[12]。这场竞赛由人们以功利的眼光来评价和衡量，由此使得教育的价值理性被技术手段的技术理性所超越，这样的教育技术只为追求信息传递的效率，导致教育的机械化趋向，使教育中的认知过程简单化，情感成分逐渐流失，最终导致教育的功利化。教育的功利化在追逐“技术的创新”和“传统的变革”的“技术理性”时，受教育者也被动的融入这一趋势中，不断地调整学习以适应社会和教育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目的不再聚焦于“人性”的丰富，而仅仅为了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社会和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教育系统就生产什么，在技术功利主义和教育功利主义的双重驱动下，教育形成产业化，大学变成工厂，毕业生成为产品，代表社会教育核心的高等教育沦为了“知识工业”的代表。

　　最后，教育技术理性的价值意义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技术理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对教育亦是如此，没有技术理性的支撑，人类无法创造出一个以人为主导性的世界，“人类文明”即是技术理性内在价值的体现。显然，对于技术理性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虽然，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因错误使用技术而出现消极后果，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技术理性的价值，如果因为技术带来的问题而放弃技术，无异于因噎废食。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对教育规律和教育伦理的挑战，但这并不能完全抹杀其对教育变革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将“技术”看作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的技术乐观主义，还是夸大“技术异化”的技术悲观主义，都无法否认这一点。技术虽然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但其本身不具有价值，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体现价值，因此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所产生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人工智能本身，而要追溯到应用的主观因素。进一步说，技术是中性的，但是技术的使用却暗含着人的价值观，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技术的应用主宰着技术的“善”与“恶”。除此之外，技术理性的张扬是否一定会导致价值理性的衰退，对这一问题的片面回答，制约着实践的发展，也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两者对立的理论依据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然而，韦伯在对理性进行划分时也指出，这种划分是“理想类型”的，在现实中他们并未以这种纯粹的形态实现过，舒尔曼认为舍恩对教育技术理性的批判“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他认为舍恩对“艺术性”和“技术理性”之间二元对立的划分不符合教育实际，因为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不会属于这种极端的类型，而是技术与反思、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教育中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互动与平衡，是保证教育健康发展的应然状态。教育的技术理性包含教育方法手段的科学化、技术化，教育的价值理性包含教育的规律、目标和本真，是教育得以存在的依托。教育的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价值理性规约着技术理性，保证教育的方向，技术理性为这一方向提供保障和支持。所以即便达到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仍然是“技术”，是教育目标的物质基础，支撑着教育价值的实现。

　　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合之道

　　仅仅从技术理性来审视教育，教育这一充满灵性的实践活动则降低为机械化、程序化的活动，而拒绝技术理性单纯以价值理性来开展教育，也必然使教育脱离现实社会的发展基础，从而丧失前进的动力。教育实践与技术的融合对教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两者的冲突和矛盾从未停止，如教育的人文性与技术的工具性，教育的丰富性与技术的单一性，教育的多样性与技术的机械性等，正如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教育与技术之间正是在双方不断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中走向融合统一，这也是教育价值理性克服技术理性负面效应的必由之路。

　　（一）以道驭技，以人为本

　　技术理性导致的教育机械化趋势是由于技术理性对教育的宰制所造成的，化解由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错位而导致的人之“缺失”，就需要去除技术理性对资本的狂热追逐，以道驭技。教育之道关乎到教育的本真问题，对此有多重解释，比如马卡连柯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为幸福的人”[13]，克里希那穆提认为“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14]，弗莱雷则认为“教育即解放”[15]，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16]。老子认为教育之道在心灵，“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这里的“一”，就是根性，亦即教育的灵魂所系。尽管关于教育之道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实质都指向教育的价值理性。以道驭技，以价值理性引领技术理性，彰显人文精神的感召作用，并非就是对技术理性的舍弃，而是在价值理性的关照下形成合理的张力，让各种技术资源成为教育者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辅助手段。价值理性的“道”与技术理性的“技”，二者相融共生，从价值理性的维度来体现对人的关怀，秉承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握“育人”这一教育本真。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实质上是机器对有机生命体的挑战，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代，教育迫切需要回归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存在价值和成长方向，而以人为本的教育是改变教育中技术理性至上倾向的重要方法，也是教育回归本真的实在途径。

　　（二）格物致知，经世致用

　　明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喻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技术必须应用到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功效，无可否认，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过技术，技术帮助人类创造了人类世界。同样，技术的负面效应必须在技术的应用中通过技术自身的发展不断加以解决，这即是技术自身发展的目的也是价值理性的追求。从教育领域看，从图书与纸张的推广，到电子书和互联网技术，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事实上，技术早已成就了教育，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进展。当然，这一进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先哲柏拉图就曾认为纸张相对于口传会降低人们的记忆力，从而反对纸张和图书进入教育。随着技术和教育的发展，现在的我们对图书和纸张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将其视为教育的标志，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不断融入教育，也必然会给未来的教育带来新的变革。显然，在这个没有技术就没有人类的时代，技术必然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包括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应是是否在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而是如何更好地开发人工智能，规范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规则，利用人工智能改善我们的教育。让技术的目的服从于教育目的，在教育的价值理性指引下，释放技术理性的巨大潜能，开发人工智能教育的广阔空间，使人工智能技术真正做到经世致用。

　　（三）从心所欲，不逾矩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可以创新未来教育，但技术蕴含的无限潜力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成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可能引发新的教育不公，连带隐私泄露，以及随着教育主体物化而造成的教育伦理主体迷失等一系列伦理难题。其在实践与伦理要求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不仅会对教育主体的发展造成影响，甚至可能给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带来危机。问题的根源还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尺度问题，而在于技术在赋能教育时是否造成了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僭越，是否违背了教育为实现人这一有机生命体的全面发展的初衷。甄别技术伦理的边界，就不得不从教育伦理中去根究。首先，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是否真的体现了教育性。这一技术的内在价值在教育中是否得以体现，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是否实现统合的关键所在。在实践中要时刻警惕技术在非教育目的下无限度侵入教育系统的倾向。人工智能技术只有服务于教育，才能体现其本体价值，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其次，在具备教育性的技术应用行为中，还需明确这一应用行为是否关乎伦理道德。只有确实关乎人类伦理道德规范的技术应用实践，才能够践行于教育过程之中。事实上，明确这一边界也将有效避免技术理性的发展被“道德绑架”所限制。最后，在关乎伦理道德的技术应用行为中进行道德判断。判断的标准要遵循教育的育人原则，从教育性、道德性中去加以考量，遵守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公序良俗，严肃对待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教育伦理规则作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的重要前提，确保教育行为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迎接智能教育时代。

　　四、结语

　　往外看，技术过去曾经服务于人类，现在正在造福于人类，并大有改变人类未来命运走向之大趋势；而往内看，教育的本质维系于活生生的人，不论教育的模式、过程、方法与手段如何变迁，总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往后看，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发展，旨在通过更好地完善个体生命，继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在人工智能这一诱因下不断发展变化的高等教育受体，如果偏离了教育的育人正途，就难以规避机器对人这一有机生命体的存在价值和成长方向的“改造”或“技术控制”，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伦理矛盾和发展问题。毋庸置疑，当前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的伦理纠结已现端倪，而未来随着技术的飞速变化和深度地融入，这些纠结和矛盾必将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甚至面临着失控的危险。人们过去只对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品质担忧，而未来却将对教育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教育被技术入侵甚至被技术取代等一系列更加复杂的生存问题而担忧。有鉴于此，高等教育既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将技术进步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有效动力，也要在教育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权衡与融通之中始终守住教育本真生命体的底线，继而才能够更好地达成二千年前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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